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參考內容來源于《問史求信集》，這是閻長貴和王廣宇合著的一本書，我在這本書的基礎上，以故事的口吻，給你講述閻長貴在西洞庭湖的那段時光。

在西洞庭湖農場生活的日子

閻長貴也是趕上了好時候，1975年5月，當他拖著疲憊的身軀來到農場的時候，當時的他對這個農場是完全陌生的，他壓根不曉得自己來到的這個地方，會是當時的一個“國企神話”。那時候，全國的國營農場，普遍都處于虧損的狀態，根據1976年的數據顯示，當時全國的農墾系統，總虧損達到了9.8億元。

而這個西洞庭湖農場卻是完全不同，這個總占地100平方公里，擁有職工家屬3萬多人的大型農場，居然實現了多年的盈利。

西洞庭農場之所以能取得這么耀眼的成績，和農場的一把手覃正彥是分不開的。

1972年，覃正彥正式成為農場的一把手，在他任職的期間，對農場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譬如1976年，他在稻田班試點“超產獎勵”，畝產超500斤的獎勵工分10%；糖廠推行“噸糖煤耗考核”，節約1噸煤獎勵2元，這些“土政策”讓農場勞動生產率提升了18%。

覃正彥是一個很有頭腦的人，在當時全國還在吃“大鍋飯”的年代，他居然就想到并且執行了“績效獎”。在其他農場都在單純的走粗糙的農產品買賣的時候，他想到了走農產品深加工的道路。這在咱們現在看來，農產品深加工屬于人盡皆知的常識，但是在那個年代，“農產品深加工”這個理念屬于大膽的創新。

雖然覃正彥想到了這些，但是農場的很多老農思想保守，他們壓根不理解這些。于是乎，覃正彥用了最樸實的方法，就做通了老農們的工作。方法很簡單，就是在甘蔗地里，給老農們算了一筆經濟賬。

咱們一畝地能產出4噸甘蔗，賣給糖廠，每噸的收購價是30元；但是咱們自己把甘蔗加工成白糖，每噸能賣800元。這么一算賬，我滴個乖乖！簡單粗暴，一下子就把思路打通了。于是乎，在覃正彥的帶領下，“田間直供車間”這種新模式，就在農場出現了。這在當時計劃經濟的大背景下，覃正彥硬生生的開辟出來市場化的初步雛形。

等到了1978年，西洞庭農場已經擁有了屬于自己的糖廠和造紙廠，再加上其他的工廠，整個農場就擁有了屬于自己的12家工廠，整個農場的工業產值占了53%的比率。我們來看看當時農場的職工，每個月有多少錢呢？

整整42元呢！那時候西洞庭農場職工的工資，比周邊縣城工人的工資都還高，大概高出來5元的差距。

更難能可貴的是，農場的氛圍特別的好，職工們之間的“互助文化”深入到了日常的生活和生產中。

閻長貴剛到農場的時候，農場不僅給他安排房子，還有鍋碗瓢盆、被褥啥的，都給他采購了。

覃正彥深知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原本閻長貴是要去稻田班勞動的，但是他一個羸弱的書生顯然是吃不消的。于是乎，就給他安排去了勞動強度不那么大的棉花班。在田間地頭勞動的時候，雖然頂著大太陽，但大家伙之家都是有說有笑的干著農活，歡聲笑語時不時的飄蕩在田間地頭。

這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沒有區別對待閻長貴。

后來，農場把要把閻長貴安排去場部的農業科工作。他也不曉得這農業科具體是要干啥的，幸好他的鄰居是農業科的一個副科長。這個曾副科長得知消息后，來到閻家。

“農業科的工作你干不了，別去，你一個書生耐不活”

“耐不活”是湖南的當地土話，就是“受不了”的意思。原來農業科的工作，是不管刮風還是下雨，每天都要去各個分場跑。

閻長貴也是聽勸，他找到農場，希望能重新給自己安排一份工作。于是乎，就把他安排去農科所的學校教書，他一個人教初中的數學和政治。覃正彥看他表現好，還讓他當了學校的校長。

這就引起其他一些人的不滿了，憑啥他這個勞動犯可以不去勞動，去教書。

“農場想要活下去，就得讓文化人發光”

這是覃正彥給出的回復，簡短，又展斬釘截鐵，語氣中似乎透露出不可反駁的態度。

很顯然，覃正彥的做法是正確的，要曉得閻長貴可是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哪怕是在丹霞，人大畢業的學生，那也是天之驕子，更別說是在上世紀70年代了，那更是人中龍鳳。也正是覃正彥這種務實的態度，在七十年代，西洞庭農場的初中升學率就高達67%，大大的超過了周邊農場的升學率。

除此之外，如果農場職工的子女們考上了大學，還能獲得農場的學費補貼呢。

我們再來說說農場的“互助文化”。

柴火，是農場家家戶戶每天必不可少的資源，尤其是到了冬天，要是沒有柴火取暖做飯，那日子是很難熬的。閻長貴剛到農場的時候，家里沒有柴火，還是鄰居們從自家的柴火堆里，這家勻一點，那家給一點，送給了閻家。

閻長貴不會劈柴，又是鄰居們默默將柴火堆滿他家后院。

1980年的3月，當閻長貴要返回北京，回到原單位《紅旗》雜志社工作的時候，覃正彥冒著違規風險，為他的妻兒辦理“農轉非”戶口，給他解決了一個大難題。

“那時候，農場就是一個家。”

在書里，閻長貴是這樣回憶的。

在他的書桌上，擺放著一張已經泛黃的照片了：

那是1978年冬天拍下來的，泛黃的照片里，他和棉農們在雪地里啃著紅薯大笑，凍紅的臉頰上，洋溢著生活的快樂。

后記

閻長貴：

1961年：畢業于人大哲學系，畢業后分配到《紅旗》雜志社工作；

1967年1月：成為釣魚臺11號樓的首個機要秘書；

1968年的1月：因為受關鋒和戚本禹的牽累，他也從11號樓搬去了秦城監獄。

在秦城度過了七年半的歲月后，被送去常德西洞庭湖農場勞動了五年；

1980年的3月：返回北京，回到了老單位《紅旗》雜志社工作，擔任編輯職務。

于2021年的6月10號去世，享年8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