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曉東

“黃河南，長江北，淮河灣灣在中間”。

　　1950年7月的淮河，流域內1300多萬人受災，4000余萬畝土地被淹。“不少是全村沉沒”，“多抱頭大哭”。

　　遵照毛澤東主席根治淮河的指示，8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領導下，在北京召開第一次治淮會議，會期罕見地長達18天。

　　10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為根治淮河而斗爭》。僅僅10天后，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作戰。剛剛誕生一年的新中國，在歷史轉折的激流中迎來山河巨變。

汪胡楨先生。

　　巨變中，一大批朝思暮想、祈望改變山河舊貌的中國水利工程師向我們走來，其中，就有被譽為“中國的連拱壩之父”——汪胡楨。

　　1997年，汪胡楨誕辰 100周年之際，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原水利電力部部長錢正英，為嘉興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輯出版的《一代水工汪胡楨》一書撰寫前言，高度評價說:“汪胡楨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水利專家。作為一位中國水利事業的開拓者，他背負著中華民族的憂患，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弟子,修建了一座又一座的水利工程，留下了一部又一部的科學著作。他既是一熱愛社會主又祖國的科學家，又是一位理論聯系實際，不斷學習、不斷進取和無私無畏的科學家。他留給我們的是一個中國科學家的光輝榜樣。

《汪胡楨與佛子嶺水庫》書影。

　　打開吳旭新著《汪胡楨與佛子嶺水庫》(河海大學出版社，2024年10月第1版)，新中國治淮事業的浪漫畫卷逼真地展現在我們眼前，自謙為“一代水工”、實為水利科學家汪胡楨傳奇的一生得到形象地呈現。

　　大事件展現人物命運

　　自南宋黃河奪淮以來，淮河在養育兩岸百姓的同時，災禍頻發。

　　1912年民國元年，張謇代安徽總督柏文蔚為導淮事宜專門致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提出裁兵導淮計劃。1913年，張謇兼任全國水利局總裁后，創議并主持設立河海工程專門學校。1947年7月，國民政府行政院將導淮委員會改名為淮河水利工程總局。

　　而真正的治淮大業起始于新中國成立后。1949年5月，上海解放，華東軍政委員會成立華東水利部，旋即邀請汪胡楨主持華東地區水利建設。

　　無論是1915年報考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學生時代就準確地從英文中萃取“水庫”一詞，還是1917年入職全國水利局、師從詹天佑、丁文江，翻譯《中國礦業論》，1922年赴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水力發電，像眾多學人一樣，實業報國成為汪胡楨孜孜以求的夢想。

　　任教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后，汪胡楨又相繼在太湖流域水利工程處、浙江省水利工程局任職。多年之后，汪胡楨在《回憶我從事水利事業的一生》中說：“我沒有什么才干，我只不過能抓住一切機會勤奮學習，學到一點切合實際應用的水利技術，能為國家做一些水利工程，教導出若干優秀的水利人才罷了。”

汪胡楨(左)、張云峰(右)在佛子嶺水庫建設工地。

　　《汪胡楨與佛子嶺水庫》起先幾個章節，在詳細記載汪胡楨青年時期的求學、治水履歷的同時，記錄了重要歷史時刻敘述主體的選擇。在第六章《華東水利 受命治淮》一節中，作者聚焦于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后的歷史時刻，從汪胡楨蟄居的嘉興故里寫起，一方面是汪胡楨潛心寫就的《全國經濟建設擬案》，寄托了一位水利工程師“科技救國”“水利救國”的高尚情懷。另外一方面是汪胡楨應邀趕赴上海，參加新生的人民政權建設，在1949年年底，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任命為淮河水利工程總局副局長。

　　該書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人物傳記，但把人物的命運置于歷史時空之下，通過大事件的記錄，展現了一代學人在新舊更替時刻的歷史性選擇，賦予了作品史學的價值。

　　宏大敘事中的小事件

　　位于淮河支流淠河東源上游的佛子嶺水庫，是建國初期中國自行設計具有當時國際先進水平的大型連拱壩水庫，以防洪為主，結合灌溉、發電、航運等功能。佛子嶺水庫，最大壩高74.4米，與當時的上海國際飯店相等。壩總長510米，鋼筋混凝土連拱壩長413.5米，內由21個拱圈和20個垛墻組成。建設高峰時近2萬人參加。

　　從第八章《醞釀決策 興建水庫》到第十八章《淠河大壩 冉冉升起》，全書以四分之一的筆墨，記載了佛子嶺水庫建設過程中的方方面面。在其中，作者從汪胡楨主持設計水庫連拱壩這一核心環節入手，圍繞工程建設重點，通過特殊年代那樣一種全國協作、軍民團結、敢闖趕干、因地制宜的精神，較為全面闡述了汪胡楨科學治水的思想。

佛子嶺原貌。

佛子嶺水庫全景圖。 攝影：熊志剛

　　限于歷史條件，佛子嶺水庫的圍堰建筑、清基、開挖引河和最后的拆除圍堰、土方回填等工作，主要是依賴人工完成。如何組織千萬民工離開剛分到手的土地到工地勞動，他們的報酬如何兌現、他們的購買力如何引導，都需要工程主導者提前謀劃、科學決策。讓人驚喜的是，作者以歷史記錄為依據，從工場布置、城鎮規劃、禮堂逸聞、文化保護等非工程主體事件的闡述入手，多方面展示了中國水利科技工作者科學探索、大膽創新的治水路徑。比如書中記載的豹子光臨指揮部、用毛竹巧搭禮堂等片段，以生動的細節描寫鑲嵌于宏大的歷史敘事之中，增加了可讀性，拓展了敘事空間。其中透露出的水文化建設、水生態觀念，在今天都有啟發。

　　引人注目的是，書中對“佛子嶺大學”一節的描寫，不僅弘揚了一所特殊的“工地大學”所引領的學習精神、創新精神，而且洋溢著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邊學習、邊實踐、邊討論、邊建設的時代氣息。那樣一種青春的力量，那樣一種朝氣勃勃的面貌，就是一個時代的寫真。我想，在作者“記住那些對社會進步有益的事件，更要讓社會銘記那些為此做出貢獻的人”的希冀中，因一座水庫的建設，看到新中國水利事業的輝煌起步、看到新中國成立后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更是全書賦予我們的又一層深意。

佛子嶺水庫連拱壩寫意圖。

　　作為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員會一名工作者，吳旭以水為善、近水而樂。如果沒有這樣一種愛水知水的熱情，他不可能利用業余時間堅持數年來完成這樣一部專著。書的《跋》言中，作者回顧了從研究淮河治理開始，到了解佛子嶺水庫，進而研究到汪胡楨本人的歷史過程。有熱情，又能坐冷板凳，這是吳旭成功的基礎。

　　2024年春，因探訪淮河源頭，我與吳旭同行相熟，一路感受到他對淮河的深情，碎碎念念中皆是學問。更為感慨的是，他對淮河流域水文化的了解，可以說是如數家珍。他以“藍豚”為名，通過微信公 眾號，深情地講述著淮河上下。

　　淮河源頭桐柏縣桐柏山太白頂，流云如霧，蒼翠欲滴。滿山杜鵑，吐焰如火。正是有對莽莽大地、對奔騰山河的熱愛，才有豪情滿懷、正氣凜然的抒寫。

　　2025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