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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的巴黎，對于重新執政的戴高樂來說，要干的事情太多了。他這年已經六十有七，感到自己老了。他曾對自己的私人醫生慨嘆：“我晚回來10年了，太遲了！”

他不顧年邁與阿爾及利亞的殖民危機，開始了他重鑄法蘭西民族魂、打破美國在西方聯盟中霸主地位的行動。剛回巴黎時，他還是作為執政總理在瓦倫納路57號的馬提翁大廈處理政務。馬提翁大廈是法國的總理府，位置在拿破侖墓地東邊不遠的地方，是一棟兩層樓的建筑物，外表看上去并不顯眼。

6月30日，他剛剛送走了英國首相麥克米倫。他在講話中主要是向英國提出，法國需要一個由西方主要國家分享控制權的西方原子武器常設小組，法國將參與使用核武器的任何決定。他對麥克米倫說：“無論如何，法國下決心擁有核武器，即使是別國制造的核武器。”

麥克米倫是他當年流亡倫敦時就認識的老朋友，私下對他實話實說：“除非你先干起來，試驗一顆法國的原子彈，否則你將不可能根據原子能法案取得美國援助的資格。”

這位老朋友言下之意是，英國目前也無法給法國提供試驗原子彈的援助。

1、倔強的戴高樂

7月5日，戴高樂又迎來了風塵仆仆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他特意到馬提翁大廈門口去迎接杜勒斯。兩人在專門接待貴賓的藍廳坐下后，杜勒斯竟主動用法語和戴高樂寒暄起來，評價藍廳墻上那些中國的龍和鳳凰的雕刻，以示對戴高樂的友好與尊敬。杜勒斯年輕的時候在巴黎的索邦學院選修國際法，并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因而會說流利的法語。

杜勒斯性格冷傲，雖說根本不把第四共和國那些頻繁更迭的總理放在眼里，但是，對戴高樂卻不能不敬畏三分。

這次戴高樂沉寂多年后出山，因其素來不買美國的賬，頗使華盛頓方面頭痛。

在二戰期間，他與羅斯福關系甚為緊張，與當時擔任歐洲盟軍總司令的艾森豪威爾也常鬧別扭；但他倔強地重建法蘭西的精神，不能不使美國人既惱火也敬佩。這次他在法國重執大權，艾森豪威爾總統為了美國在法國及歐洲的利益，才迫不得已讓重病在身的杜勒斯飛來巴黎向他祝賀。

坐在戴高樂面前，杜勒斯不敢像對別的談判對手一樣，采用咄咄逼人的辦法。杜勒斯對戴高樂首先大談起友誼來：“作為老朋友，艾森豪威爾總統很高興看到將軍重返政壇，總統和我都期望看到，法國在將軍執政以后，美、法友誼能得到加強與發展，而使冷戰的勢力受到有效的遏制。”

戴高樂微笑著打量坐在對面的美國對手。

杜勒斯比他小7歲，但看上去卻顯得很消瘦蒼老，臉色特別蒼白。

他已經得知，杜勒斯確診患有癌癥，且已擴散，這次是從醫院的病床上趕來巴黎的；因而，他對這位行將鞠躬盡瘁的國務卿，不由得不生敬佩與憐憫。但是民族利益是容不得個人感情的。他上臺后就開始了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一軍事同盟的約束中擺脫出來的步驟。

這次趁杜勒斯來訪，戴高樂就先采取打招呼的辦法，表達了法國要與美國、英國今后平起平坐，共同決定世界事務的態度。

他說：

“前幾天，麥克米倫首相來訪時，我就向他提出了：西方世界要從世界政治和戰略的高度，建立一個包括美國、英國和法國的組織，今后，大家就涉及世界安全的政治與戰略問題，共同磋商，作出決定。特別是關于使用核武器的計劃。”

杜勒斯心知肚明，早有準備，就很和緩地說：

“將軍閣下，我知道你的核試驗在加緊進行，也許不用多久，你們就要擁有原子武器。但是，我是想提醒一句：與其你花費巨大費用自己去試驗制造，倒不如由我們供給，豈不更好？”

