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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二〇一五年，同為80后的楊慶祥出版了一本深入探討80后一代人的思想隨筆集《80后，怎么辦？》，其通過社會調查、口述采訪等方式呈現80后一代人的生活及精神狀貌，并從個人經驗、文學文本和社會現實三重維度展開，詳盡梳理自1980年代以來對于“個人”的社會想象和文學想象，通過文本細讀,剖析80后的歷史虛無主義和抵抗的“假面”，以全局視野提出歷史性命題，關注社會現實里更為普通的底層80后于歷史變動中的精神動向。時值《80后，怎么辦？》英文版出版之際，作者再次借其序言，反思代際困境，呼吁通過歷史重建和審美解放，直面時代癥結。

今天，我們全文推送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楊慶祥的《請興高采烈地忍耐》，以饗讀者。

請興高采烈地忍耐

——《80后，怎么辦？》英文版序兼十年來的反思

楊慶祥

01

美國Jim Zwadlo 油畫作品

《80后，怎么辦？》從最初的思考片段到最后成為一本著作出版，前后大概有近6年的時間。2009年，《天涯》的“作家立場”欄目約我寫一篇文章，描述近年的中國思想動態，我以《分裂和建構》為題書寫了我的一些思考，其中的一些片段，構成了《80后，怎么辦？》的前置文本。在2011年前后，我產生了一種更強烈的表達沖動，記得有一次我走在北京積雪的街道，一位同行問我最近在思考什么，我回答說：思考我們這一代！她當時有些吃驚，因為從學科的角度看，這樣的思考似乎過于寬泛且缺乏學院所要求的某種知識合法性。但對于我來說，置身于2009年前后的中國歷史語境，我的切膚之痛讓我覺得將我個人感受到的難堪、痛苦和迷惘直接地說出來，勝過一切學究式的所謂學術和學問。2013年我寫成了一篇近2萬字的長文，這就是《80后，怎么辦？》的第一個版本。在一次偶然的交流中，批評家李陀知道我寫了這么一篇文章，表示很感興趣，他讀完后立即建議發表在詩人北島主持的《今天》雜志上。于是，這篇文章很快發表在2013年秋季號（總第102期）《今天》雜志上，作為頭條重點推出，這一期《今天》還刊發了顧城的紀念專輯。文章發表后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其中大部分是具有強烈社會關懷的人文知識分子，個中的緣由，我猜測：一是我的80后身份，對于他們來說，這是當時中國最年輕世代的自覺思考；二是宏觀視野，自1990年代以來，隨著學科建制的成熟和知識生產的專業化，這樣以一個代際來切入社會歷史的分析方式已經很少見了。《今天》雜志社受到這種熱烈反饋的鼓勵，立即在中國人民大學組織了一場專題研討會，邀請了不同代際的學者，圍繞這篇文章，但同時主要是針對中國社會的現實，作出了富有建設性的討論，討論的內容也隨后發表在2013年冬季號（總第103期）的《今天》上。對剛剛獲得高校教職不久的我來說，一篇文章引起這么大的反應，已經超出了我的預期。這篇文章部分釋放了我的焦慮，也為我獲得了一些行業內的肯定，據說當時我因此獲得了一個綽號：“怎么辦”。當時我并沒有進一步書寫這一主題的計劃，2013年我受邀在香港大學短期訪問，當時，作家閻連科、余華、劉再復等人都在香港，我們偶爾聚會。有一次閻連科非常認真地建議我將《80后，怎么辦？》寫成一本書，因為他覺得這個問題非常重要，一篇文章的容量不足以將該問題展開。隨著這篇文章被更多地閱讀和評價，我自己也意識到這一話題并非僅僅是“主體與文體”的問題——這是我最初設問的起點——它當然是我個人的遭遇，也是一代人的語境，同時，它也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切片，以個人作為觀察的案例和方法，觸及的卻是結構性的矛盾和困惑。我又用了近一年的時間來繼續深化對該問題的書寫，2015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作為一本著作的《80后，怎么辦？》，這是這個命題最完整的一個版本。與雜志主要面對專業讀者不同，書籍主要面對的是大眾市場，《80后，怎么辦？》的出版讓這個話題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我記得新書發布會是在當時北京著名的獨立書店單向空間花家地店舉行，現場被熱情的讀者圍得水泄不通，很多讀者因為沒有椅子，就席地而坐，還有的讀者直接爬到窗臺上，首印1萬冊圖書在一周內銷售一空，出版社又緊急加印了幾次，很多的媒體跟進了這個話題，包括《南方都市報》、鳳凰網讀書頻道和《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周刊》等。

