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會在2000年給予我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地位，為我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鋪平了道路；今天越來越多的議員提出法案，要求取消我國貿易最惠國待遇，這到底意味著什么？

過去一年來，美國取消或審視我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地位的呼聲越來越高。去年11月，美中經濟安全委員會首次在向國會提交的年度報告中，建議取消我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地位（即最惠國待遇）。

特朗普在1月20日上任當天發表的《美國優先貿易備忘錄》中也要求“商務部長和美國貿易代表應評估有關建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的立法提案”。

到了1月23日，美國多名共和黨和民主黨議員共同提出《恢復貿易公平法案》，這也是美國本屆國會兩黨議員共同提出的第一個取消我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地位的法案。

要想知道取消貿易最惠國待遇會有什么影響，我們就需要先知道什么是貿易最惠國待遇。

最惠國待遇是國際貿易中的基本原則，指的是一國在關稅、貿易條件等方面給予另一國不低于任何第三國的優惠待遇。

自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國每年都會通過國會延續我國的最惠國待遇。

2000年，美國通過《對華永久正常貿易關系法案》，為我國加入WTO鋪平了道路，自此，我國商品出口到美國時，可以享受美國平均2.2%的低關稅稅率。

而貿易最惠國待遇，一直以來都是我國融入全球貿易體系的關鍵支柱，也可以說是我國能夠成為“世界工廠”的基石。

2001年后，我國對美出口年均增長超過10%，貿易順差從280億美元更是飆升至2023年的3361億美元。

而美國，也順理成章成為我國貿易中的最大順差提供國。

貿易最惠國待遇下的低關稅，讓我國制造在全球市場中具備價格優勢，推動了我國成為“世界工廠”，并進一步吸引外資不斷涌入。

美國一旦取消我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那么后果也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美國取消我國的最惠國待遇，那么美國對華平均關稅將從2.2%升至42%，這是美國非最惠國的稅率；如果疊加目前美國的301條款關稅20%，那么美國對華關稅綜合稅率可能會超過60%。

這也是特朗普在競選時期所提到的，要把對華關稅提高60%的由來。

根據瑞銀的預測，此舉將導致我國對美出口“歸零”，并直接拖累我國GDP增長率腰斬。

以2023年的數據為例，當年度我國對美出口5000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15%左右，如果失去美國這一市場，那么依賴出口的制造業、電子和消費品行業都將首當其沖。

這背后是數以億計的就業群體。

這還沒有計算繞道東南亞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否則數字會更高。

我國的制造業就業人員數億人，其中對美出口商品中，機電產品、機械設備等中間品占比也超過50%，高關稅將迫使美國企業轉向其他供應商，這也會導致我國相關產業鏈斷裂。

例如，最近美國就已經開始對我國造船業發起調查，試圖通過加征關稅的方式，以削弱我國在造船業的全球主導地位。

此外，我國出口企業面臨美國高關稅，也會擠壓企業利潤空間，最終引發就業形勢嚴峻，在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還可能面臨著數百萬就業崗位流失的風險。

下滑的還不僅僅會是就業和企業利潤，在美國高關稅的影響下，出口疲軟還會反過來加劇人民幣貶值壓力，2024年11月特朗普當選后，人民幣的單日貶值就高達1.46%，A股三大指數更是跌幅超3%，這也反映出市場對兩個超級經濟體脫鉤的恐慌。

而那些依賴出口的上市公司，股價也會承壓，資本外流的風險也會進一步上升，并沖擊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定。

當然，美國也會受到巨大的反噬。

美國提高對華關稅，提高的并不是國內制造業的成本，反而是美國采購商的成本，理論上這會迫使美國采購轉而購買其他國家的商品。

最終，這會迫使美國企業重構供應鏈，蘋果就是這類例子的典型。以電子元器件為例，美國如果向日韓或歐洲采購，而不是在國內采購的話，那么成本將增加30%至50%，最終成本將由美國消費者買單。

根據高盛的估算，美國通脹率可能會因此上升2個百分點。

除了拉高美國通脹之外，美國對華出口同樣也依賴我國市場；2023年，美國對華農產品出口額高達千億美元，如果我國實施對等反制，事實上目前已經實施了一部分美國農產品的反制，那么美國農業州也將會遭受重創。

根據測算，美國一旦取消我國貿易最惠國待遇，那么美國可能會損失1.6萬億美元GDP，和70萬個就業崗位。

當然理論上，我國的損失也不會低于美國，因此就經貿問題而言，加征關稅的結局一定是雙輸的。

但加征關稅，的確是一個促進談判，逼迫對手上談判桌的一個有效行為。

可以預見的是，一旦美國取消我國貿易最惠國待遇，我國一定會采取反制，那么最終的結果就是雙邊都會受損，直到雙方達成共識，開始談判。

特朗普第一任期時，分別在2018年和2019年對我國加征關稅，最終一直到2020年，雙方才達成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如果還是按照這樣的劇本走的話，那么我們可能至少會在明年雙方才會開始接觸，進行談判。

不過今時不同往日，不管是美國還是我國，雙方都不太可能承受得起長久性的關稅，一方面是美國自身經濟也面臨著高通脹的壓力，而我國的消費就業，以及房地產，也要比2018年時更嚴峻。

從這個邏輯上來看，雙方大概率會在今年開始密集接觸，甚至不排除在今年達成貿易協議。

總體來說，一個必要的時間線就是，我國大概率不會在美國取消貿易最惠國待遇之后才開始進行談判，否則那樣的話損失的確會更大。

聯想到下個月特朗普就要開始加征對等關稅，雙方接觸可能會更加頻繁，而取消貿易最惠國待遇，可能是底線，是原則。

而所謂的美國兩黨提出立法，大概率也是做給我們看的，惡心一下我們，或者希望我們能夠有所動作，早一點上談判桌。

但這仍然不是長久之計。

去年我國貿易順差創下歷史新高，出口增長喜人，是我國去年增長5%的主要動力之一。而中美關系的改變，也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實。

特朗普是商人，還可以用談判、交易、協議去達成雙方都期望的條件，但下一個四年呢？

萬斯、亦或是盧比奧，哪怕是哈里斯卷土重來，在一個四年當選，那么經貿上的關系，可能會比特朗普時期還要嚴峻。

答案也很簡單，我國在制造業的地位的確是不可替代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的重要性會下降，從2018年開始，全球化就在美國的影響下，有意識地被重塑了，如今已經過去了兩任總統，在今天特朗普的關稅推動下，全球化重塑不僅沒有放慢，反而加速度了。

假以時日，越南和印度制造業不斷崛起，中美兩國經貿關系越來越弱，那么最終生產大國的消費問題，仍然只能夠靠我們自己。

從目前美國的一系列動作行為乃至戰略定位上來看，雙方關系越來越弱是趨勢，而不是偶發性行為。

這是我們迫切需要認清的現實。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