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告訴我們，一個員工乃至一個行業的薪酬，是由“市場”決定的；但問題在于，到底什么才是市場？

這里有你要的答案。

如果我告訴你，長期被外界譽為“失去三十年”的日本，迎來了30多年最大的漲薪，你會怎么想？

你大概率會認為，這是長期xx的結果。

有這樣的想法很正常。長期以來，傳統經濟學或專家學者都在告訴我們一個道理，那就是漲薪不是人為的，背后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在調控市場，決定一個行業的薪資水平。

例如，為什么美國人收入那么高，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勞動力短缺。

這樣的原因的確能夠解釋部分收入問題，但它解釋不了全部。

勞方和資方，長久以來就是一個對立面，工人想要更高的薪資和更短的工時；老板則希望員工又便宜又能干還長干，最好全天24小時待命工作。

這樣的矛盾是結構性的問題，很難用經濟學中的“市場”去完全概括。而今天日本的例子可以告訴我們，勞方和資方是如何達成默契乃至共識的。

答案很簡單，也是兩個字：談判。

3月14日，日本勞動組合總聯合會（日本最大工會）發布初步統計，在與雇主進行的年度工資談判中，聯合下屬的約760個工會，平均爭取到了5.46%的工資漲幅。

這是自1991年以來日本最大的漲薪幅度，也一同刷新了去年5.28%的最高記錄。

此外，日本基本工資平均增長3.84%，也高于去年的3.7%。

每年，代表勞方的工會都會與代表資方的公司進行薪酬代表，這已經成為了日本職場界的默契共識，而每一年的談判，其內容都涵蓋了今年員工的薪酬福利等等。

這是化解勞方和資方分歧的有效方式之一。

工人薪酬在任何一個國家都非常重要，是一個經濟體追求良性經濟循環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日本來說也不例外。

3月14日的結果表明日本工資增長趨勢穩定。薪酬收入的增長，本身也預示著日本總體經濟的回暖。

作為二戰后迅速崛起的經濟體，日本至今仍然保持著良好的勞資談判機制。

這一機制被稱為“春斗”，始于1955年，其核心就是通過工會集體協商平衡勞資利益，這一重要制度也在日本收入分配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

可以說，這一機制代替了日本“無形的手”，用來調節收入薪資分配。日本工會通過集中談判形成行業性薪資標準，從而避免個體勞動者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這種談判形式的好處在于，可以調節經濟周期，尤其是能夠左右消費和投資。2024年，日本家庭消費支出連續兩年下降，而2025年加薪預期已經推動日元走弱，國債收益率上升，顯示出市場對日本經濟復蘇的信心。

在歷史上，日本1958年通過“春季攻勢”加薪刺激內需，也為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奠定了基礎。

可以說，消費決定著投資及就業，而收入的高低，也反應了消費的高低，以及企業的投資意愿，通過加薪，不僅可以刺激日本消費回暖，還能夠拉高企業在日本的投資，一舉多得。

眼下我們不僅面臨著消費疲軟，同時也面臨著企業投資下滑的結構性困境，而日本的加薪，或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不錯的借鑒意義。

和日本相比，我國城鄉、行業、區域之間的收入差距還在持續擴大。2024年數據顯示，金融、信息技術行業平均工資為制造業的2.3倍，而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僅僅只有城鎮居民的37%。

這種分化背后源于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戶籍壁壘，以及市場機制的扭曲。

當然，最重要的一點仍然是工會的真正職能。

我國工會覆蓋率雖然很高，截止2024年已經有3.1億會員，但其“福利型”定位也導致這種勞資談判功能薄弱。

多數的企業工資都是由資方單方面決定，勞動者的議價能力嚴重不足。

根據2024年珠三角制造業調查顯示，僅僅只有12%的工人參與過工資協商。

收入分配問題，已經越來越成為宏觀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它牽扯到就業、收入、消費和投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日本的經驗告訴我們，薪資談判機制需要嵌入更廣泛的社會當中，而我們也的確急需改變。

例如，建立物價補貼與工資增長的聯動機制，將CPI漲幅納入最低工資調整公式，同時提升勞動者議價能力，減少結構性就業問題。

對我們來說，破解收入分配困境也的確需要超越單純的經濟增長邏輯，需要重構激活各個主體的協同理論，只有在市場化中嵌入公平導向的分配機制，才能夠實現共同富裕的長期目標。

日本，也不是唯一利用勞資談判達成漲薪的經濟體，過去幾年時間里，全球各地都有類似的案例。

2023年，美國UPS卡車司機要求提高薪資和福利，工會提出時薪從25.75美元起，并要求全額醫療保險和養老金福利。

經過雙方多輪談判，資方同意將卡車司機的年薪與福利綜合提升至17萬美元（123萬人民幣），兼職員工時薪提高至25.75美元以上。

還是同一年，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針對通用、福特等車企要求四年內加薪40%，恢復通脹津貼，固定養老金等等。

盡管全部訴求沒有達成，但最終還是同意了部分加薪。

通常來說，各國加薪也基本上不會“趁火打劫”，而是根據具體資方的財務和利潤來決定加薪幅度。2023年美國汽車工人加薪，就是因為2022年，美國三大車企利潤370億美元作為談判籌碼。

加薪有，減薪和減少福利自然也有。

在經濟周期好的時候，員工通常希望公司能夠加薪，并為此付諸談判；而當經濟周期不那么好的時候，員工也會主動和公司站在同一陣營，通過減薪或固定薪資的方式，來幫助企業渡過難關。

勞資談判不僅僅是經濟利益的分配，更是制度、市場和多方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

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談判都可能是實現收入增長的關鍵工具，其核心都是平衡利益，創造共贏。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