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年來，美國不斷揮舞關稅大棒，對中國商品加征高額關稅，試圖在貿易領域壓制中國發展。

2021 年 6 月 10 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

這部法律的出臺，標志著中國在應對外部壓力時，從被動防御轉向了主動構建規則體系。

用圍棋術語來說，中國不再只是"應手"，而是開始下"先手"。

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這部法律精準覆蓋了一類特殊群體，那些游走于中西之間的跨國資本集團，香港媒體戲稱為"李嘉誠們"……

那么《外國制裁法》究竟有什么用？又是否可以整改"李嘉誠們"呢？

【風暴前奏：美國的 “三板斧” 與中國困局】

這幾年美國對中國發起了一系列隱蔽而又極具殺傷力的行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 “三板斧”。

這 “三板斧”，每一招都直擊要害，讓中國在經濟與戰略安全等多個層面面臨嚴峻挑戰 。

第一斧，李嘉誠家族將巴拿馬運河兩端的 43 個港口，以 228 億美元的高價售予美國貝萊德財團。

這一交易表面上看，不過是一場普通的商業資產買賣，遵循著市場的規則，價格、流程等都符合商業邏輯，但深入探究就會發現，其背后隱藏著巨大的戰略隱患。

巴拿馬運河作為全球航運的關鍵咽喉，承載著全球 6% 的海運貿易量，而中國貨輪通行權更是占到了 21%，這意味著中國相當一部分的國際貿易依賴于此。

而李嘉誠在出售港口的同時，還將 4000 萬條中國貨輪航行數據一并交給了美國。

這些數據，就如同中國海運的 “命門”，一旦落入美國手中，中國在海運領域的一舉一動都可能被美國監視，戰略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

第二斧，沃爾瑪要求中國供應商降價 10%，以此來轉嫁美國 20% 的關稅。

沃爾瑪作為全球零售巨頭，其全球采購量的 60% 依賴中國供應商，它利用自身在供應鏈中的優勢地位，通過 “長臂管轄”，將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帶來的關稅壓力單邊轉移給中國供應商。

從商業合同角度看，這是對原有合同的單方面更改，嚴重違反契約精神。

從市場秩序角度分析，這種行為擾亂了正常的市場交易秩序，使得中國供應商陷入兩難境地，要么接受降價，承受利潤被壓縮甚至虧損的風險，要么失去沃爾瑪這個大客戶，面臨市場份額的流失 。

第三斧，Costco 加速采購轉移，將東南亞采購占比從 5% 提升至 15%。

Costco 作為知名的零售企業，在全球市場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它的這一采購策略調整，看似是企業正常的市場布局和成本優化行為，但實際上，它利用自身市場優勢，對中國的同類市場進行強制性破壞。

隨著采購訂單的轉移，中國相關產業的供應鏈穩定性受到沖擊，大量企業面臨訂單減少、產能過剩的困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就業穩定造成了負面影響 。

【破局之刃：《外國制裁法》橫空出世】

美國這些年憑借其在國際經濟、政治領域的強勢地位，以所謂的 “人權”“國家安全” 等荒謬借口，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無理制裁。

從貿易領域的關稅壁壘，到科技領域的技術封鎖，再到金融領域的限制融資，美國試圖全方位遏制中國的發展步伐 。

與此同時，一些西方企業也在其政府的授意下，或者出于自身利益考量，配合西方國家的制裁行動，對中國企業進行排擠、打壓。

面對如此嚴峻的外部挑戰，中國若繼續在西方國家主導的規則下被動應對，必然會陷入更加艱難的境地。

《外國制裁法》的出臺，正是中國在這種復雜國際形勢下的必然選擇，它是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有力武器，也是對西方國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堅決回應 。

《外國制裁法》的核心條款，猶如一把把鋒利的刀刃，精準地指向西方國家的制裁與惡意商業行為。

該法明確規定，對于那些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以各種借口對中國進行遏制、打壓，對中國公民、組織采取歧視性限制措施，干涉中國內政的外國國家、組織和個人，中國有權采取相應反制措施 。

