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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簽訂塘沽停戰協定之前的1933年四五月左右，一夕會內部，自巴登巴登相聚之后一直結為盟友的永田鐵山和小畑敏四郎在政策上的分歧公開化了。

以此為機，陸軍中央開始了皇道派與統制派的派系斗爭。

1、皇道派與統制派的形成

當時陸軍省的核心人物，包括陸軍省方面，陸相荒木貞夫、陸軍次官柳川平助、軍務局局長山岡重厚、軍事課課長山下奉文；參謀本部方面，參謀次長真崎甚三郎、作戰部部長古莊干郎、情報部部長永田鐵山、運輸通信部部長小畑敏四郎、作戰課課長鈴木率道等人。一夕會成員幾乎占據了負責實務的部局長及以下的全部要職。

但是，這個布陣并不意味著單單一夕會派幕僚進入了這些部門。

真崎、柳川是佐賀派，小畑、山岡、山下是土佐派，佐賀和土佐兩派早先就有接觸。荒木由于與真崎關系密切，因而與佐賀派的人脈有聯系。而鈴木率道（廣島人)也被視為小畑的嫡系。這樣，以真崎、荒木為核心，佐賀和土佐兩派占據了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的大多數主要職位（古莊作戰部部長屬于基本沒有政治性的業務型軍事官僚)。

此外，還有與佐賀派關系深厚的松浦淳六郎陸軍省人事局局長、秦真次憲兵司令官、香椎浩平教育總監部本部長（均為福岡人）等。這些人形成了所謂的皇道派。

另外，陸軍省軍政中樞系統的柳川平助陸軍次官、山岡重厚軍務局局長、山下奉文軍事課課長在此之前幾乎沒有就任過軍政方面的職務，因而無視業務上的人事慣例。這些也是后來一夕會派幕僚內部和少壯幕僚中產生對皇道派不滿的原因之一。

起初，永田為首的一夕會企圖與陸軍的主流宇垣派相對抗，擁立非宇垣派的荒木、真崎等人掌握陸軍的實權，并考慮按照與宇垣派不同的方向，做好國家總體戰的準備。然而，荒木就任陸相、真崎就任參謀次長后，真崎、荒木反而利用一夕會內部永田與小畑的個人分歧，一舉拉攏了一夕會中的土佐派（小畑、山下、山岡等)和佐賀派（牟田口廉也、土橋勇逸等），把他們推上了實權職位，形成了皇道派。

由此，一夕會產生了裂痕，以永田為首的一夕會主流難以控制真崎、荒木等人，最終，皇道派掌握了領導權。不過，真崎等人也深知，如果一夕會完全分裂，將會削弱自己的根基，因此，此后他們也避免完全疏遠永田等人。

另外，在永田的手下，聚集了東條英機、武藤章、富永恭次、池田純久、影佐禎昭、四方諒二、片倉衷、真田穰一郎、西浦進、堀場一雄、服部卓四郎、永井八津次、辻政信等中堅少壯派的陸軍中央幕僚。他們形成了所謂的統制派。

這樣，這個時期的分歧，發展成后來皇道派和與統制派之間正式的派系斗爭，而這也影響到了營波三郎等軍隊青年將校國家改造團體的活動。

2、對蘇戰略的分歧

那么，這個時期，永田和小畑在政策上的分歧到底是什么呢？

主要是圍繞對蘇戰略的問題。當時，由小畑組織編寫的陸軍正式文件中有下面這樣的記述：

當前日本的對滿國策具有崇高的目的和高尚的理想，但不能否認，在“客觀本質”上就是“大和民族統治滿蒙”。從蘇聯來看，日本的政治策略就是破壞蘇聯的遠東政策，尤其是日本對北滿的經營，因而給蘇聯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帶來極大憤怒。這是事實。

而蘇聯之所以沒有進行反攻，是因為蘇聯國內的整體實力還不允許。另外，在對外方面，蘇聯與列國的關系也比較嚴峻。因此，隨著國力不斷恢復以及日本與英美關系惡化等國際環境的變化，蘇聯將會抓住良機，采取積極的行動，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尤其是，由于蘇聯根據“世界革命”理論制定的遠東政策，以及由于其地理和國際因素而向東面的遠洋發展的志向，蘇聯必將對日本采取積極的反抗措施。

