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映6天，電影《怒水西流》的票房只有2000萬出頭，預測票房最終在4000萬上下，沒能成功從低迷的3月殺出重圍。影片口碑也不甚理想，只錄得5.5分的豆瓣評價。

作為黃渤發起的“HB+U新導演助力計劃”的開山之作，本片早在2017年即已立項，卻命途多舛，在該計劃其他影片如董潤年的《被光抓走的人》、李霄峰的《風平浪靜》、蘇亮的《學爸》等電影紛紛面世后才姍姍來遲。

不久前上映的《真愛營業》作為中影青年電影人計劃的新作，票房未過千萬。而在清明檔期，由寧浩“壞猴子72變”計劃培育出的青年導演沙漠也有新作《不說話的愛》即將上映，其表現則留待市場檢驗。

一時間，來自各類導演扶持計劃的新人導演齊齊上桌交出答卷，成績好的早已實現飛升，成績差的則很容易失去再上考場的資格。

在過去幾年，大大小小的各類青年導演扶持計劃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也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中國電影優質內容供應不足的問題仍未得到根本性緩解。今年春節檔后的萬馬齊喑使得業內在得到《哪吒2:魔童鬧海》的提振后迅速又被兜頭澆一盆冷水，單日票房難過2000萬關口。中小成本影片從未支撐起市場底盤，頭重腳輕的現象甚至越來越嚴重了。

需要看到的是，對比國際上的成熟范例，國內各類青年導演扶持計劃還有著如定位模糊、延續性較弱以及選拔機制不健全等問題，還處于早期階段。成果最突出的案例往往是由知名演員和導演推動的，畢竟，他們離制作環節更近，也更容易運用自身影響力幫扶和反哺，只不過，這份影響力也會隨演員本人的職業生命周期的變化而有所起伏，并非一成不變。

長大后我就成了你

2006年，寧浩被劉德華發起的亞洲新星導計劃選中，獲得三百萬拍攝資金。《瘋狂的石頭》因而得以孕育。正是由于劉德華的投資，寧浩才被時任中影集團董事長韓三平留意到，讓這部原計劃賣給電影頻道的片子獲得走上大銀幕的機會。最終，本片票房超過兩千萬，不僅讓寧浩正式進入主流視野，也捧紅了大批演員，更是后續諸多故事的濫觴。

劉德華對寧浩的支持是全方位的，不僅出錢，還親自陪著他跑首映，這些幫助讓寧浩時常感念，日后，當寧浩自己站到幫助者一方時，他認為這是“對華哥精神的回饋”，也是想把新導演“龍門一躍”的門檻變低一些。

2016年，寧浩和朋友一同創立的“壞猴子影業”推出“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類似當年的“亞洲新星導”，這項計劃集結了一批優秀的年輕導演。路陽導演的《繡春刀2·修羅戰場》、文牧野導演的《我不是藥神》以及申奧的《孤注一擲》等片都是從這個計劃中生發出來的。

正如當年劉德華沒有給寧浩的創作設限一樣，寧浩也給予了青年導演最大程度的信任和空間。他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自己能夠給導演提供的東西也蠻有限的，一切按照他們的規律來，需要什么我就提供什么，但剩下的就是他們自己的事情，他們自己去完成創作。”

文牧野在籌備《我不是藥神》時一度把故事改編成了一個黑幫題材，寧浩看到劇本后問文牧野：“這是你想要的東西嗎？如果是，我可以給你投錢；如果不是，我覺得你可以再堅持一下，這個故事是有可能變得‘偉大’的。”后續的結果人盡皆知，本片成為了少有的口碑和票房雙豐收的爆款。

“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目前一共簽約了19名導演，成功者自不待言，但也有如《熱帶往事》和《二手杰作》這樣口碑兩極票房不佳的電影，但毫無疑問，它啟發了更多功成名就的電影人加入扶持新人的進程中。比如黃渤的“HB+U新導演助力計劃”、姚晨的“壞兔子影業”等等，如徐崢、馬伊琍、海清、馬麗等人也以制片和監制的身份對青年導演進行幫助。

對于知名演員來說，扶持青年導演的最直接方式除了投資外就是親自出演，比如黃渤的HB+U新導演助力計劃”中票房最高的《學爸》，而余下他本人未露面的電影票房都沒有破億，這在很大程度上會形成路徑依賴，而一旦演員本人的票房號召力下降，整個鏈條就有崩解的危險。

除了擴大自身影響力和延續職業生涯之外，演員本人還可以通過扶持青年導演，形成有限度的自我表達，這在當下的語境離是珍貴和稀缺的。只不過，演員個人的力量終究有限，也需要通過已有的電影節展作為中樞去發掘人才。前一陣子在柏林斬獲銀熊的《生息之地》就是姚晨在金雞電影創投會上接觸到的。各個環節間本就是緊密咬合的，誰也不能獨自成軍。

