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茶葉，如何成為撬動大英帝國根基的杠桿？

1773年的波士頓傾茶事件，常被視為美國獨立戰爭的導火索，但鮮為人知的是，這場看似反抗苛稅的起義，實則源于一場減稅引發的連鎖風暴。當東印度公司的壟斷野心、殖民地的走私網絡與帝國的財政危機激烈碰撞，歷史的齒輪悄然轉向——這場“茶葉戰爭”不僅改寫了美洲命運，更揭示了稅收政策如何塑造權力、利益與革命的復雜圖景。

一、帝國的困局：七年戰爭后的財政危機

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初, 發起斗爭的 “自由之子” 把茶葉傾倒入波士頓港口的海水中, 而我們被告知, 他們的行動受迫于英國的壓迫性稅收。 這或許是歷史上最著名的抗稅起義, 但實情并不完全是傳說的那樣。

要強調的一個普遍教訓是: 當涉及稅收議題時, 神話往往比真相更為流行。

波士頓茶黨的興起實際上并非因為增稅, 而是源于減稅!背景故事是日益絕望的政策制定者與有權勢的利益集團之間相互爭斗, 雙方都擅長給自身利益編織出某種樣式的高尚外衣。

在這則故事中, 最讓人驚恐的英國稅收壓迫并沒有發生在美洲殖民地, 而是在印度。

故事始于 1763 年。

英國當時剛剛走出七年戰爭, 帝國疆域與債務規模都大為膨脹。

在美洲, 各殖民地擺脫了法國人在邊界上施加的壓力。

在印度, 政府扶持的私人企業東印度公司確立了冉冉上升的主導性殖民強權的地位。

只是所有這些成果, 加上在加拿大和加勒比地區的收獲, 都付出了不菲的代價。

英國人主要依靠大規模借款來支持戰爭: 國債規模幾乎翻番, 與 GDP (國內生產總值) 之比攀升到令人咋舌的 120%, 大約三分之二的政府支出須用于償付利息。英國是時候整頓財政了, 各殖民地也需要采取相應的動作。

到 1765 年, 英國人看到事情還沒有變得太糟。

的確, 美洲殖民者并不喜歡 1764 年開征的糖稅, 但對法律文件和其他印刷品征收印花稅或許能行得通, 畢竟在宗主國已經實施了許多年, 且沒有遇到太大的困難。

喬治·格倫維爾 (George Grenville) 首相預計: 印花稅會展示出 “公平、 廣泛、不繁重的特點, 產生相當數額的收入, 而且不需要太多數量的官員去負責征收”。

此外, 這些收入將作為專項資金用于殖民地的防衛。 非常公正地說, 普通英國人每年的平均納稅額達到 25 先令, 人均納稅額只有 6 便士 (或者說半個先令) 的美洲殖民者確實應該多繳一些稅。

來自印度的消息則更令人矚目, 莫臥兒王朝的皇帝于當年授予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 比哈爾和奧里薩等地區的征稅權, 這確實是輝煌燦爛的 “成就”。

《紳士雜志》 (GentlemansMagazine) 評論說: “這些新收獲的龐大價值……可能給國家開辟一塊財富寶礦……使我們能夠在短短幾年之內還清國債, 取消土地稅,并減輕窮人的沉重稅負?！?/p>

二、減稅陷阱：東印度公司的“救市”陰謀

1767 年, 看起來這些預言將會成真, 因為東印度公司同意每年向英國政府支付 40 萬英鎊, 以受命繼續掌管印度。

但很快, 事情變得大錯特錯。

在美洲, 民眾對印花稅的激烈反對導致該稅種推出不久即被取消。 由 (毫無疑問已因為精神疾病而嚴重失能的) 老皮特領導的英國政府在 1767 年決定, 對茶葉及其他產品開征“湯森稅” (Townshend Duties)。該稅種能產生的收入預計只有東印度公司征稅收入的十分之一, 但關鍵在于, 稅收法案的前言宣稱, 這是 “在國王陛下的美洲領地行使征稅權的一項權宜之計”。

更多的反抗和抵制隨之而來, 到 1770 年, 除了對每磅茶葉征稅 3 便士, 其他稅種都被廢除了。

而茶葉稅的延續是因為國王堅持認為:“總得有一種稅收, 以使征稅權能夠保留下去?！笨棺h和抵制也依然延續, 到 1770 年 3 月, 驚慌失措的英國軍隊在波士頓街頭殺死了 7名當地居民。

