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江蘇省贛榆縣。

一個叫韋昭的人來到有關部門，控告他的侄子韋玉振，寫文章的時候用詞不當，思想不正確。

這起控告，引起了贛榆知縣孫銘彝的高度重視，他立即派人逮捕了韋玉振，并將此事上報給了江蘇巡撫楊魁。

楊魁也不嫌事大，他從贛榆知縣的報告中讀出了一個細節，發現韋玉振的問題不僅僅是用詞不當，還可能涉嫌其他更嚴重的犯罪。

于是，楊魁派出了更高級別的官員，去贛榆縣調查韋玉振，還真讓他查到了一些意外的東西······

一場引起乾隆關注并通報全國的政治案件，就此展開。

01

江蘇省贛榆縣人韋玉振，是一個廩生。所謂廩生，就是秀才中的三好學生，每月可領補貼。

一年前，韋玉振的父親韋錫病死，他的哥哥韋玉麟身患重病，操辦喪事的重任，落到了韋玉振身上。

在古代，操辦喪事不僅僅是吃席和埋人，繁文縟節很多，讀書人尤其講究這些。

韋玉振想給他死去的父親寫篇行述，所謂行述，類似于個人傳記，是一個人一生事跡的詳盡記錄及評價。

中國古代講究為尊者諱，以及人死為大，所以行述都是挑好事來寫，評價也是使勁夸，先人名聲好了，后人臉上也有光。

韋錫生前管理過社倉，他富有同情心，管理很人性化，常常對窮佃戶減免息米。

解釋一下，社倉是鄉村設置的糧倉，平時會借糧給青黃不接的窮人，幫助其度過難關，窮人收獲后還糧，要多還一些，當作利息，這叫息米。

這種好人好事，當然要被兒子韋玉振寫到了行述里了。

他是這樣寫的：“于佃戶之貧者赦不加息，并赦屢年積欠。”

此外，韋玉振的爺爺韋儀來也是秀才，可能寫得文章很爛，曾被別人指責文理不通。

韋玉振想在行述中，為爺爺正名，反擊這種指責，夸一下爺爺的文采。

他寫道：“韋儀來有《松西堂稿》，并藏書東西二樓。”

意思就是他爺爺生前寫過很多作品，出了作品集，家里還有很多藏書，怎么可能文理不通？

行述完稿后，韋玉振找人排版印刷，分送給父親生前的親朋故舊。

韋玉振的堂叔韋昭看過行述后，發現了其中的問題。

他對韋玉振說，“赦不加息”和“赦屢年積欠”中的“赦”是什么意思，這能亂用嗎？

韋玉振回答說，行述都已經散發出去了，而且《論語》里面有“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可以通用。你不要緊張兮兮的。

韋昭：韋玉振你在講什么啊，你會被衙門帶走調查的，你到底是······你是蠟燭呀？你的腦袋是不是動了手術挪到屁股上去了。

韋昭勸不動侄子，害怕被連累，第一時間報了官。

02

韋玉振平時可能不看新聞，或者雖然看了，但沒看懂形勢。

相比韋玉振，韋昭的判斷力和領悟力，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赦，有兩層意思，廣義的赦指寬容，狹義的赦指對罪犯的赦免。

對罪犯的赦免權，專屬于皇帝，只有皇帝才能大赦天下。

小民用赦，涉嫌僭越。

在大清這樣等級森嚴的社會，僭越意味著什么，有幾個腦袋夠砍的？

知縣孫銘彝知悉此事后，覺得茲事體大，當即派人逮捕韋玉振、查抄相關證據，并上報巡撫楊魁。

這種特殊案件，超出了一個知縣的權限，甚至巡撫都不一定能搞定，往往要直達天聽，等待圣裁。

楊魁看了報告后，認為韋玉振擅用“赦”字，殊屬狂妄！

再仔細研究，他發現行述里，還講了其祖父韋儀來著有《松西堂稿》——這個《松西堂稿》很可疑，里面很可能有更多悖逆內容。

楊魁的心情大好，決定深挖這個案子，爭取把它搞成大案。

影響皇帝心情的案子，別人唯恐避之不及，即使避無可避，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楊魁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