戴高樂說：

“法國并不排斥與美國的聯盟，也不排斥取得美國的支持，但在此同時，法國也打算獨立自主地采取行動。如果你同意賣給我們原子彈，我們愿意購買，但是必須完全由我們支配。”

話已經點明了。杜勒斯知道戴高樂是個硬漢子，自己也不愿就此沖突頂撞起來，就不再深說下去。結果，杜勒斯與前幾天的麥克米倫一樣，悻悻地離開了馬提翁大廈。

2、被羞辱的戴高樂

杜勒斯走后不久，戴高樂專門過問法國自己試驗原子彈的工作。

法國的原子武器研究工作最早是由戴高樂倡導搞起來的，那還是在二次大戰的末期，正是法國極為困難的時候。

二戰期間，德國、英國、美國都在抓緊研制原子彈，那時法國已經有一批優秀的核專家。部分法國核研究人員從法蘭西民族利益出發，認為法國應當而且有能力掌握制造原子彈的技術，他們覺得有必要將這項工作的意義告訴戴高樂將軍，以取得他的重視和支持。那時，戴高樂的臨時政府還設在阿爾及爾，盟軍的諾曼底登陸成功并建立了橋頭堡陣地后，正準備向歐洲內陸反攻，戴高樂打算用法國自己的部隊解放巴黎。

1944年7月11日，戴高樂將軍訪問加拿大時，在英國的法國原子能專家貝·戈爾德施特、皮·奧熱和朱爾·蓋隆三人，專程飛到渥太華與戴高樂將軍進行了秘密會晤。三位專家懷著滿腔的愛國熱忱，向戴高樂歷陳了法國研制原子武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三位專家的話給素來有戰略眼光的戴高樂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1945年初，在戴高樂的關心下，法國成立了原子能研究小組。同年8月，美國在廣島、長崎爆炸原子彈。10月間，在戴高樂指示下，在原子能研究小組的基礎上組建了法國原子能委員會，統一領導全國原子能的科學研究工作。

1946年戴高樂下野后，這項工作有所放慢。但進入50年代，又有所加強。

1952年7月，法國國會通過了一項發展原子能的五年計劃。這樣，原子能委員會的建立和五年計劃的實施，為法國核武器的研制奠定了基礎。

戴高樂重新執政后，為了擺脫美國的控制，維護法國的獨立和安全，樹立法國在歐洲和世界的地位，將研制核武器當做一件緊迫的大事來抓。經過接待麥克米倫和杜勒斯，他已經十分清楚，法國只能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彈，不能指望他的美、英盟友給予任何幫助。

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就是法國也只能靠“自力更生”。

1958年9月的一天，戴高樂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最高司令諾斯塔德將軍請到總理府來。諾斯塔德是一位美國將軍。北約的總部當時就設在巴黎。戴高樂作為法國國家領導人需要了解一下北約在法國領土上的部署情況，就把諾斯塔德約到馬提翁大廈來了。戴高樂本身就是將軍，兩人就軍事部署交談起來都是內行的術語，也無需解釋。

在談了一般的軍事部署情況后，戴高樂說：“諾斯塔德將軍，你能不能談一談北約在法國部署核武器的情況以及它們的預定目標。”

諾斯塔德自恃是執掌大權的北約總司令，又因為這些年在巴黎目睹戰后的法國，是靠美援來渡過難關的，根本就沒有將法國領導人放在眼里；另外，這位美國將軍還知道，當年戴高樂與羅斯福總統鬧矛盾，因而想借此報復一下。

諾斯塔德望了望屋里戴高樂的助手，就說：“將軍，有關核武器的計劃，是絕對保密的。無需知道的人，沒有必要了解。只有在我們單獨在一起的時候，我才能告訴你。”
“好吧。”戴高樂示意讓雙方的幕僚都退出去。屋里只剩下他倆。戴高樂就說：“現在請吧。”
諾斯塔德聳了聳肩膀，說：“可是，非常遺憾。將軍，我不能回答你的問題。”
戴高樂氣極了！
他感到受了捉弄和侮辱，覺得法國的尊嚴受到傷害。他提高嗓門，連說話的聲音都因憤怒而變了調：
“將軍，我想讓你明白這一點。對你剛才說的話，這應是法國領導人最后一次聽別人這樣回答問題。”