不過, 印度的情況甚至更為糟糕。 地方征稅權的成果遠不如預期, 因為孟加拉地區在 1769 年爆發了饑荒。 東印度公司的收入從1766—1767 年的 180 萬英鎊銳減至 1770—1771 年的 130 萬英鎊。

這一削減幅度比原本預期的要小, 因為饑荒的實際程度極為嚴重: 孟加拉地區可能有 20%的人口死亡。

阻止稅收更大幅度下降的因素是東印度公司的橫征暴斂。

舊政權的一位官員報告說: “印度人受到嚴刑拷打, 被逼交出他們的財富; 城市、集鎮和村莊遭到洗劫; 各個封地和邦被偷竊?！?/p>

但這些極端做法仍未能避免稅收收入的顯著減少, 這使該公司面臨的其他問題雪上加霜: 它在印度的負責人過度擴張, 致使借款規模失控, 軍事開支大幅增加, 而部分因為美洲的抵制行動,大量茶葉積壓在庫房。

在 1768—1770 年, 東印度公司對美洲殖民地的銷售額暴跌了近 90%。

到 1772 年初, 該公司陷入了真正的麻煩。

它在倫敦倉庫里有大約 1 800 萬磅茶葉亟待出售; 由此拖欠了從英國進口茶葉需繳納的關稅; 它非但沒有給英國政府繳納巨額資金, 反而需要向后者大量借款。不過作為英國財政的核心 (以及許多精英人士的財富源), 東印度公司已變得大而不能倒。

埃德蒙·伯克后來告訴英國議會: “對最賺錢的貿易的壟斷, 對帝國財政收入的把持, 把你們帶到了乞討和毀滅的邊緣。”

于是, 諾斯勛爵在 1768 年宣稱: “英國面臨兩大問題, 東印度公司的問題與美洲的問題?！?/p>

這兩大問題日益交織在一起, 一個問題的方案可能是解決另一個問題的基礎。

為確保東印度公司的財務穩定,關鍵在于增加茶葉銷售, 主要希望則在美洲市場。市場擴張的潛力顯而易見, 但實現的障礙同樣突出: 美洲殖民地消費的茶葉中約四分之三是走私進來的。

在某些人看來, 這些商業上的問題可以給取消湯森稅在政治上提供很好的借口。但是已當上英國首相的諾斯勛爵堅持認為原則必須得到維護: 按照埃德蒙·伯克所做的圓滑表述, 這并非真正的稅收, 而只是一種預先嘗試。

此時, 在倫敦面臨巨大壓力的官員和政客制訂出了一份巧妙的計劃。 簡單來說, 他們通過取消英國的茶葉稅來降低殖民地茶葉的價格, 以此來維護之前的原則:在美洲殖民地繼續對茶葉征稅。 具體來說, 他們之前要求東印度公司把運往美洲殖民地的茶葉先送到英國,在那里繳納約 24%的進口關稅, 然后拍賣茶葉。

可是從 1773 年 7 月起, 出口到美洲的茶葉將完全免除這筆稅收。 對于最便宜的茶葉而言, 這會使殖民地的每磅茶葉售價被削減約 6 便士。

走私商販依然擁有不支付湯森稅的優勢, 但東印度公司此時將能夠直接向美洲殖民地出口, 給走私者帶來真正的競爭壓力。 顯然, 美洲民眾將不再抗拒大量購買納稅茶葉, 而他們一旦這樣做, 就會把東印度公司及其身后的龐大利益集團送上復蘇軌道, 并且默許接受英國政府的征稅權。 這真是個聰明的主意!

但結果表明, 這一 “錦囊妙計” 有些聰明過頭了。

三、傾茶為號：從商業爭端到主權抗爭

東印度公司挑選的在殖民地販賣廉價茶葉的代理人肯定屬于?；逝?。 這樣一來,已經因為 1765 年 《印花稅法案》 而觸怒了當地律師、 酒館老板、報紙出版商、作家以及其他有影響力的知識階層的英國人, 又把矛頭直接對準了另一個強勢利益集團: 從走私茶葉中賺得盆滿缽滿的狡猾、強大、聲名狼藉的商人, 這些人越來越倒向美國獨立路線。

該群體中的代表包括約翰·漢考克 ( John Hancock), 一位廣受尊敬的大走私販、 波士頓最富有的商人。 他與獨立路線鼓動家山姆·亞當斯 (Sam Adams) 的聯系日益密切, 并在后來成為 《獨立宣言》盡人皆知的首位簽名者, 他的簽名也是所有簽名中最大和最浮夸的那個。

