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提到軍統特務，最先想到的一定是影視劇里陰暗的形象，男特務一臉陰鷙，仿佛隨時就要爆起殺人，而女特務則是身穿軍裝，頭戴船帽，說不出的妖冶。

原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長沈醉在960年特赦后，寫了許多回憶錄，其中有不少涉及軍統的秘聞，使得人們對軍統這個神秘組織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不過，沈醉在所談的內容中，其實忽略了軍統中女特務的形象。

比較知名的軍統女特務，當屬在1941年破獲了日軍要偷襲珍珠港情報的姜毅英。

當年軍統（BIS）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時也是電訊破譯技術最先進的情報機關。而那時，CIA前身美國戰略情報署（OSS）不過才剛剛起步而已。

可惜美國人當年出于傲慢的情緒，并不相信中國的情報機構，以至于后來事發后才意識到這一點，間接促成了1942年中美特種技術合作，雙方在情報上共享，當然，這個中美技術合作所后來成了迫害共產黨人以及進步人士的地方，這就都是后話了。

一

從姜毅英遺留下來的老照片不難看出，當年軍統女特務，其實并沒有妖冶的外形，甚至在日常時也從來不穿軍裝。

據說在軍統內部還有一條規定，就是不準女特務穿軍裝、不準化妝。

2012年，原軍統女少尉、譯電員王慶蓮在接受采訪時就說過：

“軍統人員，是明令禁止穿著軍裝的，就連軍便服都是不準穿的，我在軍統3年就沒穿過一天軍裝。至少在重慶時期，除了特務總隊可以穿著軍裝以外，其他部門誰敢穿軍裝呀，若被戴笠看見，那不是找死呀？”

有的文章稱王慶蓮為中國大陸最后一個軍統女特務，就連王慶蓮晚年在接受采訪時，也稱自己是女特務。

寬泛意義上講特務，指的是從事安全、軍事、政治系統工作的特殊工作人員。但實際上特務在執行任務期間，通常都是以秘密方式執勤。

根據工作性質來看，王慶蓮算特務，但工作方式上來看，王慶蓮又不算是特務，她頂多算得上是一個軍統的內勤人員。

當年戴笠、毛人鳳選人進軍統局本部，一般都要選同鄉，浙江江山人，他們認為如果是同鄉，不容易混入奸細。

王慶蓮是1928年4月出生浙江江山人，出身貧苦，幼年時父親就去世，又隔了沒幾年，抗日戰爭爆發，家里的東西都被日軍燒光了，生活出現了很大困難。

1943年4月，軍統局到江山招人，年僅15歲的王慶蓮被母親報名，結果只考了一次就考上。

王慶蓮也是后來才知道，當時軍統局是因為人不夠才招人，他們這一批共有20人，4個女的，16個男的。

像王慶蓮這批人，其實并沒有經過系統的培訓，和影視劇中一些所謂的臨澧訓練班、青訓班都不一樣，他們幾乎是急匆匆的就被派到了重慶工作。

王慶蓮等10人后來被分在軍統局本部譯電科工作，他們一行人被安排在重慶磁器口一個隸屬于軍統密本股的打印廠工作，專門負責印刷密碼本，后來因為日軍轟炸的緊，就又被安排到了鄉下。

1944年4月，王慶蓮被調回軍統局本部，在譯電科華南股任譯電員，軍銜為準尉，但領取的是少尉的工資。

二

王慶蓮也是后來才知道，想調到軍統局譯電科是非常難的。畢竟譯電科能夠直接接觸電文，因此如果不是特別信任，是根本沒辦法調來這里的。

“軍統局一把手戴笠和二把手毛人鳳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個處，一個秘書室，另外就是譯電科，也大都是江山人。
”譯電科華南股股長王威是我舅舅，華東股、華北股、密本股的股長也是老鄉。整個譯電科的人都講江山話，別人也聽不懂，不容易泄密。”

王慶蓮當年進軍統的時候也不過才15歲，文化水平也很低，想要破譯重重加密的電文就比較困難，哪怕譯電科華南股股長是他舅舅，但完不成任務就要加班。

就從這個角度來看，王慶蓮和我們今天苦命的加班黨差不多。

在王慶蓮看來，軍統的組織紀律很嚴格，特別是像他們這樣就在戴笠、毛人鳳的眼皮子底下的人。

戴笠自己就是一個很注重儀容儀表的人，所以也要求部下穿著整齊，像局本部的工作人員，男的穿中山裝，女的穿淺藍色的旗袍。

當然，不允許穿軍裝。

事實上，王慶蓮口中軍統女特務的形象，類似于《風聲》中周迅扮演的那個形象，工作性質也差不多類似。

王慶蓮是在局本部工作，所以倒是比在外活動的軍統特務更容易見到戴笠。在她看來，戴笠并沒有像傳聞中的那么陰險狠毒，反倒是一個很正派的形象。

有一個細節，影視劇還原得很真實。

“我在局本部工作期間，經常可以見到戴笠，戴笠給我的印象比較威嚴，很神氣，說一不二，并且很講究儀表，他的中山裝風紀扣總是扣得很整齊。
“我們不叫他戴局長，都叫戴老板，小小聲說一句“老板來了”，大家趕緊老老實實地干活。”