二

美國Jim Zwadlo 油畫作品

更廣泛的傳播和閱讀也意味著更多的評價甚至是質疑，無論是開始的文章發表還是后來的書籍出版，無論是面對肯定還是批評，我幾乎都沒有公開回應，我覺得我僅僅是表達個人的觀察、體驗、認知和思考，并沒有奢望求得完全肯定的認同和理解。但這并不代表我沒有認真對待相關的討論和提問，相反，來自不同層面的提問激活了我的很多思考，在這本書出版后不久的2015年11月，我曾經針對當時的一些提問寫過一篇短文，但因為各種原因一直沒有公開發表，現在借這次英文版出版的機會，我將這篇短文放在下面：

在眾多的提問中，最直接也是最集中的問題當然是——80后到底該怎么辦？伴隨著這句提問的，有不同的表情，不屑一顧的有，那往往是自覺自己早就知道了該怎么辦，且辦得很好——這好當然往往是世俗意義上的好。還有一種表情是嚴肅且驚訝狀，80后呀，這個群體差異性很大啊，每個人都不一樣啊，你這么說豈不是沒有個性，這多不現代啊，現在是要碎片化，是要個人主體，是要說“我”而不是“我們”啊……在這種時尚且自戀的“我”前面，我確實覺得自己有些舊且老，仿佛還是個過去時代的人，寄望于一種共同體的想象來理解貌合神離的當下生活。不過有時候我也想，我們是不是太在意這種碎片化的現代性了？且用詹姆遜的一段話來作小小的辯駁：體制一直都明白它的敵人就是觀念和分析以及具有觀念和進行分析的知識分子。于是，體制制定出各種方法來對付這個局面，最引人注目的方法就是怒斥所謂的宏大理論或宏大敘事（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對本雅明的幾點看法》）。80后從來就是無數世代中的一代，它和人類一樣，有它的個體性，同時也有它的整體性。正是無數世代的有主體的人構成了人類這個主體，同樣，也是無數的有個性的80后構成了80后這個整體，這之中的唯物辯證，難道不是最基本的（哲學）認知常識嗎？還有一種表情是真誠的，這一類往往是普通的讀者，往往有急切的語氣：啊，好像你說一些東西我有些感同身受，但你還是沒有說啊，80后到底該怎么辦？

是的，這是一本沒有完成的書，也是一個沒有答案的自我設問，但是面對這最后一種的真誠目光和真誠追問，我也愿意做一個誠實的思考者，將一些零零碎碎的，大半是在不眠或者走神之時的靈光之念講述出來，不是答案，權且交流。

第一是要重建歷史之維。我在《80后，怎么辦？》里面已經討論過歷史虛無主義的問題。我的主要觀點是，80后或者說更年輕的世代并非沒有歷史，而是沒有歷史感。也就是說沒有找到有效的與歷史互動的方式。歷史是一個敏感的詞，它是意識形態必爭的高地。在一個所謂的“現代”語境里面，談歷史尤其要小心謹慎。它容易被征用。就像那些現代君們所焦慮的那樣：哎呀，你談歷史，是不是又要談宏大敘事，這豈不是會帶來新的控制？這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也不能說這是一種歷史恐懼癥，而是說現代君們對歷史的理解過于狹窄了，同時也完全低估了個人對歷史的反作用。歷史不是一個外在于我們的大他者——在齊澤克看來，這個大他者不過是一種幻覺，雖然在最恐怖的集中營狀態中人們依然會相信這一大他者的存在并企圖因此獲得救贖。很顯然，這個大他者只是一種絕對精神的外化，它經常性地被征用，并因此損害而不是增進個人的自由，導致個人的“非個人化存在”。我的重建歷史之維恰恰是在拒絕這種虛幻的大他者的前提下，超越狹隘的自私自利，在與真正的具有實感的他者的互動中擴寬自我與世界的聯系。這個他者，必然是復數的而非單數的。這也是我在書中將“農民工”稱為“沉默的復數”的原因。對這一歷史維度的重建，并不需要多么高蹈的主義，而是從此時此地，從此人此物做起即可。我常舉的一個例子是，我們自詡為現代人，那我們有多少時候認真傾聽過父輩的故事呢？我經常遇到的情況是，我們很善于講述自己的故事，卻很少認真去傾聽一個他者的故事。或許這種隔絕的內循環正是歷史虛無主義的最初起源。在這個意義上，真正的閱讀和寫作都是獲得歷史感的有效手段，傾聽并敞開，這或許是一個起點。現代君們奉為先知的尼采早就說過這一點，在《偶像的黃昏》中他告誡，要重新學會聽，重新學會看，如此才能摒棄現代的鄙陋。

