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點:專注靈魂世界心理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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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在《三國演義》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諸葛亮。沒有他的出現,三國鼎立可能很難實現,沒有他的出現,劉備也不一定能夠建立蜀漢政權。
那么這里面就會延伸一個問題出來,諸葛亮為什么選擇輔佐劉備,而不是曹操或者孫權呢?
諸葛亮選擇輔助劉備而非曹操或孫權,是綜合考量個人志向、政治理念、現實機遇等多重因素的結果。
首先,政治合法性與道德號召力
劉備的"漢室正統"身份: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明確提到劉備"帝室之胄"的優勢。
漢末士人普遍重視正統性,而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行為被視作篡漢征兆,孫權則偏安東南缺乏統一大義。
劉備以"興復漢室"為旗幟,與諸葛亮"尊王攘夷"的儒家理想高度契合。
曹操在徐州屠城(如194年屠徐州)、逼死伏皇后等行為,被荊州士族視為"漢賊"。
諸葛亮叔父諸葛玄曾受袁術任命為豫章太守,而袁術與曹操勢不兩立,家族情感可能影響其選擇。
其次是現實政治機遇
曹操麾下已有荀彧、郭嘉等頂級謀士,潁川士族集團壟斷核心決策層。
孫權依靠張昭、周瑜等淮泗集團和江東士族,諸葛亮作為外來者難獲重用。
反觀劉備當時雖勢弱,但正缺乏戰略級人才,諸葛亮可成為核心智囊。
諸葛亮岳母家族(蔡氏)與劉表聯姻,他在荊州經營的人脈網絡只能通過劉備(劉表同宗)兌現價值。
曹操南下后荊州士族多受打壓,諸葛亮選擇劉備也是保護自身社會資本的理性選擇。
其三:理念與性格契合度
諸葛亮在《論光武》中推崇"務悅民心"的治國方略,與劉備"以人為本"的作風一致。
曹操"寧我負人"的實用主義(如"唯才是舉"令)與孫權后期"性多嫌忌"(陳壽評語)均不符合其理想。
建安十二年(207年)諸葛亮出山時,曹操已基本統一北方,孫權坐穩江東,唯有劉備仍處于創業階段。
對自比管仲、樂毅的諸葛亮而言,輔佐劉備從無到有建立政權更能體現自身價值。
其四是歷史進程的驗證
諸葛亮在蜀漢實現了"依法治國"的實踐,這是其他政權未有的制度創新。
曹操死后曹丕立即篡漢,孫權晚年引發"二宮之爭",而劉備集團始終維持"漢"旗號,證明諸葛亮的選擇具有政治前瞻性。
漢末清流崇尚"天下為任",諸葛亮選擇弱勢但正統的劉備,與荀彧選擇曹操后因篡漢問題決裂形成鮮明對比,反映其政治操守的一貫性。
諸葛亮的決策既包含對政權合法性的判斷,也體現了士族網絡的時代局限性,最終成就了"三顧君臣魚水契"的政治典范。
歷史學者田余慶曾指出:"荊州在野士人選擇劉備,實為曹操壓迫性政策導致的必然反彈。"這一視角揭示了宏觀歷史結構與個人選擇間的深刻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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