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下漫筆》

《燈下漫筆》創作于1925年春末，本文最初分兩次發表于1925年5月1日、22日《莽原》周刊第2期和第5期，后收錄于魯迅雜文合集《墳》中。這是魯迅十分重要的一篇作品，也是我最喜歡的魯迅作品之一。

魯迅以銀元貶值事件為切口，揭示了歷史中最為隱秘的生存契約：當暴力集團將民眾生存條件摧毀至臨界點時，只需施舍維持基本生存的“血酬”，就能輕易獲得臣民的馴服。這種權力運作模式在二十四史中反復驗證——黃巢起義軍圍陳州時“以人肉為軍糧”，張獻忠屠川后“留頭不留發”，每個暴力征服者都深諳“摧毀—施舍”的統治藝術。

紙幣貶值事件正是微觀層面的暴力經濟學：當國家信用崩潰時，民眾為求活命自愿接受60%的折價，這種經濟層面的“折扣接受度”與社會中的“奴性閾值”形成鏡像關系。魯迅發現，我們社會始終未能突破“生存權贖買”的閉環，每次王朝更替不過是調整血酬支付比例的重新定價。

在老百姓看來，他們要的只是穩定的生活，寧做太平犬，莫為亂離人，因為亂世比做奴隸更可怕。太平盛世的時候，大家做奴隸還能安穩過日子，但是亂世的時候，連奴隸都沒得做，日子實在太慘了，所以每次社會動蕩，老百姓總是希望一個強勢人物出場，蕩平各路群豪，完成天下安定，設立新主子，厘清奴隸規則，如何朝拜，如何納貢，如何稱臣等等。而新主子就會在一整套的流程中完成專制制度的確定。

權力壟斷的煉金術和君主夢的集體潛意識

縱觀千年的歷史，我們不難歷代統治者通過封禪泰山、編造讖緯、壟斷史書等手段，將暴力征服轉化為天命所歸。朱元璋刪改《孟子》中“民貴君輕”的論述，雍正編纂《大義覺迷錄》重構文字獄敘事，都是對暴力起源的祛魅工程。這種符號煉金術使民眾將暴力統治視為自然秩序，形成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式的認知。

紫禁城的軸線布局、官員的補服制度、科舉的殿試儀式，構成嚴密的等級編碼系統。這種空間哲學不僅塑造了“君君臣臣”的物理秩序，更內化為心理認知圖式。當李自成攻入北京后立即搶奪龍椅，洪秀全在永安就急建后宮，證明反叛者同樣依賴等級符號確立統治合法性。

宗法制度將家族倫理擴展為國家倫理，程朱理學將道德規范升格為宇宙法則。王陽明“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的論斷，暴露了心學服務于精神馴化的本質。《弟子規》《二十四孝》等蒙學教材，實質是系統化的奴性培訓手冊，制造出自帶枷鎖的順民。

陳勝“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宣言，既包含反抗意識，也顯露對權力魔咒的沉迷。這種悖論源于對暴力機器的神秘化認知——黃巢《不第后賦菊》以“滿城盡帶黃金甲”想象暴力美學，宋江“敢笑黃巢不丈夫”暴露起義領袖的權力饑渴癥。

從劉邦“某業所就孰與仲多”的炫耀，到趙匡胤“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的焦慮，統治者通過宗法制、嫡長子繼承制等制度設計，將權力私有化包裝成生物學規律。這種認知范式甚至影響革命者，洪秀全設立“幼天王”，袁世凱指定“金匱石室”，證明權力世襲觀念已植入文化基因。

文人士大夫構建的“三代之治”神話，本質是創傷記憶的精神麻醉。顧炎武《日知錄》考證“皇”“帝”稱號源流，章學誠《文史通義》辨析治亂循環，這些學術努力反而強化了專制合理性的認知。百姓在《三國演義》《水滸傳》的權謀敘事中，將暴力輪回誤讀為歷史必然。

這種權力生態的可怕之處在于，它使所有人成為共謀：統治者發明控制技術，知識分子構建理論辯護，民眾發展出精致的生存策略。正如魯迅發現的“瓦礫場上修補老例”的循環，每次社會動蕩不過是為新主人調試奴役裝置提供契機。要打破這種千年困局，需要的不僅是制度變革，更是對整個文明認知系統的徹底重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