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行差踏錯在所難免，但每個人卻也總要為自己曾經的選擇承擔責任。關于這一點即便是身居高位的歷史人物也概莫能外。

1955年的大授銜上，謝富治被授予了上將軍銜。之后他又頗受重用屢被拔擢，身居要職，然而在這背后亦是他對林彪、江青的亦步亦趨。

而這樣的選擇也讓他在死后爭議良多，更是落得一個開除黨籍、撤銷悼詞、移出八寶山的結局。

人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當行將就木的他躺在病床之上亦是回憶起了往昔，并藉由此向戰友陳康談到了他的后悔之情。

1972年，已經63歲的的謝富治患了癌癥，情況不容樂觀。在奄奄一息之際，謝富治的老戰友陳康去北京探望他，兩人談到了很多往事。見到陳康后，謝富治心情頗為激動，畢竟有多年的戰友情。

提及特殊時期的一些事情，謝富治口中則一直喃喃的說：“某某不是我要整的，誰誰不是我要整的，我也沒辦法，坐在那個位置上，受人脅迫，不是我整別人，就是別人整我。”這未嘗沒有身為政治人物的“苦衷”，但做出這樣的“苦衷”背后自然就會有一方唱罷另一方登臺后的悲慘。

而提到自己在云南工作的經歷，謝富治情緒一直沒平靜下來，說：“我在云南沒干壞事啊，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沒干壞事啊。”

可惜的是史筆如刀……

看到老戰友如此激動，陳康也很是無奈，只好勸慰了他幾句。兩人談了十幾分鐘，陳康準備離開，謝富治卻抓住了陳康的手，舍不得結束這次見面。

謝富治口中的“沒干壞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謝富治的老家是著名的“將軍縣”——湖北省黃安縣。他出身貧寒，父母是貧農。為了生活下去，他跟同村人學了木匠手藝，小小年紀就下地干活，喂豬放牛，可以說是吃了不少苦，至于系統性的教育自然是不可能接受的。

他17歲的時候，家鄉成立了農協，他果斷選擇加入，和大伙一起打土豪分田地。

雖然他長的濃眉大眼，但嘴有些歪斜，鄉村里一些老人看了后，說他：“有福相，卻沒有福命。”結合1972年他的去世，未嘗不可說是一語成讖。

1930年，是他改變命運的一年。21歲的謝富治成為了一名紅軍小戰士，一年后正式入黨，從紅四方面軍排長職務干起，職務不斷提升。

經過一年時間，他就當上了團政治處主任，不久后升為紅四方面軍的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參加了反“三路圍攻”和“六路圍攻”的戰斗。期間立了不少功，得到了張國燾的重用和信任。

盡管他寡言少語，但晉升速度飛快，成為了掌管紅四方面軍人事大權的核心干部之一。后來他還參加了長征，期間當過紅9軍的政治部主任。

在肅反期間，謝富治發揮了他的優勢，那就是調查和整人，他領會了張國燾的用意，提出了“要勇于懷疑一切”的口號。在得到張國燾的多次夸獎后，他成了一名整人專家，用各種手段對付了一些老同志和敢說話的年輕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

長征勝利后，部隊抵達陜北，但張國燾因為堅持錯誤路線和鼓動分裂已經徹底失勢，謝富治忽然沒了靠山，感到了巨大壓力。

無奈之下，他決定主動向中央揭發有關張國燾的黑料，當了污點證人，處境才轉危為安。

《中央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一文提到：“謝富治同志揭露，張國燾對于中央一貫陽奉陰違。”因此此事，毛主席夸獎了他，說他“勇于改正錯誤”，重新任用他。

到了抗日時期，組織上安排他和陳賡、陳康等人一起在太岳軍區工作。

陳康將軍曾經評價：“陳賡將軍愛開玩笑，善于指揮，如果是不能打的仗，陳賡絕不會打。謝富治則愛擺架子，搞政治工作比較強，也有些才干。”

建國后，謝富治擔任了云南省第一書記兼昆明軍區司令員。一開始他為人十分正派，工作和調研不搞排場，輕車簡從，粗茶淡飯，和同志們同吃同住。即便是老鄉送來的山雞等野味，也堅決付錢。

但時與時異，人也會變（也可以說被環境所迫）。特殊時期，他擔任擔任北京衛戍司令期間，他玩起了心機，騙戰友溫玉成簽了檢討書，導致溫被調離，然后自己卻成了政壇紅人。

70年代，他直接高升公安部長的職務。自然要有投名狀的，于是他帶頭砸了公檢法，整了不少人。1972年患病住院才開始反思自己，然而一切都遲了。80年代，他被確認為江青集團的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