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站里面有一篇視頻，標題是取證到網頁中心犯罪證據卻無法關閉學校，視頻作者以自己為誘餌親自被抓進去進行了一番調查，并在網絡上進行了實名舉報。

作者已經21歲了，網戒中心仍然可以憑借著家長的一面之詞，不顧成年人意愿，進行強行拘捕和事實上的拘禁。

目前，實名舉報者更新了后續，警方已經清退了其中的中小學生，視頻已經被約談刪除。

但這并不意味著舉報者是什么好人，目前已經有大量網友扒出這位up主，打著曝光網戒中心的旗號，招募志愿者卻自己反過來性侵志愿者，這場鬧劇無論從地方到曝光者再到網戒中心，可以說是全員惡人。

我之前就發視頻跟大家聊過這一類學校，包括前兩年非常著名的豫章書院在內，這些監獄有個統一的名稱叫網戒學校，意思是戒網癮，但網癮這個說法這已經是上一個時代的遺產了。

要理解為什么在中國網戒學校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我們得先從網癮本身說起

然而，網癮這個概念起源于一個醫生的玩笑：

紐約客雜志1997年1月13日的報道，伊萬·戈登伯格于1986年創立了精神科醫生網絡俱樂部。

1995年，他決定跟俱樂部成員開個玩笑，發布了一篇模仿美國精神病學協會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的帖子。為了展現該手冊的復雜性和刻板性，他憑空捏造了一種名為“網絡成癮障礙”（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簡稱I.A.D.）的疾病，并列出了一些癥狀。

然而，戈登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幾位同行竟然承認自己患有“網癮”，并通過電子郵件向他尋求幫助。他順勢迎合這些“病友”，在網上成立了“網絡成癮支持小組”。數百名自稱“網癮患者”的人紛紛在論壇上傾訴自己的痛苦。

他通過紐約客雜志向公眾解釋，“‘網絡成癮障礙’這個說法聽起來就像是在形容海洛因成癮，而海洛因是真正具有成癮性的物質……如果把所有人可能做過頭的行為都歸類為‘成癮’，那就連‘沉迷于書籍’也得算進去了。”

但網癮這個概念還是隨著中國和世界的交流，中國互聯網的發展逐漸走進了中國，電子海洛因甚至成為了當時的中國社會廣泛接受的一個全民級敘事，甚至于，時任北京軍區總院網絡成癮治療中心主任陶然編寫的《網絡成癮臨床診斷標準》被納入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編著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

美國醫生嘲笑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制造的概念，中國學者發揚光大，居然還返銷回了美國。順便一提，這個陶然還先后出版了《西醫治不好的病》、《能量生命與健康之道》、《尋覓心靈的快樂 解讀中國人的情緒》，研究成果是認為，抑郁癥早期發病的主要機制是由特定食物介導的超敏反應引發的全身免疫紊亂。

只能感慨一句，各個領域都不乏郭繼承一樣，擅長投機式地揣測中老年中國人心態的人物。

連央視當年都要拍出來一部紀錄片：《戰網魔》來給臭名昭著的楊永信站臺，記錄片中，成年人黃河，并宣告他已滿18歲，已經成年，要求離開。卻被告知“你是走不出去的”，不用試。

黃河試圖逃離楊永信的精神病院，發現無路可走，試圖擊破鐵窗，被央視拍下，放到片頭，沒有進行任何干預。

在報道《戰網魔》時，央視不僅未揭露楊永信的違法行為，反而堂而皇之地將其正當化，以“網癮治療”為正當性背景，得意洋洋地向全社會進行報道，客觀上為楊永信機構提供了輿論保護傘，導致更多家庭將孩子送入類似機構。

根據1997年修訂的《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新聞記者應當維護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不揭人隱私，不誹謗他人，要通過合法和正當的手段獲取新聞，尊重被采訪者的聲明和正當要求。央視的報道，在當年的媒介倫理上，都是極其不負責任的，是典型的媒介失范，《戰網魔》可以說是中國媒體最恥辱的一頁，沒有之一。

教會至少還會為異端審判而道歉，翻案，央視至今仍然對《戰網魔》造成的惡劣社會影響閉口不談。

我們今天回過頭來審視這段歷史，實際上是由于中國從鄉土農業社會一步邁入現代社會，1998年到2008年奧運會，中國網民從幾十萬迅速激增至2.5億，青少年首度獲得脫離家長監視的空間，網吧里徹夜不歸的少年，打破了"父母即天地"的傳統家庭秩序。

