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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首相東條英機曾竭力強化總體戰體制，對內閣等國家機構進行了“恣意的改動”。

1942年11月1日新設大東亞省，合并了內閣的拓務省、興亞院及對滿事務局等機構，接收了外務省部分權力。一年后又新設運輸通訊省、軍需省和農商省，廢鐵路省、郵遞省、農林省、商工省及內閣企畫院等。其中軍需省官職定員1066人，臨時職員2400人，成為內閣中最龐大的省，下設總動員局、航空兵器總局、機械局，鋼鐵、輕金屬、化學、電力等局，控制了所有的工業生產領域，由東條兼任軍需相，大批現役軍官擔任省內要職。

此外對內閣所屬各院廳機構也進行了較大幅度的調整，在調整過程中，東條除兼任陸相、軍需省相之外，還先后兼任外相、內務相、文部相、商工相等職，為日本內閣史上兼職最多的一位首相，被稱為“東條獨裁”。

陸軍方面曾有人推薦已退出現役的石原莞爾出任參謀本部次長等日軍統帥部要職，以推進其東亞聯盟主張，加強對華政略，但因為東條與石原間關系惡化等因素，未能實現。可見東條權勢之盛。

1、東條英機獨裁統治

解決戰爭物資供應，是東條內閣最為頭痛也最為重視的一個問題。1943年3月，以內閣名義制定《行政檢察規程》，強化對國家各行政機關及各工廠礦山的監督，以推動戰時經濟的營運。又炮制《內閣顧問臨時設制》，顧問成員包括日鐵社長豐田貞次郎、日本銀行總裁結成豐太郎等所謂既有財力、又有經驗能力的大財閥7人。

顧問協助首相行使行政指示權。設置“戰時經濟協議會”，由上述顧問及首相指定的大臣組成，首相任會長，協調軍民財政等多方面關系，制定措施以推進戰時經濟生產。在設置上述管理機構的同時，又從法律關系入手，頒《戰時行政特例法》，授權首相以監督、命令、處置等手段，對于鋼鐵、煤炭、輕金屬、船舶、飛機等五大產業實施直接管理，總之“是考慮由國家行政對其戰時生產加以強有力的統制與推進”。

同期又制定《增強軍事力量的整備企業基本綱要》及《企業整備資金積累法綱要》，以最大限度地刺激生產，保證戰時財政經濟的順利運轉。

地方行政管理，根據同年6月28日制定的《關于刷新并加強地方行政方案》，劃全國為9個地區，設置地方行政協議會長官，負責地方行政的綜合聯絡和調整，以加強對地方政治經濟的控制。由于戰爭導致人力物力的空前消耗，同年6月內閣制定《增產糧食應急對策綱要》、《戰時衣著簡樸化實施綱要》、《確立戰時動員學生體制綱要》等，直接克扣民眾的吃飯穿衣，搜刮國民財富應付戰爭。

在政治團體方面，在近衛的大政翼贊體制基礎上，于1942年成立翼贊政治會，將殘存的社團，包括支持軍部的右翼團體東方會（中野正剛)、建國會（赤尾敏）、大日本黨（佐佐井一晁）、大日本生產黨(吉田益三)、東亞聯盟協會（木村武雄）等全部加以解散。將各種行業報國會分類對口，置于厚生、商工、文部、內務、陸海軍等行政當局的統轄之下。東條以內相名義頒布《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臨時取締法》，強化言論控制，擴充憲兵權力，對各種反戰言論嚴加取締，動輒加以逮輔，以統一“舉國的政治力”。

東條還加強憲兵恐怖統治，在其下臺前的兩旬時間內，“用于所謂穩定政權工作的機密費約百萬月…合現在金額約三億元。如此巨額的國家費用，僅十余日間就為了自己的政權能夠存續而花光了”。

東條上述各項措施，在當時即被日本朝野稱為“總理獨裁主義”、“獨裁控制”。東條這一獨裁政治的建立，打破了由明治憲政所確定的“首相為同僚中的首席大臣”的基本格局，使日本的法西斯專政達到空前高度。

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固然充實了日軍的作戰力量，但已經無法扭轉雙方態勢對比。據日方統計，美國在1942年至1943年間投入新造航母16艘，而日本同期新造的一艘也沒有，1943年后半年日本改裝了4艘，到1944年3月才新造出1艘。飛機生產1943年達于高峰，但只及計劃要求的5萬架的一半多一點，其后便因原材料及勞力不足急劇下降。日本在華北、華東等占領區的物資掠奪，也因形勢瀕臨崩潰而劇減。

