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圖片來源：中國歷代人物圖像數據庫

訣別考場

1831年，魏源父親病逝，魏源請假回家丁憂守制，之后參加會試未中，便入兩江總督陶澍幕中，與陶澍過從甚密。

魏源寫下《湖廣水利論》，又輔助陶澍在淮北改革鹽政，推行票鹽制，借此廢除原來壟斷專賣的引商制。魏源也帶頭做起鹽票買賣，剛開始虧本不少，后來找到一個善于經營的合伙人又賺了不少。當時林則徐擔任江蘇巡撫，魏源曾兩次應邀到林則徐府中進餐，并代林則徐閱卷。

1835年，魏源第五次參加會試，而這屆會試的主考官正是他得罪過的穆彰阿，魏源自然再次落第。

五次落第，魏源心灰意冷訣別考場。于是，魏源動用買賣鹽票賺的錢在揚州買下一座別墅，命名為“絮園”，在園中寄情山水，倒也悠然自在。但他并未忘記國事，編寫了《明代食兵二政錄》七十八卷，意在借鑒明代興衰經驗教訓，救治清朝時弊，可惜此書后來失傳。好友龔自珍在辭官后多次路過揚州，居住在魏源的絮園。當他得知魏源在編寫《圣武記》《海國圖志》時大為贊賞，認為這才是經世致用的真學問。

魏源也一直關注著好友林則徐在廣州督辦的禁煙情況。鴉片戰爭爆發后，魏源曾受邀審訊英俘，寫成《英吉利小記》，概述了英國的地理、政治、軍事等情況。通過幾個月對戰事的觀察，魏源深刻感受到了清朝廷上層集團的昏聵、腐朽和不堪一擊，留下了《金陵懷古》八首和《寰海》十章等詩歌。他在詩歌《寰海》中指出，應嚴禁鴉片但不應拒絕正常外貿，認為戰爭的失利正是由于朝廷舉棋不定的戰和搖擺。

△《圣武記》，昭萍敖星煌重刊本，魏源撰。圖片來源：“國家人文歷史”微信公眾號

時代的“逆行者”

裕謙出任兩江總督后，魏源又到裕謙幕下效力，參與了浙江防務，但不久感覺到人微言輕，便辭歸揚州。途經鎮江，魏源正巧遇到被發配新疆的林則徐，兩人相見感慨萬千，在破舊小旅館談至天明。

臨別之際，林則徐將自己在廣州收集的資料和《四洲志》手稿交給魏源，委托他編撰《海國圖志》。離別時，魏源含淚賦《江口晤林少穆制府》二首送林則徐，其一：

萬感蒼茫日，相逢一語無。風雷憎蠖屈，歲月笑龍屠。方術三年艾，河山兩戒圖。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鷗鳧。

魏源自林則徐走后，便根據林則徐所托收集資料，準備編撰《海國圖志》。

1841年8月，龔自珍再次來到揚州絮園，住了很長時間，與魏源談經說佛，不亦樂乎。但天不假日，龔自珍返回丹陽后不久突然去世，收到消息無比悲痛的魏源趕到丹陽操辦喪事。

魏源根據他與龔自珍生前“孰后死，孰為定集”的約定為龔自珍編輯文集，并在序言中評價龔自珍：

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謠俗，逆風土，大者逆運會，所逆愈甚，則所復愈大。大則復于古，古則復于本。

“逆”字也是魏源夫子自道，他們都是時代的“逆行者”。

不久，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朝廷戰敗。魏源一方面寫詩痛斥統治者昏庸誤國，另一方面抓緊編撰《圣武記》《海國圖志》《夷艘寇海記》。

《圣武記》開始于鴉片戰爭之初，“告成于海夷就款于江寧之月”，即《南京條約》簽訂之日。很明顯魏源就是因為受鴉片戰爭刺激而寫此書，其目的也很明顯，是“弘揚清初圣祖之武功”，為對外戰爭提供借鑒。