也就是說，蘇聯對日本統治滿蒙感到威脅和憤怒，一旦具備本國國力恢復、英美的對日感情惡化等條件，它勢必會抓住機會，向日本發動反攻。

在這樣的認識前提下，小畑認為，為了應對這種局面，有必要在具備這樣的條件之前，對蘇聯發動攻擊，消滅蘇聯在遠東的軍隊。而且，他打算在1936年前后對蘇開戰。也就是說，要在蘇聯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充實國力之前，打擊遠東的蘇聯軍隊。蘇聯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是從1933年開始的。

對此，永田認為，在蘇聯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后的數年內，蘇聯不會完成備戰，因此不宜把對蘇開戰的時間預先設定在1936年前后。也就是說，從蘇聯國內的情況、工業發展的情況等來看，不應該認為蘇聯完成了第二個五年計劃就會馬上具有戰爭能力。只有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經過幾年之后，才會具備發動戰爭的能力。

另外，現在的國際形勢對于日本不利，迅速建設“偽滿洲國”才是當務之急。在國內形勢方面，政治、經濟、社會也存在許多問題，表面上舉國一致，但實際上不宜發動“賭國運的大戰”。因此，即使下決心發動對蘇戰爭，也應該在“偽滿洲國”的經營取得進展、國內情況得到改善，并協調好國際關系之后開始實施。

這不僅僅是永田的意見，同時也是以永田為首的參謀本部情報部和與永田關系比較接近的幕僚們（統制派)的認識。另一方面，同樣地，小畑也與關系密切的荒木陸相以及與之比較接近的幕僚們（皇道派)持相同見解。小畑與荒木都曾經當過駐俄武官，后來，荒木擔任參謀本部作戰部戰長時，小畑擔任作戰課課長輔助他的工作，因此二人關系密切。

在1933年4月中旬至5月上旬召開的陸軍省、參謀本部（簡稱“省部”）聯合首腦會議上，小畑與永田在對蘇戰略上的意見分歧開始公開化。該省部首腦會議是為了統一陸軍意見，在制定今后政府方針的五相會議(齋藤首相、外相、藏相、陸相、海相)之前召開的會議。

會上，圍繞小畑和永田不同的對蘇戰略進行了激烈的爭論。結果，在出席會議的省部幕僚們中，永田的意見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贊同。但是，荒木陸相支持關系一直密切的小畑的意見，最終，陸軍高層根據小畑的意見，決定了準備對蘇戰爭的方針。

然而，在五相會議上，荒木陸相準備對蘇戰爭的方針及其擴張軍備的主張遭到了高橋是清藏相和廣田弘毅外相的反對。

小畑與永田有關對蘇戰略的意見分歧，還影響到了同一時期前后的日蘇互不侵犯條約問題以及北滿鐵路收購問題的處理。

日蘇建立邦交的翌年，1926年蘇聯提議簽訂日蘇互不侵犯條約，此后，日蘇兩國之間一直斷斷續續地進行談判。滿洲事變爆發后的1932年，蘇聯再次向日本提議，之后，齋藤實內閣開始正式討論這個問題。

以永田為首的參謀本部情報部（統制派的武藤章擔任直屬情報部部長的綜合班班長)對簽訂條約持積極態度，認為“應該立即答應”。但是，陸軍內部的主流荒木、真崎、小畑、鈴木貞一等對蘇強硬派表示反對，最終沒有采納永田等人的意見。

外務省也有人強烈主張應該推動與蘇聯簽約，同時考慮到與蘇聯疏遠的美英兩國，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因此得罪荒木貞夫等陸軍核心人物。結果，齋藤實內閣一邊以改善日蘇關系為基本方針，一邊由于同樣的判斷和陸軍的壓力，而沒有推動簽訂條約。接著，1932年12月，向蘇聯做出了謝絕簽訂條約的正式答復，這個問題告一段落。

日蘇沒有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對于陸軍后來的對華戰略也成為一個很大的制約因素。這是因為，為了防備蘇聯，日本需要在蘇滿邊境保持部署相當的兵力，因而，在翌年的熱河戰役等戰斗中沒有能夠投入充足的兵力，一直未能保證足夠的軍事壓力，不得不依靠謀略。

3、要不要贖買中東路？

另一方面，關于北滿鐵路（中東路）問題，1933年4月，蘇聯代理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提出了一份正式提案，內容是關于出售蘇聯管理的中東鐵路北滿段。日本外務省決定了由“偽滿洲國”收購的基本方針，并開始與陸軍交涉。