第二曰審美的解放。現代的一大痼疾大概就是審美的日益單一化。波德萊爾討論現代性時說現代性一半是永恒，另一半是瞬間。他的卓越闡釋者本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里面將這種現代性轉換成了一種現代歷史哲學——歷史唯物主義。這種歷史唯物主義強調過去、現在和未來三位一體的美學。但現代美學超出了這些文化精英的構想框架，一個事實是，世俗化和商品經濟將現代美學塑造成了一種西美爾所言的時尚美學。時尚和流行成了審美的普遍標準。而且有意思的是，這種時尚和流行又往往以“小眾”的形式出現，在象征資本的累積中遵循“輸者為贏”的悖反原則，“小眾”變“大眾”，“大眾”變“庸眾”，而在庸眾和大眾的背后，則是資本看不見的手在指揮和規劃著一切。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批評小資產階級審美。我們這一代人，在某種意義上，都或多或少讀過安妮寶貝、衛慧，有一段時間，被高度小資化的張愛玲、昆德拉、卡爾維諾、杜拉斯、村上春樹的作品也是很多“文藝青年”的必讀書目。我個人從這些書籍中獲得過很多的營養，至今我依然認為卡爾維諾的《寒冬夜行人》是現代小說的典范之一。但是當這些變成了一種流行和時尚，甚至成為一種“觀念”的時候，我意識到了其中的變異。這些文本被塑造為一種更高級的美學和更高階的文化，以一種“小眾”的方式建構一個自以為是的“自我”。這個“自我”以“文化”或者“美學”的符號包裹自己，在身份認同之中拒絕對世界和自我的更深入的認識。在這個意義上，小資產階級文化變成了一種單面的文化，它回避了過去和未來的維度，僅僅沉溺于當下，而當下又被無限地物質化和經驗化，它走向的其實是現代的反面。我所謂的審美的解放，首先指的就是從這樣一種流行的、表面化的小資產階級的美學中解放出來。但這不是全部，審美的解放在一定意義上是一個永遠不能完成的過程，它與自我的更新密切相關。因此，審美的解放既是一個個具體的問題應對，不僅僅從小資美學中解放，也要從意識形態的美學中解放，還要從民粹主義審美中解放……審美的解放更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對于一切所謂的“唯一性”予以質疑和反對，我們才可能一步步接近和發現我們的天性。

三曰社會實踐。重要的不是闡釋這個世界，而是改變這個世界。這里有一種我們今天避之不及的批判的激情。在一個充斥了文明人和現代君子的世界里，談改變世界無疑是不合時宜的，簡直就是癡人說夢。不過想起來，如果沒有癡人和夢想，人類也許還停留在茹毛飲血的時代。中國的儒家講“踐履”，說的大概也是要實踐的意思，一個人不僅要說，要寫，更要去做，如果能做到知行合一，就稱得上是“完人”了。“80后怎么辦”說到底還是一個行動和實踐的問題，任何高妙的思想，如果不能落實于具體的其時其地的踐行，其意義大概也只能是虛無。錢理群先生目光如炬，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80后，怎么辦？》提出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在一個后革命時代，如何開辟更多的空間，讓年青人真正參與到社會、政治和文化事務中去。1980年代以降，中國持續三十多年的改革進程之后，大的共同追求已瓦解了，政治也多局限在行政管理層面。這一被汪暉稱之為“去政治化”的過程（另外一些專業學者稱之為“以行政代政治”）帶來了影響深遠的后果：大眾變成了經濟動物，文化產業化，批判（有機）知識分子消失。這些后果并不可怕，在某種意義上，它只是中國現代轉型中的必然產物。但可怕的在于這樣一種觀念，在對這種后果的無限度的認同中，我們產生了一種“歷史終結”的幻覺并放棄或者讓渡了自我的權利——想象一個新世界或者一個更好的世界的權利。

