1938年清明節前夕，國共兩黨為了體現團結協作，共御外侮，爭取民族獨立的決心，均派要員和當時的社會各界代表人士共同拜祭黃帝陵。陜甘寧邊區代理主席張國燾代表中共方面參與了這次活動。張國燾由于在長征期間不止一次的想要“另立中央”，因而到了延安后，他是怨念頗深，早已是和他所參與創立的黨貌合神離。

祭拜黃帝陵

張國燾因為心態失衡，所以在祭陵時有些心不在焉。而他的異常，引起了國民黨代表蔣鼎文、谷正鼎的注意。兩人知道張國燾現在的處境是一個絕佳的拉攏時機，因而他們就挑撥性的試探道：“蔣委員長對你很器重，請你去西安談談。如何？”

此時的張國燾正苦無逃生之計，聽到對方的主動示好和誠摯邀請，頓覺受寵若驚，欣然接受。活動結束后，他就丟下了邊區政府的其他同志，偷偷摸摸上了蔣鼎文的車直奔西安而去。

到了西安后，他住進了國民黨的西京招待所，受到了他渴望已久的矚目和優待。而他的墮落之快也令人咂舌，他換上了高檔的衣服，吃山珍海味，然后成天和國民黨官員和特務混在一起，并受到他們的嚴密保護。

張國燾和毛主席

4月7日，在國民黨的安排下，張國燾乘火車到達了蔣介石駐蹕的武漢。在他上火車前幾分鐘，他還特意給當時正在西安的中共代表林伯渠，約他在火車站談話。林伯渠希望他懸崖勒馬，不要執迷不悟。而他說了一通自以為是的謬論后，徑直登上了前往武漢的火車。

林伯渠立刻把這一驚天丑聞上報給了黨中央，引起了黨內極大的震動。周恩來副主席知道要想把事態控制住，必須在張國燾下火車的時候，把他“接”回來。而這項任務是去“叫醒一個裝睡的人”，肯定異常艱苦，需要一個智慧和魄力兼得的同志，所以周副主席選擇了數次挽救黨中央的李克農去執行這一次特殊的任務。

李克農在火車站見到正襟危坐，略帶緊張的張國燾后，客氣地說：“張副主席，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們來接你，請趕快下車。”而張國燾再次拒絕了同志們的好意，傲慢地說：“我自己走，你們不要管了。”

李克農知道張國燾不會那么輕易地回頭，就和其他同志一起震懾住周圍的國民黨特務，把他帶到了提前準備好的汽車內。而后，提前在武漢等待的周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立刻和他在一家旅店談話，勸他一起回延安。可張國燾固執己見，并向他們拋出“共產黨應該向國民黨投降”的無恥之論。

“特工之王”李克農

而后周副主席又一連勸了兩天，徒勞無獲，只好把這一焦灼情況匯報給了黨中央。而張國燾不甘心自己的“美好未來”就這樣還沒開始就匆匆結束，他就利用他依然存在的邊區政府代主席的身份提出要出去辦事，而負責監視他的李克農不好強行阻攔，只好派了兩名同志陪他一同外出。

結果，他搞起了大串聯，找到了一眾和他有著類似經歷的“同志”，利用他們和自己一樣過來人的人身份進行國共合作及污蔑共產黨的活動。“忙”了一天回來后，張國燾還厚顏無恥地一再向周副主席提出，要到武昌向領袖蔣介石匯報陜甘寧邊區政府的工作。有關領導開會研究后，決定由周副主席陪同他一起面見蔣介石，看他究竟想耍什么花招。

4月16日上午，張國燾一見到蔣介石，就如斷脊之犬一樣說道：“兄弟在外，糊涂多時。”待在一旁的周副主席看他如此奴顏婢膝，立即插話諷刺道：“你糊涂，我可不糊涂。”而張國燾此時早就是沒了信仰，沒有向往日一樣大言不慚地反唇相譏，只是又語無倫次地向蔣介石講了一些邊區政府的“內幕”，以求把自己賣個好價錢。

周總理

蔣介石看到這位曾經自詡為“中國列寧”的中共大人物在自己面前竟然如此低三下四，一面得意不已，暗自高興。另一面他又雖然很喜歡用奴才，卻也瞧不起這種背信棄義之人。只是覺得他是奇貨可居，可以暫時利用，以瓦解自己臥榻之側酣睡之人的士氣，但絕不可信賴。

是故，蔣介石擺起了“國家元首”的架子，虛情假意地勉勵了張國燾幾句，便匆匆離去。回來后，周副主席嚴厲批評了張國燾在蔣介石面前搖尾乞憐的奴才狀，痛心他完全喪失了一個共產黨員的立場的操守。而張國燾卻不以為恥，對此充耳不聞。

蔣介石

當天下午，張國燾又借故外出，最終又讓他逃到了一家酒店，賴著不走。而周副主席這幾日也看出了張國燾是鐵了心叛黨，無可救藥，因而作出決定，跟他攤牌，進行最后的談判。

周副主席親自前往張國燾躲藏的酒店，為了盡量挽回，給他提出了三點辦法：

一、改正錯誤，回黨工作，這是中共中央的希望；二、向黨請假，暫時休息一段時間；三、自動聲明脫離黨，黨宣布開除黨籍。

張國燾表示自己不愿意再回去工作，表示黨能給予他一定時間，讓他在二、三兩種辦法之間斟酌一下。而實際上，這只不過是他的緩兵之計，待周副主席一離開后。他就主動打電話與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聯絡，表示決心投靠國民黨，并于當晚，乘坐特務的汽車溜之大吉了。

在離開酒店前，張國燾給周副主席留了一個字條：“兄弟已決定采取第三種辦法，移居別處，請不必派人找。”鑒于他的這種情況，中共中央在4月18日第一時間向全黨公布了《關于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

晚年的張國燾

而加入軍統的張國燾天真地認為以自己之前的身份地位在國民黨內必然受到重用，因而他積極從事反共特務工作。而當那股“中共創始人反對中共”的新鮮勁兒過去后，他就成了國民黨內部的邊緣人物，不僅沒有想象中的高官厚祿，反而處處碰壁。后來更是晚景凄涼，客死他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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