2、東條英機的集權手段

整個戰局，特別是太平洋戰場局勢更加惡化。1943年11月由海軍司令尼米茲指揮的美軍在中太平洋發動大規模攻勢，先后攻占了吉爾伯特群島、馬紹爾群島等島嶼，還連續轟炸特魯克島和馬里亞納等地。在南太平洋地區，麥克阿瑟指揮的美軍采用“蛙跳戰法”，向西挺進。兩路美軍的攻勢銳不可擋，直指日本絕對國防圈的核心區域，按日軍的防衛戰略，吉爾伯特群島與馬紹爾群島為其前衛支撐點，特魯克島長期作為聯合艦隊司令部及海面主力部隊駐在地。美軍空襲使特魯克島停泊的艦船及地面設施遭受嚴重損失。

面對空前嚴重的戰局，日軍統帥部內大多失去信心。1944年2月18日，佐藤軍務局長就戰區形勢向東條首相進言：“放棄馬里亞納、加羅林等地，撤至菲律賓，在菲律賓一線進行最后決戰。”

同時建議，不要固執于條件，只要不是投降，能“在保持名譽的條件下講和”即可。但東條嚴令：“和平攻勢之類，一概不要再提。”頑固堅持將戰爭進行到底。

東條內閣為堅持戰爭，特別是為解決船舶等作戰物資，竭力實行更高度集權，進行了所謂“內閣改造”。在特魯克島遭受空襲后的2月19日，東條更換了藏相、農商相和運輸通信相，三天后再度變更人事。

此外，還進行了被稱為“近似于政變的超乎尋常的人事變動”，即改變明治憲政所規定的軍政與軍令分離的“傳統鐵則”，將軍令大權合并于軍政大臣。由陸軍大臣兼任參謀總長，由海軍大臣兼任軍令部長。為協助統帥，陸海軍均實行兩次長制，其中一名可以為大將級的大次長，另一名為中將級次長。

東條認為只有最大地集權，才能協調軍權的運行，在“如此緊迫的時候”，特別是因“馬紹爾、特魯克群島方面的情形一刻也不能猶豫”的情況下應如此辦理，東條此舉必然要招致許多人反對，首先是天皇提出對于統帥權的確立有無影響的疑問，被逼交權的杉山元參謀總長說：“統帥與政務不能混同，我不同意。”

于是東條召開陸相、參謀總長、教育總監等陸軍三巨頭會議進行討論。杉山在會上再度反對，教育總監山田乙三也說統帥、軍政分開是歷來傳統。但東條意愿堅決，二人抗拗不過，被迫以“大東亞戰爭中的特例只限于此次，作為非常措施”為前提予以同意。

經天皇“御批”后于2月21日正式下令，東條以陸相身份兼任參謀總長，海相島田兼任軍令總長。東條在答復部分貴族院議員的質詢時說：

“我也認為是違憲的，實在因為作戰上的必要不得已而為之，…毀譽褒貶任后世史家評說。”

從此東條集軍政大權于一身，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集權登峰造極。

盡管東條采取集權之術，但仍無回天之力。在中國日占區，八路軍開始春季反攻，并持續全年進行反攻作戰。正面戰場的滇緬作戰日軍也遭受挫敗。

在太平洋戰場，消耗更為巨大，1944年2月，日軍在臘包爾地區損失陸海軍13萬人，艦艇70艘(21萬噸)、船只115艘（約38萬噸），飛機約8000架。6月，日軍拼湊剩余海空力量，短暫休整后發動對美軍的“阿”號決戰，雙方在馬里亞納海面進行了戰史上空前規模的航母艦隊決戰。日軍慘敗，4艘重傷、3艘沉沒，飛機被擊落400架，幾乎喪失了全部艦載飛機。

海空力量從此一蹶不振。塞班島、關島和提尼安島也在6月至7月相繼失守。日本的國防圈終于完全崩潰。據東條身邊隨從介紹：“這一兩天首相的臉色是世人所難以想象那般鐵青，一副意氣消沉的樣子。”東條雖不愿意讓出政權，卻也不得不被迫表示：“因為失去了自信，如有合適的人選我愿辭職。”