還不夠

2016年初，光線傳媒總裁王長田發出過一個著名論斷。他算了一筆帳：中國電影行業一年大概有300部影片上院線，如果以每年平均拍一部影片的高效率來工作，一年就需要300個相對成熟的導演。但根據王長田的觀察，整個行業里市場大概能用的導演差不多只有100個左右，還有大概200個導演的缺口。

雖然在十年后的今天，市場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供給側缺優質電影和青年導演缺錢的現象卻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據《2019-2020 年中國青年導演生態調查報告》的調查統計結果， 就首部作品資金來源這一問題， 最大的比重仍是來自家人或自己投資，缺少資金仍舊是常態。

目前，在我國電影節展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類：由政府主導或參與的電影節展、由社會力量主導的影展。前者如北京國際電影節、上海國際電影節、海南島國際電影節和金雞百花電影節等等，后者則以 FIRST 青年電影展為代表。此外，頭部電影公司、在線視頻網站、知名影人以及各大院校都推出了自己的創投和扶持計劃。

借此，大量電影項目被挖掘，但產出成片作品的項目數量并不多，最后走上院線真正與觀眾見面的更少。以上海國際電影節為例，2014-2018 年共 51 個創投項目獲獎，截至 2022 年 1 月，《冰河追兇》《未擇之路》《逆時營救》《淡藍琥珀》《蕎麥瘋長》《熱帶往事》6 個項目順利登上院線。橫向對比國外戛納電影節的創投工坊，從 2005 年成立到 2018 年，創投工坊已經推動了 202 個電影項目的開發，其中有 145 部影片都順利進入了市場。

強烈對比之下，是國內電影扶持計劃的不成熟，背后的原因林林總總，不一而同。從發起方角度來說，國內很多創投節展缺乏自身特色，一眼望去千篇一律；很多節展為了做大規模，往往求量不求質，有些在市場喧囂時起步，辦了幾屆之后便因為組織不成熟等原因慘淡收場；即便是脫穎而出的項目也很難直接獲得可觀資金，往往是10萬到50萬之間的小額資助，這無異于杯水車薪，大量青年導演還要跑其他的創投活動，增加了項目啟動的時間；而相當多的影節展在后續幫扶上存在大量缺失，在青年導演遇到困難時仍由其自生自滅。

而在參與創投活動的青年導演中，也出現了專門拿著PPT四處申領獎金的“會油子”，他們不以推進項目為第一目標，一定程度上侵占了其他項目的發育空間。同時，為了迎合市場，部分參與者以時下賣座或流行的類型元素為創作風向標，懸疑犯罪、公路喜劇、女性話題更是熱門中的熱門，這在導致題材重復的同時也失卻了自身特色，越刻意討好反而越不容易中標。

此外，電影節展往往很難成為投資的主體，合作方在市場的整體震蕩下也變得越來越謹慎，無論是參賽者、評委還是等待約談導演的影視公司制片人，出現在不同的電影節創投上的，時常是同一批人。

他山之石

作為世界上第一個設立電影項目創投板塊的電影節，鹿特丹國際電影節開創的范式為后續電影節展所借鑒和模仿。每年組委會從項目質量、潛力以及主創過往經歷等角度出發，篩選項目，并對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影人進行培訓。同時與 HBF（赫伯特·巴爾斯基金）合作，向處于不同階段的項目提供數目不同的資金，包含從開發、制作、發行的全流程。

戛納國際電影節的方式則是，與各大知名院校合作，每年推進20部左右的學生作品參與競爭，最后遴選出頭部作品；組委會每年也會邀請十幾位正在籌備首作的青年影人來巴黎學習并提供住處和提供一定生活費；每年主辦方將邀請 15 個長片項目的導演來到戛納，并安排主創們與國際制片人、發行商見面，推動合拍合作，為項目尋找資金、專業指導等，采取推介制而非遴選制，提高了靈活性，降低遺珠的幾率。

釜山國際電影節則高舉“立足本土，關注亞洲”的旗幟，除了與釜山大學合作開設亞洲電影學院外，還在2005 年開啟“PPP 亞洲電影資助計劃”，賈樟柯的《站臺》等影片都曾受到此計劃的資助。在 2007 年，電影節設立亞洲電影基金（ACF）用于支持電影制作，2008 年萬瑪才旦的作品《氣球》就曾入選其“獨立長片的前期支援基金”。

他者經驗無法照搬，有所助益即可。一部電影電影從籌備到問世，起步就需要兩三年時間，延宕至五六年甚至更久的項目也不鮮見，從立項到過審，從拍攝制作到發行上映，每一個環節都可能出現阻礙，這也就要求電影節展做好后續服務，不僅要在前端提供中介職能，也要深入到電影后續宣傳、發行乃至于排片等階段，建立起一套全產業鏈支援模式。

接連幾部青年導演扶持計劃推進電影的失利并不意味著對其整體的否定，無論推進主體是知名影人、視頻平臺、頭部公司還是各大影節展，這終究是一門充滿不確定性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