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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朱曉喆

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副院長、博士生導師。

曾獲上海市曙光學者、上海市第七屆“杰出青年法學家”榮譽稱號。兼任中國民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上海市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市人大常委會浦東新區法規立法專家、上海市政府立法專家庫專家、上海高院第四屆特邀咨詢委員會委員、上海高院特聘教授、上海市發改委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專家委員會委員、上海仲裁委員會（SHAC）仲裁員、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SHIAC）仲裁員等職務。在《法學研究》《中國法學》等期刊發表論文五十余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兩項；出版專著兩部；主編《中外法商評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評注》等。

在司法實踐中經常會碰到民事合同的當事人涉及違法犯罪活動，合同的效力如何確定的問題。這是一種民刑交叉的現象，對此，原先我國民事立法和司法解釋沒有統一的規則，只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及《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中有一些分散的規定。近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通則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六條明確規定，合同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行為人承擔行政責任或者刑事責任能夠實現強制性規定的立法目的的，一般不認定合同無效。這一規則的合理性在于：犯罪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的后果，與民事法律效果，特別是合同的效力應當區別開來進行判斷，特別是民法典關于意思表示的真實性、法律行為內容的合法性、法律行為的代理等問題，有一系列的法律規則，涉刑事案件的合同效力也應遵循此類規則，不能簡單地以涉刑為由，輕易否定合同的效力。而且，涉刑事案件的合同大多是行為人對另一方實施犯罪行為，侵害其合法權益，合同無效對于受害人最為不利，因為根據無效的合同，權利人只能主張信賴利益的賠償，而不能主張合同的履行利益。總之，應根據法律規定，并結合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來認定合同的效力，這樣更有利于保護民事主體參與市場活動的交易安全。

雖然以上原理，是我國法學界和法律實務界的共識，但是在實踐中涉及具體問題時，各個司法機關對涉刑事案件的合同效力認定，還存在分歧，對個別問題的認識也不統一。為此，我將以如下三種案型為例，分情況進行解釋說明。

案型一

一方利用合同，對另一方實施犯罪行為

第一種案型，是一方當事人利用合同，對另一方實施詐騙、強迫交易等犯罪行為。受害人作為債權人向犯罪行為人主張合同上的民事權利，對此，法院應依據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條到一百五十條關于欺詐、脅迫等法律行為可撤銷的規則，根據債權人是否選擇撤銷合同，而認定合同的效力。如果債權人只是主張違約責任，并不主張撤銷，法院應尊重當事人的選擇，依有效合同進行判決。這其實已是我國司法實踐中的通說。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終第655號民事判決書的裁判理由指出，犯罪分子在刑法上構成騙取貸款罪，應當承擔刑事責任；但在合同法上，其行為構成單方欺詐，債權人某銀行享有撤銷權。因銀行未主張撤銷合同，原審法院認定借款合同有效并無不當。

案型二

雙方當事人利用合同從事違法犯罪活動，

明知對方無訂立合同的意思或惡意串通

第二種案型是，雙方當事人利用合同從事違法犯罪活動，都明知對方并無訂立合同的真實意思，甚至串通起來，訂立虛假合同進而詐騙他人，謀取非法利益。例如，雙方虛構貿易債權，轉讓或質押該虛假的債權，騙取金融機構的融資，構成貸款詐騙罪。無論是構成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條雙方通謀虛偽表示的法律行為，還是第一百五十四條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利益的法律行為，相關合同都應認定無效。再例如，在招投標活動中，投標者相互串通投標報價，損害招標人或其他投標人利益；或者，投標者與招標者串通投標，損害他人利益的，構成串通投標罪。根據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合同因內容違反強制性法律規定而無效。

案型三

無權代表或無權代理訂立合同從事犯罪活動，

合同是否發生效力

第三種案型，與無權代表或無權代理合同有關。實踐中，經常出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利用職務之便，在訂立和履行合同中從事犯罪活動，最終造成合同相對人的損失。那么，在法人的代表人或代理人被定罪處罰后，法人是否應當承擔民事合同的責任呢？換言之，因犯罪活動而成立的合同是否對法人發生效力。我們舉一個案例來說明。

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張某以公司名義，向B銀行借貸1000萬，雙方在A公司的會議室簽訂借款合同。合同上有張某簽字，但是加蓋的是張某私自刻制的A公司印章。B銀行對上述事實并不知情。后來，張某將全部款項挪用，無法歸還。案發后，張某被法院判處貸款詐騙罪。隨后，B銀行起訴A公司要求償還借款本息。A公司以張某從事的是犯罪活動，借款合同與公司無關為由，主張合同無效，拒絕還款。對這類案件，應當區分刑事責任與民法上無權代表的構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本案中，張某被判處貸款詐騙罪并無疑義。問題是，張某從事的犯罪活動，是否會影響借款合同的效力？我認為，應根據民法典第五百零四條判斷本案中借款合同是否對法人生效。該條規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非法人組織的負責人超越權限訂立的合同，除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超越權限外，該代表行為有效，訂立的合同對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發生效力。這條法律規定的內涵就是代表人或負責人超越權限訂立合同，其效果應歸屬法人或非法人組織承擔，除非相對人明知或應知越權的事實。其法理基礎在于：法律應當保護市場交易中，合同相對人對代表人或負責人具有代表權的信賴。因此，本案中，即使張某構成犯罪，也不影響民事法律關系中，張某代表A公司訂立借款合同對公司生效。甚至可以說，即使A公司也構成了單位犯罪，也不會影響合同的效力。

此外，在司法實務中，還要結合被告人承擔的退賠責任綜合考慮案件的處理。如果張某所騙款項并未用于公司，構成個人犯罪，司法機關首先會對張某所騙錢款進行追繳或責令退賠。這部分追回的損失，應從受害人B銀行依據合同向A公司要求還款的責任范圍內予以扣除。

綜上所述，在認定涉刑事案件合同的效力時，應根據民法典關于法律行為與合同的效力規則，結合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具體認定。

責任編輯 | 郎振宇

視頻 | 貝子君 夏佳超 楊一帆

版面編輯 | 周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