當時，陸軍以小畑（擔任參謀本部運輸通信部部長)為中心，荒木陸相、鈴木率道（作戰課課長）等人提出了如下反對意見：1936年、1937年左右之前，日本將完成占領貝加爾湖周邊地區，屆時北滿鐵路自然成為囊中之物，因此，現在沒有必要收購；而且，如果收購，會在資金上對正在實施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蘇聯有利。

對此，永田情報部部長的意見是“應該由日本和滿洲收購”。

后來，齋藤內閣按照外務省方案的路線，在內閣會議上決定由“偽滿洲國”收購，開始與蘇聯進行具體的收購談判。但是，兩國在收購價格等方面一直互不讓步，直到1935年3月談判才達成協議，蘇聯把北滿鐵路賣給了“偽滿洲國”。

這樣，在日蘇互不侵犯條約和北滿鐵路的收購問題上，永田和小畑也發生了意見分歧：永田贊成，小畑反對。

那么，兩者的對華戰略是什么樣的呢？小畑等人認為，應該促使中國政府轉變對日政策，謀求穩定日中經濟關系，進而，以讓中國設定范圍廣大的親日地區為基本方針，利用中國的分裂傾向，促進培養親日分子，建立親日分子的組織。這種戰略沿襲了陸軍以往的方針。

如果只是這樣，則與后述的永田等人的方針并無多大不同。

但是，與永田等人比較，一個有趣之處在于小畑等人對中國現狀的認識。

他們認為，中國的排外運動，只要沒有列國之間的合作，今后將會愈加激烈。尤其是關于滿蒙問題的排日運動，在列強（英美兩國）承認日本的遠東政策之前，不僅不會緩和，而且今后還會愈演愈烈。這是因為，在現代中國，呼吁“愛國”是獲取民心的一種有效手段，歐洲大戰后的世界思潮之一“民族獨立意識”在中國民眾中也不斷深入人心。

因此，對日本的抗爭意識今后明顯會變得越來越強。

因此，解決對華問題，“不是要視日本對中國本土的政策如何，而是要視日本與列強關系的協調如何”。

如果沒有這種協調，而一味地“急于或者致力于操縱中國本土政權”，這樣的行動將不會取得任何效果，即使對中國“行使武力”，最終也只會“消耗國力”。

也就是說，日本要解決對華問題，必須與列強各國協調，否則，即使用武力介入中國本土，也只是消耗國力。

因此，小畑等人的方針是：在對華政策上，對于中國本土，應該與對滿政策采取不同的方針，一邊與歐美列強合作，一邊維持其穩定，主要把它作為一個經濟上的貿易市場。也就是說，在列強的經濟利益錯綜復雜的中國本土地區，應該把它作為一個通商和投資市場，與歐美各國開展合作。因此，在軍事和政治策略上，應該采取不介入的姿態。可以說，在這個時期，小畑等人對正式介入中國本土還比較慎重。

對此，永田等人的方針是：讓中國政府放棄以往的政策，引導它轉向與日本共存共榮的方向；如果抗日排日進一步激化，應該予以堅決排斥和打擊。這種方針與陸軍以往的政策沒有多大不同。

但是，在與對華政策有關的問題上引人注意的是，永田等人認為，如果與蘇聯發生戰爭，將不會以簡單的“一擊”和“消滅遠東軍隊”便可結束戰事，而將是一場“賭國運的大戰”。

也就是說，永田判斷，對蘇聯的戰爭將是需要實行國家總動員的國家總體戰。雖然永田對于小畑等人1936年前后對蘇開戰的意見表示反對，但他自己也認為，可能遲早會發生對蘇戰爭或者世界大戰。

4、對華戰略的分歧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年(1933年)的1月，在歐洲方面，主張打破《凡爾賽和約》的束縛和重整軍備的納粹黨掌控了政權，由此點燃了歐洲紛爭的導火索，而這正是永田所擔心的。它不久便發展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另外，當時蘇聯已經結束了十月革命后的混亂狀態，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軍需生產方面的工業生產力遠遠超過十月革命以前，而且正要開始第二個五年計劃。另外，從當時駐留滿洲、朝鮮的日軍與遠東蘇軍的裝備狀況來看，截至1933年，飛機方面，日軍為130架，蘇軍為350架；坦克方面，日軍為100輛，蘇軍為300輛。此后，兩者的差距迅速擴大。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永田認為，今后近代工業國家之間的戰爭有可能成為曠日持久的國家總體戰，需要“做好舉國抗戰的思想準備”，因而必須實行國家總動員。這種國家總動員不僅需要動員生產兵器的全部工業生產力，同時，必須確保短缺的原料資源。因此，他認為，必須在本國領土附近確保必要的資源。