這是因為, 美洲商人不僅銷售走私茶葉受阻, 甚至也沒有機會參與合法的英國進口茶葉銷售。 倫敦的如意算盤是, 他們的措施將削弱那些強勢群體的商業利益兼影響力, 可惜誤判了形勢。

在亞當斯的支持下, 漢考克于 1773 年 12 月 16 日在老南會議廳主持會議, 鼓動“自由之子” 把 3. 5 萬磅降價茶葉傾倒入波士頓港口的海水中。

費城和查爾斯頓拒絕英國茶葉貨船入港, 茶黨勢力在波士頓和紐約再度興起, 由此在“無代表不納稅” 的旗幟下, 騷亂演化成了美國獨立革命。

這則故事隱藏著反諷意味: 近代的美國茶黨激烈反對超出最小幅度之外的一切超額稅收, 但他們的政黨名稱來自對一次減稅的激烈反抗。

該故事還包含其他教訓。 因此我們并不能想當然地從中得出如下結論: “結果表明, ‘自由之子’ 反對的不只是無代表權的納稅, 他們還反對稅收本身。”

四、余波震蕩：稅收如何塑造世界歷史

當然, 波士頓茶黨的反抗行動很明顯不只是針對稅率。

波士頓茶黨與美國獨立革命的最終目標是爭取國家主權。

英國借助茶葉稅的形式公開行使統治權, 直接激起了明確的反抗。 然而此類事件也反映了利益集團之間的權力斗爭, 美洲殖民地的走私商販非常巧妙地爭取到了其他團體的廣泛支持, 包括波士頓的普通茶葉消費者, 其實后者的利益在當時是與走私團伙背道而馳的。

另外, 與其他災難性稅收故事類似, 稅收的具體實施方式影響很大, 或者說在此案例中, 與稅收實施本身關系巨大。 走私對美洲殖民者 (及其許多英國同黨) 而言是正常生活的組成部分, 英國方面對走私的持續打壓不得人心。

當負責打擊走私的皇家海軍 “加斯比號” 軍艦在 1772 年執行巡邏任務時, 就被當地人縱火。

稅收收入的使用方式如果缺乏民眾支持, 社會就更容易滋生不滿。 例如, 湯森稅的收入就被專項用于負擔英國給殖民地任命的官員, 并設立沒有陪審團監督的海關稅務局, 這類支出極其不受歡迎。

擺脫英國人統治后, 新成立的美國政府也很快遭遇本國的抗稅行動。

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發現關稅難以滿足新生的聯邦政府的需求, 于是在 1791 年引入威士忌酒稅 (針對帶有罪惡感的奢侈品)。

并非巧合的是, 該稅種對一個重要的游說團體———規模較大的釀酒商———較為有利。

可它激怒了另一個利益團體: 在西阿巴拉契亞山區釀造威士忌的農場主。 這些農村地區的小釀酒商拒絕繳納酒稅, 并羞辱稅收官員, 最終激起武裝暴動和流血事件。

新生的美國政府采取了與英國人基本相同的做法: 武力鎮壓。 但結果大為不同,1794 年, 喬治 · 華盛頓總統率領的軍隊輕松平息了農民的武裝暴動。

英國人確實從美國獨立中吸取了某些教訓。

1931 年, 圣雄甘地對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合法性提出了挑戰: 用一小茶勺的鹽水泥漿在海水里煮沸, 生產出微量未納稅的非法食鹽。 他的行動分明讓人們想起波士頓茶黨的 “自由之子” 行動。

但這次英國人沒有采取與 1774 年針對波士頓人的 《不可容忍法令》 類似的懲罰措施。甘地本人也注意到, 英國方面表現出了極大的容忍。

文章摘編自《稅的荒唐與智慧》

稅收，既是維持國家運轉的血液，亦是點燃革命的星火。波士頓傾茶事件撕開了“抗稅”表象下的復雜真相：當政策淪為利益博弈的工具，一粒茶葉亦可掀起滔天巨浪。若想深入探索稅收如何改寫文明進程，不妨翻開《稅的荒唐與智慧》——這部充滿機鋒的歷史著作，以數十個類似故事，將枯燥的財稅理論化為驚心動魄的權力劇場。無論是財經從業者還是歷史愛好者，都能在書中找到答案：為何人類社會的每一次飛躍，總與“稅”字息息相關。

國際公共財政學會前主席

邁克爾·基恩 喬爾·斯萊姆羅德

回溯跨越千年的稅收歷史

解析稅收背后的基本原理

作者：【美】邁克爾·基恩 喬爾·斯萊姆羅德

譯者：薛凱欣 余江

出版時間：202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