對于半只腳還在農業社會的廣大基層地區來說，跟這種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比起來，哪怕家長再賣力地進行毆打，所帶來的恐懼也不足以壓倒現代社會文化產品的吸引力了。

面對著新的傳播技術和娛樂形式，傳統社會立刻發生了激烈的反抗，強烈要求保衛子女的人身依附，也就是保衛自己從全方位支配孩子的權力。為此，他們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哪怕代價是孩子的死亡，一直到今天，每年中國都會有孩子死在類似的矯正機構，但這無法組織上一代人繼續把孩子繼續填進絞肉機。

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當年那些指責孩子有網友的家長，自己上起網來，恐怕比孩子還要兇，戒網癮已經成為了一塊招牌，實際上是提供保底的暴力管教，負責包辦不愛學習、當小混混打架、甚至僅僅是談戀愛等等家長在教育中無力處理的任何情況。甚至連成年子女都能成為受害者，這些毫無疑問已經觸犯非法拘禁的相關刑事條款。

網戒中心的電擊療法，本質上是用前現代的肉體懲罰，解決后現代的技術困境。電擊治網癮就是通過殘酷的肉刑恢復傳統社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身支配秩序。

從這個角度上說，不是中國社會產生了大量網癮少年，而是中國社會需要網癮少年的概念，不是網戒學校找到的家長，而是家長需要網戒學校，傳統權威網絡面前失效了，他們就不惜選擇用最暴力的方式來重建疼痛下的服從。

就像福柯在《精神病學的權力》當中指出的，異常和病癥在當代是高度政治化的，科學論證實際上只是一種儀式，權力通過定義疾病來證明自身的控制權。定義什么是異常，并對其進行控制和糾正，本身就是權力的外顯。

這也是一個全球性問題，美國有大量教會或宗教背景的“戒癮營”，往往以基督教或其他宗教為背景，聲稱能夠幫助青少年戒除網癮、毒癮或其他“罪惡”行為。部分機構采取極端懲罰手段，如體罰、剝奪食物、長時間禁閉等，以迫使青少年順從。

對于不信基督教的家庭，還有替代方案，所謂的Troubled Teen Industry，本質上和我國境內的戒網癮學校一樣，是私人運營的行為矯正機構，號稱幫助有問題的青少年改掉不良習慣，如吸毒、網癮、不服管教等。

衛報2003年的報道，美國的家長甚至會因為女兒交了男朋友自己不喜歡，就把孩子送進美國版的網戒中心。

2007 年，美國政府問責局發表了一項研究，證實了自 1990 年以來 TTI 設施中數千起虐待和死亡報告。

美國社會已經在推動立法管制，比如在加州、俄勒岡州蒙大拿等州，以猶他州為例，2021年通過了SB-127法案，規定所有青少年住院治療中心不得采用“殘忍、嚴重、異常或不必要”的懲罰手段（如暴力搜身、長期隔離、過度體罰等）。但這些規定往往只覆蓋特定的行為或治療手段。許多設施依然在部分地區合法運作，這些美版網戒中心，仍然和中國一樣，是美國社會熱議的話題。

這一部分要歸結于美國的體制問題，根據美國的聯邦體制，青少年行為干預和醫療、教育等領域的監管主要屬于州權范圍。而另一方面，美國是資本主義大國，有著長期的自由主義傳統，對政府管理過敏，“禁止”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對家長選擇權的過度干預。對于槍支暴力都拿不出一個好的管控方案的美國，青少年虐待問題還得往后稍稍。

但中國是個單一制社會主義國家，政策推行的制度成本并不大，也沒有龐大的資本集團來進行游說干政，理論上來說，并不存在解決這類問題的制度障礙，那么為什么網戒中心還能長期存在，填補私人監獄的空白？

原因在于，制止網戒中心，制度成本雖然不大，但社會成本卻很高。

我們還是以一樣以《戰網魔》為例，紀錄片中的黃河已滿18歲，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有權自主決定離開，即便機構聲稱“治療需要”，若未經黃河本人同意且無司法授權，限制其人身自由即涉嫌違法。即使家長簽署協議，成年人自身的意愿仍應優先于監護人決定，事實上，一個正常的成年人在法律上是沒有監護人的，監護人是一個不適用于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的概念。