大共同追求瓦解了，并不意味著不需要新的形式的共同體想象。我在80后以及更多的年輕人中看到了這種可能。鄉村建設實驗、環保公益組織、讀書小組、支教志愿者，各行各業以面向社會與更多人群的小團體和小組織，正在以其切實的行動破除那個“無病呻吟”的偽現代自我，在更廣闊的范圍內進行社會互動。這些“小共同體”的聚集和生長正是更年輕世代努力參與社會歷史的具體表征。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曾經描述過這種共同體形成的過程：系列——團體——組織。我并不認為個人與社會的互動會遵循哲學家如此嚴謹的直線邏輯。但是薩特提醒了我們，作為系列的個人只有將自己置身于具體的行為和實踐中才有可能獲得新的主體性。在這個意義上，薩特反對了“存在即虛無”這樣一種命題。我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認為，歷史化的社會實踐不但是審美解放的必然所指，同時也是對存在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最有效的克服。

因此要反對兩種傾向，這兩種傾向——復古主義和神秘主義——正在成為一種精神上的暗流，“古琴茶道仁波切”是對此暗流的最大眾化的形象表達。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并非一般的民眾的自動選擇，而是文化和資本刻意規劃的后果。對于擁有悠久歷史傳統同時又處于后發劣勢的東方國家而言，復古主義和神秘主義總是交織在一起，薩義德曾經指出，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在（西方）現代化面前總是愿意回到過去，夸大甚至神化傳統的價值和功能。以為在過去存在著永恒不變的道德秩序和倫理秩序，并將這種秩序來比照當下的“混亂”，這一情況在中國的很多作家和知識分子那里成為一種思想的頑癥。這種對當下的不信任會影響到我們實踐的勇氣。抵抗并反對這兩種傾向，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在某種意義上，這是長期的工程。

再次追問，更年輕的世代——80后、90后……以及我們同時代人怎么樣來思考和行動？無論如何，絕大部分人自以為是這個時代之中的人，他們會陶醉在復古主義和個人趣味中完成自己有限的人生；還有一部分人，會繼續在虛無主義里漫步，在無物之陣中尋找自己的同類。這些人在嚴格意義上都不是“同時代人”，同時代人是那些從復古主義、神秘主義和虛無主義里面驚醒的人，他們之中的一部分在嚴峻的當下性中蘇醒了，重新觀照到了自我和這個世界的復雜關系，他們突然變成了一群“不合時宜人”，這也許是一個嶄新的時刻。

不合時宜的人不是失敗者，他們是時代的敵人。重建歷史、解放審美、實踐社會，這不正是一個真正現代人應有的訴求嗎？韋伯在1920年代的一段話今天依然恰當其時：

“在一無所有之處，失去權利的不但有凱撒，也有無產階級。當長夜露白，屆時在座的諸君還有幾人活著？歷史證明，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執著地尋覓這世界的真理。”

路漫漫其修遠兮。

人類的大勇氣在于，不憚于想象并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

它就在前面，雖然不知道在何時、在何地。

2015年11月20日于北京

三

現在回過頭來讀上面的這一篇文字，我的感覺比較復雜。一方面我會驚訝于自己當時的真誠和自信，不僅是對我自己的自信，更是對歷史和未來的自信。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有點臉紅，這種篤定的判斷是否意味著我有一種文藝青年式的“幼稚病”？我把上面的短文放進這篇文章的時候，數次想把其中的一些文字刪除，但又數次把它們復原。它代表了我一個階段的思考，那就應該保留下來作為我個人的“呈堂證供”，當然，它應該接受更嚴格的審視和反思。