作為這種短缺資源的供應地，他考慮的是包括滿蒙在內的中國大陸。也就是說，中國問題基本上是從確保國防資源的觀點來考慮，尤其是滿蒙和華北地區、華中地區，作為這種供應地而受到重視。因此，為了有可能成為“賭國運的大戰”的對蘇戰爭或者世界大戰，當然需要“做好舉國抗戰的思想準備”，實行國家總動員。這就不僅需要滿蒙地區，而且需要華北和華中地區的資源。

從這些方面來看，與對正式介入中國本土持慎重態度的小畑等人相比，永田等人從確保資源的觀點出發，抱有介入中國本土的企圖。

此外，永田認為，中國的反日“策動”背后有美國海軍力量的支持。即使為了實施對華政策，日本也必須在對美國的海軍力量上，“絕對獲得國防自主權”。

因此，他主張，在以往的條約中，美國的比例一直占優勢，“絕對不能接受”。所以，雖然他和小畑等人同樣認為中國的反日運動與美英等國的動向有關，但與小畑等人主張在中國問題上與美英等國“協調”相比，可以說，永田的姿態更加強硬。

不過，由于以前以奉天為據點希望收復失地的張學良手下的國民黨原東北軍的擾亂活動，當時“偽滿洲國”靠近長城的地區仍然處于不穩定的狀態。因此，小畑等人也有時主張軍事介入京津等華北地區，以除掉張學良勢力。

這也是出于想要穩定“偽滿洲國”后方，以便發動對蘇戰爭的考慮。但是，即使采取這樣的措施，也是短期的，從上述的判斷來看，他們基本上對正式介入中國本土仍持慎重的態度。

另外，如果像永田等人那樣，從發動長期的國家總體戰的觀點出發，認為日本需要確保中國本土的資源，那么，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就要求日本正式地、積極地對中國本土開展某種形式的工作。實際上，這個時期以永田為首的參謀本部情報部已經漸進而周密地在華北進行政治活動，策劃建立反蔣介石、反國民黨的政權。

永田就任陸軍省軍務局局長之后，陸軍中央便開始實施武力威嚇，通過政治活動和謀略，策動華北分裂（將華北變為勢力范圍）。

5、對英美政策的分歧

那么，與這種對蘇、對華政策問題相關，兩者在對美英政策方面有何異同呢？

首先，在對美政策方面，永田等人認為，必須排吊美國通過經濟力量對遠東實行的控制。但是，海軍擔心，如果日本廢除《倫敦海軍條約》，將會“爆發日美戰爭”。而永田認為，這是“杞人憂天”。如果廢除條約，即使美國的對日感情會極度惡化，美國也不至于決心對日開戰。因此，日美之間的問題可以尋求“政治解決的途徑”。

也就是說，在永田看來，美國在亞洲沒有生死攸關的利益，日本與美國之間可能會有不可妥協的對立，但是，日美間的問題可以政治解決。這種對美國的認識也為武藤章等永田嫡系的統制派幕僚所繼承。

這個時期被稱為“1936年前后的國際危機”。1936年前后，《倫敦海軍條約》和《華盛頓海軍條約》這兩個海軍裁軍條約面臨修訂，而日本海軍已經在主張日美必戰的以加藤寬治為首的艦隊派主導下，決定廢除這兩個條約。

另外，同一時期，日本退出國際聯盟開始生效。隨著日本退出國際聯盟生效，不僅要考慮帕勞、塞班等南洋群島托管地的收回問題，還要考慮國際聯盟和美國的對日制裁措施，所以，日本開始談論日美戰爭的可能性。

雖然小畑等人也主張，如果美國干涉日本的大陸政策，應該堅決排斥，但他們的基本方針是“謀求兩國友好邦交”。

在這些方面，兩者在對美政策上，不論細節如何，其基本方針可以說沒有多大不同。

其次是對英政策。兩者都想當前利用英國的野心及其國際處境，努力讓其置于糾紛之外。總之，可以說，兩者在對美英問題上，都基本上按照政治解決的原則，而且設想這是可能的。

以上就是1933年前后小畑等皇道派與永田等統制派在政策上的分歧。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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