這件事給他很大的刺激。以后，他曾經在多次講話中說：“如果沒有原子彈，法國就不成其為法國，法國就將不再是一個歐洲州強國，不再是一個主權國家，而只是一個被一體化了的衛星國。”

3、艾森豪威爾的羞辱

1959年9月2日至3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訪問巴黎。這時的戴高樂已經是以法蘭西共和國總統身份出面歡迎。這是兩位對二次大戰立下卓越功勛的將軍總統之間的會晤。本來艾森豪威爾是挑選了8月27日抵達巴黎的，這天是盟軍從德國法西斯占領中解放巴黎的紀念日。可是，戴高樂洞察了艾森豪威爾這一選擇之目的，是想借此提醒戴高樂，是他艾森豪威爾和他的部隊使法國人獲得解放的。因而，戴高樂婉言拒絕了這個日期，只是同意在9月間會見。

盡管如此，戴高樂對這位二戰時的盟軍總司令仍充滿著敬意。為此，舉行了格外隆重的歡迎儀式，從布歇爾機場至凱旋門，都是巴黎市民夾道歡呼的聲浪。一貫總唱反美調子的電視臺和電臺，也在艾森豪威爾訪法期間表示了熱情友好的歡迎。此次問是艾森豪威爾將軍作為其在總統任內最后一次出訪巴黎。

敞篷車經過凱旋門時，艾森豪威爾為戴高樂組織的盛大歡迎打動了，情不自禁地問：“天啊！有多少人參加歡迎儀式？”
戴高樂回答：“至少也有100萬。”
艾森豪威爾十分驚訝，感動地說：“在來到之前，我連這些人的一半都不敢奢望呢！”

艾森豪威爾只比戴高樂年長一歲，兩人在愛麗舍宮促膝長談。在廣泛地談及東西方關系、戰爭與和平、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共同關心的一般性問題時，氣氛都很融洽。但當會談涉及各自國家的根本利益，尤其是觸及核問題時，融洽的氣氛被徹底打破了。當戴高樂提出與核武器有關的敏感問題時，艾森豪威爾立即做出了反應。

因美國國會制定了麥克馬洪法，用以防止核武器技術的秘密向外擴散，艾森豪威爾明確地表示說：“將軍，我不能不告訴你，根據麥克馬洪法，美國不能與法國分享核秘密。”

戴高樂針鋒相對，反駁說：“什么麥克馬洪法，法律都是人制定出來的！一旦我覺得憲法不中用，我不是把法國憲法都改了！去年杜勒斯國務卿來巴黎時，曾提出過向法國提供核武器，但又不愿將鑰匙給我們。”
艾森豪威爾說：“是的。實行這一條必須有一個前提，美國提供的核武器就是要通過北約盟國最高統帥的批準來控制這些武器使用的。”
戴高樂當然不會忘記諾斯塔德將軍對他的侮辱，就說：“總統先生，這正是法國決心要制造自己的核武器的原因。”
艾森豪威爾問：“這不是表明對美國不信任嗎？”
戴高樂說：“如果俄國進攻美國，法國和美國將會結成同盟。戴高樂激情演說：法國要自己搞原子彈俄國和美國有互相威懾的力量，但法國和俄國之間情況卻不是這樣。法國人怎么能夠肯定，一旦法國遭受俄國攻擊，美國會冒被徹底毀滅的危險來援助法國呢？既然不能肯定，法國就不能不擁有自己的威懾力量。”
艾森豪威爾說：“為什么法國既要與美國結成盟國，又不信任美國呢？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最終不是站在法國一邊，與歐洲供命運了嗎？”