王慶蓮進譯電科的時候，她的直屬上級就是譯電科科長姜毅英。

姜毅英抗戰時因破獲日軍南進的情報，憑功晉升軍統本部第四處電臺臺長，任譯電科長，后來譯電科改稱機要組，姜毅英也就成了機要組組長。

據王慶蓮回憶，她年輕的時候比較漂亮，也喜歡打扮，但后來軍統出了規定不讓打扮，姜毅英還特別處罰她，記大過一次。

總的來看，軍統的規矩多，紀律也嚴格許多，但從王慶蓮的回憶來看，她在局本部工作期間，也不算受束縛，因為薪水豐厚，少年天性的王慶蓮私下里生活上也很悠閑，比如外出去看電影、跳跳舞什么的。

王慶蓮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出了門玩兒，決不能說自己是軍統的。

王慶蓮很喜歡跳舞，昔年在重慶，大大小小的舞廳她都去過，面對軍統嚴格的規定（不準在外面跳舞），王慶蓮自己其實違反了大部分。

有人看見了還勸：

“小鬼，被發現了會把你抓起來。”

王慶蓮不服氣：

“抓起來再說嘛！”

在王慶蓮看來，即便就是抓起來也沒事兒，就是關上十天半個月，譯電科不少人都因為違反規定被關進渣滓洞過，但后來也都放出來。

有個駐外地的男女，違反軍統規定談戀愛，還懷了孕，被局本部知道了，直接調回重慶，男的被關進渣滓洞關了半年。

王慶蓮記得，當時那個女孩兒嚇壞了，一直哭，還是她過去勸：

“傻瓜，你哭什么哭，他關六個月，放出來不就承認你們是夫妻了！”

事后果然如王慶蓮預料，男的后來被放出來以后，軍統沒再追究他們違反紀律的事兒，等于說承認了他們夫妻的身份。

三

王慶蓮離開軍統是1946年8月，當然那時候已經改稱保密局，說是離開，實際上就是請了長假。到1949年國民黨當局敗退臺灣之際，保密局還聯系她要她去，但她沒同意。

“我不去，我去了我媽媽怎么辦？”

據王慶蓮自己回憶，她離開軍統的原因是因為跟組長姜毅英不和。

1949年國民黨當局敗退，姜毅英隨保密局撤到了臺灣，毛人鳳死后，姜毅英也脫離了軍統，由人介紹出任了臺北雨農小學的校長（這小學的名字也很不一般）。

王慶蓮脫離軍統以后回到老家，不久結識了未來的丈夫汪含芳，兩人于1948年3月成婚。

新中國成立以后，王慶蓮因為在軍統的一段經歷，被劃為黑五類分子（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破壞分子、右派分子），有段時間王慶蓮覺得很委屈：

“我在軍統局就是坐辦公室，譯電報，沒開過槍，沒殺過人。”

王慶蓮后來和丈夫離婚，再嫁的丈夫是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的，也是個右派。

在那個運動比較頻繁的年代里，王慶蓮吃了很多苦頭，要知道那時候的她也才20歲出頭，一想起苦難的日子還要伴隨終生，就連生活下去的勇氣也沒有了。

1978年下半年，隨著陸續撥亂反正，王慶蓮才算是迎來了好日子。

1979年，王慶蓮的丈夫最先獲得平反，并在第二年安排至塘棲飲服公司下屬的棒冰廠工作。

1981年1月，王慶蓮也被落實了政策，原單位糧食公司給其辦了退休手續。王慶蓮在鄉下的23年也被計算了工齡，每月能拿到39元的退休金。

2012年，王慶蓮接受采訪時還忍不住感慨：

“1981年至今已過去了30年，解放后我僅僅工作過8年，雖然曾經受了那么多罪，那都已過去了。畢竟共產黨已養了我將近31年了，使我的晚年過得很幸福，我從內心里感謝共產黨，這是我的肺腑之言。”

王慶蓮坦言自己一生對不起四個人，除了沒給母親養老送終外，最對不起的就是三個兒子，在那個年代里，她的兒子也因為母親的身份被人歧視，抬不起頭。

一次，王慶蓮問小兒子：

“從小媽媽不能管你，你恨媽媽嗎？”

小兒子搖頭：

“不恨。”

王慶蓮的心里得到了很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