魏源在書中提出“洞悉夷情”“師夷長技”的主張，成為后來《海國圖志》中所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先聲。此書首開清史研究先河，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

1842年7月，魏源在寫完《圣武記》后開始根據林則徐所托和提供的資料編撰《海國圖志》，歷經五個月編成五十卷。

《海國圖志》在林則徐《四洲志》基礎上又增加了五倍內容，共五十七萬字，包括歷代史志、華人的海外見聞錄、外國著作、時人有關海外著作等，卷首則是魏源寫的《籌海篇》。

在《籌海篇》中，魏源反思了鴉片戰爭，認為若能揚長避短、防守得宜，是能夠打敗英國的，對外應通商互市“以夷款夷”，“籌夷”的根本在于“自守”自強自立。

《海國圖志》是鴉片戰爭后中國人自編的一部最為詳備的世界史地參考書。《海國圖志》完成的這一年，英國工業化還在進行中，美國尚處于南北分裂狀態，法國則有暴亂，中國仍然還有迎頭趕上的機會。

可惜的是，這樣一部重要作品并未引起清朝廷重視，“師夷制夷”之說尤其“舉世諱言之”。反倒是此書傳入日本后，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的明治維新改革。將此書譯為日文的鹽谷世宏曾感慨說：

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其君不用，反而資之他邦。吾固不獨為默深（魏源字）悲，抑且為清主悲也夫！

鴉片戰爭期間，魏源還根據自己參戰經歷寫了歷史上第一本有關鴉片戰爭的專著《夷艘寇海記》，此書被譽為“近代中國第一部具有進步意義的‘當代史’”，全面記錄了鴉片戰爭歷史，深刻認識到，鴉片戰爭失敗主要是政治腐敗所造成的。

△《海國圖志》，魏源撰。圖片來源：“國家人文歷史”微信公眾號

勤奮著述

因刻印《圣武記》《海國圖志》等書，魏源積蓄耗費殆盡，無奈之下，五十多歲的魏源再次進京參加會試。這次魏源文章“勁掃三軍”，本已中會試第十九名，卻被考官以試卷字跡潦草為由判罰停止殿試一年。

魏源不甘心，次年再參加會試，終于考中三甲，賜同進士出身。魏源沒有留在大有前途的翰林院，而是去揚州府東臺擔任知縣。可剛干半年母親就病逝了，他只能回家守孝。

為生計所迫，守孝不久，魏源又入江蘇巡撫幕府做起幕僚，繼續建言江蘇漕運改革，在閑暇之余修訂他的《圣武記》和《海國圖志》，還進行了一次“半年往返八千里”的南方旅行。魏源還去了澳門、香港，不僅收集到《海國圖志》的資料，更大開眼界真正“開眼看世界”。

守孝期滿后，魏源奉命任揚州興化縣知縣。因政績突出，魏源不久升任海州分司運判，主抓淮南票鹽制施行，又于咸豐初年升任高郵知州。擔任知州期間，魏源依舊為官勤勉公正，但他對官場已無多大興致，于是抓緊時間勤奮著述，完成《蒙雅》《禹貢說》《遼史稿》等書，并將《海國圖志》從六十卷增補到一百卷。

就在魏源埋頭著述時，太平天國運動興起。魏源一向認為農民起義多是“官逼民反”，因此他對太平天國隱隱地持同情態度。不久，他被以“玩視軍務”為由“革職”。

雖然魏源很快官復原職，但已無心仕宦而辭官回家，他一邊鉆研佛經向往“凈土”，一邊“閉目澄心，危坐如山”。他修訂了原來寫的《詩古微》，撰寫了研究《尚書》的《書古微》，還修撰了“前修未密，后出轉精”的傳世史書《元史新編》。他于咸豐七年（1857）三月去世，享年六十四歲，臨終對友道：“君且休，吾將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