這句話引發了戴高樂的長篇大論。

他說：“歷史的確是一面鏡子，可以讓人變得更聰明。的確，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都是法國的盟友，法國不會忘記美國對它的幫助的。但是，它也不會忘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只是在它經受了三年漫長而痛苦的考驗，幾乎瀕于滅亡的時候，美國才來幫助的。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已經被打垮了，美國才來援助。”
艾森豪威爾當然也無可否認戴高樂所說的歷史事實，于是就尋思另找了一個理由來反對法國擁有核武器：“總統閣下，即使法國有錢制造這類貴得驚人的武器，法國的核能力也遠遠達不到俄國人的水平；那么，法國的核威懾力量又有什么價值呢？”
戴高樂的回答激動、簡潔、明白、有力：
“你十分清楚，用幾枚百萬噸級的炸彈能摧毀任何國家。即使敵人有殺死我們10次的力量，我們只需殺死敵人一次就夠了，我們的威懾力量就是有效的了。”

艾森豪威爾望著戴高樂那倔強、堅毅的臉，知道戴高樂的核觀點已經經過深思熟慮而不可動搖，感到無法說服他了。經過這些沖突，美、法關系已經到了公開破裂的邊緣，但還沒有破裂。

后來，艾森豪威爾本人覺得戴高樂的核計劃對法國來說也確實有必要。他曾對當時做翻譯的美國駐法武官沃爾特斯將軍說：“戴高樂推行他的核計劃并非全無道理。我了解他，無論如何，他都將實施他的計劃的。”

艾森豪威爾在回國后，經過思考，覺得在無力阻止法國實施自己的核計劃的情況下，美國不如面對現實，做出讓步，以分享核秘密為籌碼來換取法、美關系的緩和。

4、法國何以擁有核武器？

1960年2月3日，也就是法國第一次核爆炸的前10天，艾森豪威爾獲得有關情報后，在一次會議上宣稱：“我一直認為，我們不應該拒絕給予我們的盟友以他們的潛在敵人已經擁有的東西。為此，我建議國會修改麥克馬洪法，使之更加寬宏。”

艾森豪威爾這一建議，立即遭到了美國軍方和國會的強烈反對。但這阻止不了法國獨立研制核武器的步子。

1960年2月13日上午，法國第一顆原子彈在撒哈拉沙漠試爆成功！

戴高樂高聲歡呼：法國“重新獨立自主了”。他給武裝部部長皮埃爾·伊斯梅爾拍去一封熱情洋溢的賀電說：“為法國歡呼吧！從今天早上開始，法國變得更加強大、更加自豪。衷心感謝您和那些為法國帶來這一輝煌成就的人。”

從此，法國核武器逐步發展，于1964年建成了第一代核打擊力量，一支由36架幻影IV式轟炸機組成的戰略空軍，已可供實戰使用。接著，又進而組建三位一體的戰略核力量：陸基中程導彈、導彈核潛艇和攜帶核彈頭的戰略轟炸機。

當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的消息傳來，法新社從巴黎發出的電訊說：因為中國試驗氫彈取得的成就和速度要比法國和美國快一倍，“中國人民熱核彈所取得的驚人成就再次使全世界感到吃驚。驚奇的是中國人取得空前成就的驚人速度”。

中國的氫彈爆炸后，戴高樂覺得法國步子慢了，甚為惱怒。他第二天將主管部長與主要科學家們召集起來講話，對他們大發了一通火后說：

我已經講過，我要在離開愛麗舍宮之前看到進行第一次氫彈試驗。之后，法新社就在6月22日廣播了如下消息：“負責科學研究的國務部長莫里斯·舒曼，今天在國防委員會上作了獲得成果的政治總結。”

他說，法國只是在1967年才開始生產軸235，旨在制造熱核武器的試驗進展順利。他說：“同中國的成就作任何比較都是不合理的，因為法國在掌握熱核武器之前，首先是希望擁有核武器系統。”

戴高樂終于在他的總統任內看到了法國氫彈爆炸成功。法國科學家沒有辜負戴高樂的期望，在中國氫彈試爆成功的一年半之后，即在1968年8月24日，法國第一顆氫彈VLBI在玻利尼西亞的芳加陶法島上空爆炸。

對戴高樂來說，核力量不光是用于軍事安全的手段，而是達到廣泛政治目的的手段。他認為，核武器首先是政治武器，是外交王牌；核武器是獨立的象征。

法國獨立核力量首先剝奪了美國在西方世界唯我獨尊的地位和主宰法國命運的權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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