但楊永信的機構卡了一個bug，這里是名義上的醫療機構，家長與機構之間的委托關系可以模糊法律責任，也就是說哪怕孩子是成年人，在我們的社會上，父母依舊被視為對其有完全控制權。

盡管《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禁止體罰、虐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的行為，但基層社會的習慣法完全壓倒了成文法，家長不論怎么管教孩子，只要別鬧大，都沒任何問題。

這就是今天網戒中心依舊在中國的基層社會廣泛存在的社會基礎。我現在在湖南，從長沙騎車出去幾十公里，就能看到下面的鄉鎮的墻面上涂著各種機構以“特訓學校”“國學書院”“軍事夏令營”等名義打的廣告，實際上做的就是網戒中心的業務。

大家都不是外賓，現階段，我國對于網戒中心的處理基本處于被動應對、運動執法的狀態，冒頭一個處理一個，哪個學校死人了，或者鬧出了惡性輿論事件就刑事處理一批負責人，沒出事就基本處于灰色運行狀態，繼續容忍觸及刑法底線的的強制拘禁大規模發生。

這涉及到長期以來清官不斷家務事的傳統。也就是說在家庭層面上，內部成員之間，特別是父母對子女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國家不愿意深度插手家庭內部事務，特別是不愿意強行剝奪一部分家長的監護權。地方監管部門深知此類機構游走于違法邊緣，但考慮到介入成本，不愿意介入管轄。家庭外部是法治的，內部是混沌的。從這一點上來說，我國對于家庭內部事務反而比歐美還要傾向于自由主義。

實際的效果就是，中國社會的國家親權非常弱，很少去剝奪家長的監護權，大量矯正機構被默許填補了空白，青少年的教育責任被家長外包給民間機構。

更不要提部分組織通過深耕政商關系，還能官方背書，原南昌市長李豆羅，是豫章書院的首任山長以及名譽校長，而創始人吳軍豹對外則只是執行山長。李豆羅與豫章書院的實質關系未見詳細報道，但有了這層關系，豫章書院在江西省內吃得開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2014年2月23日，著名的豫章書院甚至獲得了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區檢察院未成年人觀護幫教基地的掛牌，并成為江西省首家未成年人觀護幫教基地。

最后事情被年輕人們的努力曝光，又加重了地方官僚的治理成本，反過來要向當事人施壓，刪掉視頻，在對抗網戒中心上，出現我們視頻開頭的那一幕是非常常見的。

現在豫章書院在各大搜索引擎都經過了顯著的篩選，顯然是有一部分人認為，這個問題太尖銳了，應當得到處理。

至于處理的方式，又顯然是責令搜索引擎進行信息篩選，假裝問題不存在，比下狠心嚴打網戒中心，搞社會化撫養，用公共服務替代灰色市場，終結隱秘暴力要容易得多。

我要復讀睡前消息39期關于豫章書院的結論：

社會化撫養要花錢，要花很多的錢，但是就連虐待子女的父母也知道把子女送回豫章書院集體虐待效率高，國家出面建更多的師范大學、心理學院，表面上花錢，實際上解放了更多的全職勞動力，這些勞動力給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給政府交更多的稅，這錢是有辦法解決的。就算眼前虧一點，十幾年后也可以少建很多監獄，算起來還是賺錢。

有關部門不應該再假裝看不見了，必須隨時準備大膽地剝奪一部分孩子的監護權，推廣臨時監護制度，甚至永久剝奪一批父母的監護權，對高風險家庭的兒童實施保護性托管。

就在我寫這篇稿子的3月25日的報道，14歲孩子進入湖南株洲啟航教育輔導學校10天后突然身亡，身上多處傷痕，疑生前遭人毆打虐待，“腦袋、耳朵、身上全是傷”，參與圍毆的5名教官已被刑拘。

我在視頻里說，只要離了長沙不遠就能看到網戒學校的廣告，還有人不信，覺得法制社會哪有那么多集中營，現在就在離我幾十公里的地方又害死了人命，什么時候才會結束呢？

章北海的自然選擇

Après moi, le délu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