巡撫大人站得高，看得遠，獲取信息的渠道，豈是普通人所能比的？

他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這得結合當時的新聞來分析。

就在前不久，大清發生了著名的“一柱樓詩案”，案情梗概如下：

江蘇省東臺縣人蔡嘉樹與徐食田，因財產糾紛打官司。

蔡嘉樹為報復徐食田，舉報徐家藏有《一柱樓詩》，詩里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

江寧布政使陶易不以為然，認為蔡嘉樹挾私報復，要治他的罪。

蔡嘉樹又向江蘇學政劉墉舉報，劉墉就民間所說的“劉羅鍋”，這人為了往上爬，添油加醋上報乾隆，引起天子之怒。

乾隆認為官員們腦海中沒有繃緊那根弦，案子變成了牽連甚廣的大案。

他下令將江寧布政使陶易、揚州府知州謝啟昆、東臺縣知縣涂躍龍三人革職，押往京城，接受審查。

其他和這個案子有直接或間接關系的官員，包括退了休的，也都受到了處理。

他還嚴厲批評和警告兩江總督薩載、江蘇巡撫楊魁。這兩人為開脫罪責，重獲皇帝信任，極力擴大該案的株連對象，引起江蘇官場地震。

這也是贛榆知縣孫銘彝，如此重視韋玉振案的大背景。

而楊魁一心要把韋玉振案搞大，原因還是為了將功補過表忠心。

03

楊魁秘密派遣韓鑅和林光照二人（兩人都是級別不低的官員），親自趕赴贛榆縣調查。

調查結果：《松西堂稿》已經被燒了，草稿也找不見了，其余書中沒有發現悖逆字句，至于藏書的東、西二樓，都存放的糧食，并沒有違礙書籍。

不過，這兩人也并非一無所獲，他們檢查韋氏家譜發現，上有“世表”二字。

司馬遷寫的《史記》中有《三代世表》，通過圖表的形式，梳理夏商周三代帝王譜系。

你膽挺肥啊，想稱帝啊，這是普通人能用的詞嗎？

此外，家譜上還記載《松西堂稿》是一個叫丁椒圃的貢生做的序。丁椒圃是山東日照人。

楊魁認為，丁椒圃既然給《松西堂稿》寫序，家里肯定藏有書稿，于是他飛咨山東巡撫國泰，請其調查丁椒圃，同時飛飭贛榆縣將韋玉振押到蘇州巡撫衙門審理。

飛咨、飛飭，兩個“飛”字，可見楊魁心情之激動、立功之心切。

做完這些工作后，楊魁將案情和另一樁發生在太倉州寶山縣的特殊案情，一并上報乾隆。

楊魁滿以為皇帝會高興，褒獎幾句小楊辦事靠譜，忠心可鑒，朕甚感欣慰。

然而，等待他的卻是一封長達千余字的通報批評。

乾隆認為，楊魁在這兩個案子中用力過猛了，可見這個人不能實心辦事。

朕多次對督撫們強調，要用心稽查違礙書籍，而你們都搞些形式主義的東西來應付朝廷，《一柱樓詩》流傳多少年了，你們沒有查出來，要不是劉墉奏報，就要成了漏網之魚了。

現在，楊魁因“一柱樓詩案”失察，心懷畏懼，遇到類似的案子，不論輕重，株連多人，自以為辦事認真，其實是用力過猛，以掩飾之前的過失。

韋玉振擅用“赦”字，固然不妥，但除此之外并沒有悖逆的字句，豈能因一個“赦”而定謀逆重罪？

乾隆還說，以后遇到這種案件，督府門要仔細研究，分辨真偽，像楊魁這樣辦事，如果有人要陷害別人，幾張紙就可以把被害人搞得家破人亡，成何體統！此風不可長！

最后，乾隆說，楊魁經朕提拔重用，時間不短了，還不能體會朕的用意，朕很失望，把楊魁交給吏部處理，將這份通報傳達出去，讓全國臣民都看到。

楊魁不僅沒邀到功，反而把自己折了進去。

04

皇帝的通報還沒下來，案子就已經搞清楚了。

山東方面回信說，丁椒圃已經死了很久，家里沒有找到《松西堂稿》，也沒有發現其他有問題的書。

經審訊，韋玉振坦白了，他說他爺爺沒寫過《松西堂稿》，只因有人譏諷他爺爺不通文理，就編了這么一個故事。

至于請丁椒圃作序，也是編的，沒辦法，丁椒圃在業界名氣很大，有他背書，可信度更高。

韋昭及韋家鄰居們也表示，從未見過《松西堂稿》，這應該是韋玉振給爺爺貼金吹出來的。

韋玉振承認，妄用“赦”字，純粹是因為自己無知、犯蠢，絕非有意僭越。

皇帝定了調，韋玉振案自然要根據調子從輕處罰。

最后定了個“僭妄”之罪，杖一百，徒（勞役）三年，褫革功名，銷毀行述和家譜。

這個案子中，最值得玩味的是乾隆的態度。

從1774年到1788年，是乾隆朝文字獄的高潮期。這個案子，正處于高潮期中。

在“一柱樓詩案”中，乾隆把調子起的很高，以雷霆之怒處理了那么多人，搞得人心惶惶。

大臣們看到了風向，在宣傳上推波助瀾，在實踐中寧枉勿縱，生怕跟不上形勢。

結果，在韋玉振一案中，皇帝又猛踩剎車，批評督撫們太緊張，搞得太過了。

以至于像楊魁這種混跡官場多年的老油條都翻了車。

有些事，不上秤沒有四兩重，上了秤千斤都打不住。

上不上秤，看皇帝心情。

忽嚴忽寬，讓手下人摸不準心思和規律，讓他們永遠活在戰戰兢兢之中，這才是權力的藝術。

乾隆最會玩這種權術了。

他深知，只有讓恐怖籠罩在大臣頭上，大臣們才會像狗一樣警覺，緊繃腦海中的那根弦，認認真真辦事。

另一方面，他也不想讓這種恐怖失控，影響帝國的秩序。

所以，維持有限的恐怖，效果最好。

至于大臣們在具體案件中如何把握，才能讓皇帝滿意，這是沒有答案的。

自己領悟和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