3、“縫補匠”——小磯內閣

戰局持續惡化，反東條的勢力高漲起來，東條雖意氣沮喪，口頭上說辭職，但試圖玩弄權術，繼續把住權位。東條接受宮內省木戶的建議，將兼任近半年的總長職讓出，由梅津美治郎大將接任，試圖平息反對意見，同意更換被視為東條心腹的海相，以滿足海軍方面要求。

同時，延攬重臣（具有擔任過首相資歷者）入閣，以爭取人望，重新組成“舉國一致”內閣，但是反對東條的力量還在繼續發展，重臣間要求打倒東條的意見統一起來，一致地拒絕了東條的入閣邀請。7月17日，7名重臣在平沼家聚會，會商的結論是由東條繼續執政而“改組內閣，對前途多難的時局毫無裨益。必須建成一個能掌握人心，打開當前局面的舉國一致的強有力的內閣”。徹底否認了東條改組和修補內閣的主張，要求東條下臺，重建內閣。

18日由內府轉奏天皇。東條上臺本來是由木戶舉薦的，而木戶現在也傾向于重臣們的意見。東條在18日晨得知重臣們的會商結果，只好下定決心總辭職。于是經重臣會議推薦，組成由朝鮮總督小磯國昭和前首相、海軍大將米內光政聯合內閣，7月22日小磯內閣正式成立。東條還想繼續擔任陸相，保持一點最后的權力，為陸軍方面三長官會議否定，杉山元出任陸相，東條退出現役。專橫一時的戰爭內閣——東條內閣終于在戰爭泥潭中被替換下來，退出了歷史舞臺。

小磯內閣上臺，需要立即拿出新的戰爭指導方案，來代替已被戰爭粉碎了的原有方案。但戰局是如此糟糕，致使日軍統帥部無所適從。在長達一個月的時間中，拿不出新內閣的施政綱領及戰爭指導方案，致使國家戰略處于“一片空白”。小磯內閣討論的初案是7月27日由大本營陸軍部制定的《戰爭指導設想》。

該設想提出：

“目前主要敵人美國，正乘其掌握戰爭主動權的時機，傾注全力，從政治和軍事兩方面繼續對我加強決戰性攻勢。今年夏秋左右，戰局和政局變化將更加嚴重，勢將面臨決定這場戰爭命運的關頭。”還指出日本國力及物資生產“在今年之內，由于縮小了作戰范圍，還勉強可以維持作戰的最低需要，但到明年以后，就再也不能指望了”。

根據這種形勢，今后的戰爭指導圍繞著以積極決戰還是以防御為主的長期持久作戰而提出了4種方案：

第一，今年后期傾注全部國力和軍事力量投入對美決戰，對明年之后的對策完全不予以考慮（即短期決戰方案）；第二，今年后期投入國力和戰斗力主要部分（七-八成）對主要敵人美國的進攻展開決戰，另以一部分(二-三成)準備長期作戰（以決戰為重點的兩手準備案）；第三，今年后期使用過去那種程度的力量進行決戰，同時進行長期作戰準備（同時并重的兩手方案）；第四，戰局前途沒有短期決勝的希望，以決戰為輔，以長期戰為主（即以長期戰爭為重點的兩手方案)。

在上述4個方案中，第一案為孤注一擲、為力量所不許，最后的長期戰亦需要確保中部國防圈，所以根據日本國力只能選擇第二案，即七分決戰、三分持久戰方案。

小磯內閣對上述方案選擇遲遲不能實施。國內政治中的行政危機又擺在面前，首先是軍政與軍令權關系協調問題。小磯無法采用東條以首相兼陸相、又以陸相兼任參謀總長的集權辦法，而有人建議合并陸海軍以成立國防省的方案也無法實施。

故小磯最后提議設置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此案于8月4日由大本營、政府聯席會議正式通過。規定其宗旨是：“負責制定戰爭指導根本方針，掌握政略與戰略之協調。”

會議組成成員有陸軍的參謀總長與陸軍大臣、海軍的軍令部長和海軍大臣及政府首相及外相。另外“根據需要可令其他國務大臣、參謀次長、軍令部次長等列席會議”。

會議設干事，由內閣書記長官及陸海軍省兩軍務局長充任，等。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之后，8月19日召開有天皇出席的第一次最高戰爭指導會議，討論了戰爭形勢，會上根據上述陸軍提出的設想案制定了《今后應采取的戰爭指導大綱草案》。