若某外國企業聽從其政府指令，停止與中國企業的正常合作，以配合制裁行動，那么該企業就可能成為《外國制裁法》的反制對象 。

從反制邏輯上看，《外國制裁法》遵循 “對等反制” 和 “精準打擊” 的原則。

“對等反制” 意味著中國的反制措施在力度和范圍上，與外國的制裁行為相對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讓對方明白制裁并非沒有后果。

“精準打擊” 則是指反制措施直接針對實施制裁的主體及其關鍵利益領域，避免對無辜第三方造成不必要的影響，確保反制行動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

這種反制邏輯，既體現了中國在維護國家利益上的堅定決心，又展示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以理性、合法的方式應對外部挑戰，維護國際公平正義 。

【劍指 “李嘉誠們”：法律下的精準打擊】

李嘉誠出售巴拿馬運河港口這一事件，堪稱近年來最具爭議性的商業交易之一。

2025 年 3 月，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宣布，將全球港口業務核心資產，包括巴拿馬運河兩端的巴爾博亞和克里斯托瓦爾等 43 個港口，以 228 億美元的價格售予美國貝萊德財團 。

從商業角度看，李嘉誠聲稱這是一次正常的資產優化和商業避險行為。

他強調，港口業務維護成本高，受全球經濟波動、巴拿馬運河干旱導致通行效率降低等因素影響，長期盈利能力下滑。

通過此次出售，他能套現 190 億美元現金，降低集團負債率，為投資新興領域提供資金，遵循了他一貫 “低買高賣” 的商業策略 。

而從國家戰略安全層面深入分析，這一交易的危害不言而喻。

巴拿馬運河作為全球最重要的海運通道之一，承載著全球 6% 的海運貿易量，而中國貨輪通行權占比高達 21%。

這些港口不僅是商業資產，更是國家經濟安全和全球影響力的關鍵支撐點 。

李嘉誠在出售港口時，將 4000 萬條中國貨輪航行數據一并交給美國，這無疑是將中國海運的關鍵信息拱手送人。

美國一旦掌握這些數據，就能精準監控中國貨輪的行蹤，在關鍵時刻，如貿易摩擦升級、地緣政治沖突加劇時，對中國海運進行限制、封鎖，嚴重威脅中國的能源進口和商品出口安全 。

香港特區政府在面對這一事件時，也陷入了調查困境，依據《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三條啟動 “勾結外國勢力” 調查，但李嘉誠一口咬定這是純粹的商業行為，政府難以找到確鑿證據來認定其違法，使得調查難以深入推進 。

【法律如何 “對癥下藥”】

所以《外國制裁法》的出臺，就是為解決類似李嘉誠出售港口這樣的問題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

根據《外國制裁法》，只要能證明存在這種脅迫貿易行為，就可對李嘉誠的交易行為進行限制。

通過調查美國對巴拿馬政府的各種施壓手段，如政治威脅、經濟制裁等，一旦確認這些行為與港口交易存在關聯，就可依法凍結交易，維護國家利益和公平的貿易秩序 。

在實施流程上，當發現類似李嘉誠出售港口這樣可能涉及國家利益受損的交易時，相關部門首先要迅速啟動調查程序，收集各方證據，包括交易雙方的背景信息、交易細節、相關的政治經濟背景等 。

然后依據《外國制裁法》的具體條款，對證據進行分析評估，判斷是否符合壟斷審查或脅迫貿易審查的條件 。

若符合條件，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發布凍結交易等相關措施的通知，并嚴格監督執行，確保法律的權威性和有效性 。

通過這些手段，《外國制裁法》能夠精準打擊類似李嘉誠出售港口這樣損害國家利益的行為，為國家的戰略安全和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

【結語】

《反外國制裁法》不僅是反制工具，更是一種新商業倫理的制度化嘗試。

對于那些習慣了在灰色地帶獲利的跨國資本而言，游戲規則已經改變。

未來的贏家，或許是那些能夠真正理解"雙循環"深層邏輯，在商業價值與社會責任間找到平衡點的企業家。

畢竟當潮水退去時，真正可持續的從來不是套利技巧，而是與國家發展同頻共振的戰略眼光。

參考資料：

中國青年網在2021-06-11關于《為反制外國歧視性措施提供有力法治支撐和保障——專家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的報道

人民日報海外版在2021-06-19關于《國際法專家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