《80后，怎么辦？》楊慶祥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 2015年

從2009年到今天，十五年已經過去了，世界歷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009年，中國人還普遍抱有一種樂觀的情緒，在GDP的增幅和“后奧運”的景觀中，中國人躋身于第一世界的夢想無限逼近它的高點。雖然房價以一種瘋狂的速度飆升，但中國人自信自己的收入能夠跟得上這離奇的價格泡沫，同時他們也普遍認為，只要個人足夠努力，就可以完成階層的躍升和身份的轉換。《80后，怎么辦？》思考的就是這樣一種意識幻覺，并大膽地表達了當年的不安和可能的幻滅。事實證明這種不安和幻滅感不僅僅是出于一種詩人的敏感和臆想，最近十年，中國正經歷一場劇烈的變化，馬克思的經濟周期理論不僅僅適用于資本主義經濟秩序，也同樣適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秩序，同樣，中國傳統哲學中的“陰陽之變”和“強弱轉化”，也從來沒有過時。在2009年，中國的80后們三十歲不到，他們和父輩一起，以為自己正站在一個“偉大征途”的起點上；在2024年，他們中有的人已經四十多歲，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在時代的征途中，個人有時面臨的其實是一連串的省略號。

站在今天的歷史情境中，我還會像2015年那樣認為“重建歷史”“解放審美”“社會實踐”是可能的路徑嗎？從大道理的層面來說，這三個路徑都沒有問題，但因為現實語境的變化和立論前提的位移，這三個路徑的理路也應該進行重要的調整。比如歷史問題，如果宏大敘事再一次從批判維度跌入思想的桎梏，那這個宏大敘事還有價值嗎？這個時候，也許解構歷史比重建更為重要。歷史的解構還遠遠沒有完成，歷史最基本的“真”的原則也遠遠沒有實現，在這樣的前提下，何從談重建？一代人恰恰是被歷史不停地抽打耳光才慢慢清醒一點，所謂的歷史感也才慢慢呈現出來。在審美的維度，文藝青年式的“小資審美”現在已經消失不見了，它曾經像一種疾病，成為一代人的流行病，但遺憾的是，并沒有一種更健康的審美趣味來取代它，相反，這十年來社會的審美一路向下，完全被“流量”“帶貨”和“民粹”綁架。在小資審美中，至少還有一種走向世界和自我提升的渴望，現在流行的審美，則是自大狂、狹隘病與臆想癥的集中合一。在歷史和審美這兩者都出現問題的情況下，真正的社會實踐也變得艱難起來，那些有價值的富有探索性的社會實踐被那些滿是表演和投機的社會實踐所遮蔽，表演主義和投機主義正成為社會實踐的毒瘤，它們讓社會實踐的空間變得封閉而不是闊大——而真正社會實踐的目的，就是要盡可能地推進個人空間和社會空間的融合，并推進歷史的重建和審美的解放。

果然，“可能之事皆不可得”，我當年的短文應該到此結束，即使我們“執著地追尋真理”。我的感覺是，這十年來，時代正在艱難地完成自己，至于它完成的方向和目的，卻并非個人能夠決定和把握，我再一次陷入深深的懷疑論之中。中國的80后一代，在歐美的語境中指的是“千禧一代”，我對歐美這一代人缺乏切身的觀察和認真的研究，不太清楚他們的生存狀態和思想動向，通過一些閱讀和媒體信息了解到的一個模糊印象是，歐美的千禧一代也深陷消費主義、發展主義的陷阱之中，在時代和歷史之變中也有茫然和迷惘——困境是普遍且真實的，努力和掙扎也是普遍且真實的。這幾年我經常碰到更年輕世代向我提問“怎么辦？”我從來給不出答案，我也不可能像2015年那樣篤定地給出建議，我現在的回答是：

——“請興高采烈地忍耐！”

感謝美國紐約大學的Todd Foley老師的熱情和好心，他卓越的工作使得這本書擁有了其英文譯本，同時感謝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使得這本著作有機會在英語世界出版。

2025年1月5日，北京

作者簡介

楊慶祥，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分裂的想象》《另一個世界的入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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