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恩來不幸病逝，廣大干部群眾出于對他的熱愛，開展了許多悼念活動。“四人幫”卻千方百計阻撓群眾悼念周恩來，但他們越是阻撓，廣大干部群眾越是要悼念。到1976年3月，天安門廣場上已經形成了一股群眾悼念周恩來的熱潮。

群眾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

時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吳德對周恩來很有感情，他面對“四人幫”不許群眾悼念的巨大壓力，給出的態度是：不激化矛盾。吳德后來在回憶錄里說：

北京市委為了不激化矛盾，曾向基層黨組織發出通知，要求各單位在本單位舉行悼念活動。但基層組織沒有照辦，依然紛紛去天安門廣場，當時的洪流只能宣泄不可阻擋。市委沒有再作任何禁止和反對，而是要求各級干部、衛戍區指戰員、公安人員和民兵，維持好天安門廣場的秩序，引導群眾安置好花圈，加強巡邏，防止現場失火。

當天安門廣場上的悼念群眾超過100萬人時，吳德專門派人去廣場觀察，當廣場上出現矛頭明顯指向“四人幫”的詩詞和標語時，吳德為了防止被“四人幫”抓住把柄整人，激化矛盾，要求覆蓋或悄悄揭下這些詩詞和標語。當廣場上和灰觀禮臺上擺滿花圈后，吳德指示開放紅觀禮臺，擺放花圈，他后來回憶說：

我們與群眾的感情是相通的，毫無對立情緒。我當時認為情況是復雜的，天安門廣場上雖有反對“四人幫”的詩詞、標語，但更多的群眾言論、活動是悼念周總理的；有少數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在乘機活動，但不是一個反革命事件。

吳德

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吳德匯報了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況，他還表示，到廣場去的人大多數是去悼念周恩來的，北京市計劃用兩三天時間去做群眾的工作，政治局同意了吳德的意見。

但在會議結束前，《人民日報》的魯瑛給姚文元送來一張紙條，說有人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發表演講罵江青。江青看了紙條后大怒，他用手指著吳德質問道：“你知不知道這個情況？為什么允許反革命演講？”

吳德回答說：“我在這里開會，怎么知道？”

江青不依不饒地說：“你中鄧小平的毒太深了，你要立即把演講的人抓起來！”

江青

吳德只好站起來檢討說：“我思想上沒有重視這個問題，有些麻痹，但我仍認為應該先做好群眾的工作。”

江青更火了：“吳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講壇嗎？清明節已經過去 ，悼念活動應該停止了，現在就動手，把廣場上的花圈全部送到八寶山去！”

吳德仍然堅持要先做群眾的工作，再運花圈，但此時華國鋒發話了：“老吳，你考慮考慮，動員力量，今天晚上解決吧！”吳德只好執行。

第二天，群眾發現天安門廣場的花圈被運走了，他們的情緒爆發了，天安門廣場爆發了更大的群眾運動。由于毛遠新作了夸大的匯報，毛澤東把這次抗議行動錯誤地判定為“反革命事件”。

群眾在天安門廣場進行演講

當天下午，政治局繼續開會，“四人幫”在會上公開造謠，說鄧小平也去了天安門廣場。吳德馬上站出來說：“據我所知，鄧小平同志沒有去廣場。”

“四人幫”仗著有毛澤東的定性，提出要調10萬民兵鎮壓群眾，吳德雖然不贊成，但只能采取拖的辦法，他說：“工人已經下班回家了，調不來那么多。再說廣場上的人比民兵多得多，搞不好會更加混亂。”

江青卻堅持說：“你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你怕什么群眾？應該由你出面，動員群眾離開，把你的講話錄音，放錄音帶。這件事就這么定下來了。”

盡管中央已經決定清場，但吳德仍采取了拖的辦法，他打算在半夜再行動，那時群眾也走得差不多了。吳德找了很多“理由”，如工人剛剛下班，集合遲了；民兵沿途受到了阻攔，影響了集合時間；先到的女民兵多，執行任務有困難……

吳德

雖然“四人幫”對吳德很不滿意，但吳德硬是“拖”，他們也沒有辦法。到了半夜，廣場的人多數已經散去，只剩下1000人左右，此時吳德才派出民兵清場，只抓了100多人，這些人在經過審查后，大部分都被釋放了。對于天安門廣場的這次清場，吳德后來回憶：“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沒有死一個人。”

但天安門事件給吳德心里留下了永久的痛，“四人幫”被粉碎后，他多次向就此事作了檢討，吳德說：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由于我所處的地位，我無法不執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決議。盡管如此，錯誤總歸錯誤，只要把它放在歷史的長河中去參考和認識，是盡可以做到心悅誠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