4、戰爭的悲觀認識

會議對整個戰爭前景十分悲觀：

“敵方想乘握有戰爭主動權之機，傾注全力，在政治、軍事兩方面，繼續積極地加強決戰性攻勢，今年夏秋以后戰局政局的發展將愈加嚴重。”

對中國戰局同樣感到悲觀：

“重慶將積極努力繼續抗戰，特別是企圖保持華南方面的空軍基地，阻止我軍向其內地進攻，同時頑強地繼續進行打通中印公路的戰斗。今后隨著戰斗力的恢復和增大，必將進行反攻。”

會議決定繼續堅持既定的戰爭立場：“堅決把戰爭進行到底。”

規定今后的戰爭指導原則：

“在太平洋方面，消滅向我進攻的美軍主力；固守南方各重要地區，排除萬難，保護我國防圈內的海上交通；印度洋方面基本上維持現狀。”

強調：

“對重慶迅速開展有組織的政治工作，謀求解決中國問題。”

梅津參謀總長還在會上代表陸海軍兩統帥部對日軍戰略作了進一步的詳細說明：

“帝國為了今后的戰爭，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必須確保以帝國本土為中心的核心圈，以資源地帶為中心的南方圈，以及連接這兩方面的重要地區，堅決進行有組織的戰爭，為挫敗敵人而奮斗。”

對中國的戰略為：

“一、繼續推進現正進行的對中國西南部分的進攻作戰。大致在今年年底以前，消滅敵軍在這方面的主要空軍基地，極力扼制敵軍空襲我本土的企圖，并對重慶加強壓力。二、占領浙東沿岸的重要地點，事先封鎖中美間的聯系，同時保障我本土與南方圈的聯系。”

會議特別強調要提高日本的戰爭經濟能力，強調在對華戰爭中建立日滿華體制的重要意義，戰爭指導大綱要求：“努力促成在日滿華地區及南方地區的自活自戰態勢，為此首先應重視開發日滿華。”

在海上交通線被切斷、船只嚴重缺乏情況下，整頓大陸運輸，掠奪大陸物資，成了維持日軍作戰力的基本條件。

自東條內閣垮臺后的日本軍政當局，根據這一會議確定的方針展開其政略與戰略。日軍在菲律賓集中力量進行“捷號”作戰，又在緬甸方面拼湊僅有力量進攻英軍在印重要基地英帕爾。結果在菲律賓的萊特大戰中日軍慘敗，美軍完全控制了菲律賓及其周邊的海空權。在英帕爾的命運相同，緬甸局勢迅速崩潰，中國遠征軍開始收復緬北。日軍企圖整頓大陸交通線的企圖也未能成功。

到1945年初，日軍大本營對形勢的判斷已經完全絕望：

“一、敵方今后將迅速地直接加重對日、滿、華核心地區的軍事壓力，南方各地區及太平洋上殘存的據點將完全陷于孤立。二、估計日本能夠有組織地進行戰爭的時間，即便竭盡所有努力，大概也只能以昭和20(1945)年中期為限，此后作戰方式及戰爭指導恐將不得不迅速轉為游擊戰。…五、日本指望美、英、蘇、重慶在目前的戰爭合作中發生裂痕，這在當前看來是不可能的。”
…得出的結論是：“日本現在想用外交手段來扭轉世界形勢，已經是非常困難的了。”

終于被迫承認戰爭已經失敗。

小磯內閣在失敗的絕望中還試圖作最后的掙扎，由于對大本營的作戰指導不滿，小磯提出兼任陸軍大臣職，使首相能直接干預軍事統帥問題，遵到陸軍拒絕。3月積極支持所謂繆斌工作以誘和重慶，又遭受失敗。在各種失敗面前，小磯內閣無計可施，遂于4月5日總辭職。

重臣集團和宮內省等權力機構方面早就看出小磯內閣無濟于事，幾乎在小磯辭職同時，便作出了更換內閣的安排，決定由樞密院議長、海軍大將鈴木貫太郎組閣。鈴木內閣成了日本收拾戰爭敗局的最后一任戰時內閣，這也是日本軍政當局在戰爭泥潭中最后一次換馬。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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