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注：從商業邏輯出發，特朗普的邏輯就容易把握了。

說一個經常被忽略的事實：整個西方其實沒有什么大國治理的經驗。這一事實，被近代以來西方艦船炮利的技術優勢掩蓋了，把歷史偶然導致的時代力量差，誤以為是西方的制度優勢。

其實歷史發展有很多偶然性。比如小說《紹宋》設想的，如果趙構堅決反擊，宋以后的中國會否不同？還有明萬歷時，中國本土已經開始出現近代化萌芽，所謂“近代化”是工業化以及與工業化相伴隨的上層建筑的變化，也就是社會從農業時代向工業時代轉型，如果不是因為明內部黨爭和小利益集團私利，最終在內憂外患下神器被篡奪，又會如何呢？最起碼中國近代史就不會以1840年為界。

只是沒有如果，歷史本就多巧合。就像從地理環境來看，歐洲如此廣闊的大平原，沒有山川險阻，按理說早就應該實現大一統，但直到現在歐洲仍然四分五裂。

西方文明源自歐洲，但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大多連名字都不會寫的西方貴族并不從事國家和社會治理，只會舞刀弄棒、欺壓百姓。基層治理、市場運作乃至稅收等等，統統交給教會和各類行業商業負責，教會對西方而言絕不僅僅是宗教，更重要的是世俗的，教會、商人才是西方治理的核心。

17世紀爆發了“三十年戰爭”，歐洲各國為了恢復歐洲和平，于1648年簽署《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代表歐洲近代民族國家的建立。

繼承中世紀的治理結構，這個和約確定的“主權國家”也把國家和社會治理進行拆解，將歐洲封建貴族的權力限制在領地范圍內，于是歐洲變成了四分五裂的大小公國，內部更是被大小貴族拆解。

超越領土限制的經濟活動則交由重農學派主張的“自然秩序”，而在重農學派基礎上，亞當·斯密強調“看不見的手”，以此完成了歐洲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變。但這兩大理論的本質，都是限制封建貴族插手經濟活動和社會管理，無論是“自然秩序”還是“看不見的手”都抵制政策、法令等來自政府、統治者的“人為秩序”，主張經濟活動要自由放任。

由領主、教會、行會分治，逐漸形成了歐洲文明特有的政治、經濟二元分割的基本治理形態。在學術理論上，就出現了把政治和經濟分開，政治經濟學變成了純粹的經濟學；教會壟斷教育和醫療，以至于美國至今沒有建立最基本的統一醫保體系，美國醫保仍然是分割狀態；而源自漢薩同盟的商業自治，也是歐盟始終無法建立統一財政體系的關鍵歷史淵源。

自古羅馬帝國崩潰，整個歐洲從中世紀到近代民族國家形成，西方政府都嚴重缺乏社會治理經驗，所謂官員不過是政治分肥而已。

直到1833年英國才通過法案，對文官制度進行改革，確立了官僚機制，從此之后，歐洲各國政府才開始真正系統參與國家和社會治理。

而美國作為移民國家，先有公司后有國，很長一段時間根本不需要政府，立國百年，直到1883年才通過《彭德爾頓法案》，確定了基于功績和能力的文官制度，開始公開招聘、按能力晉升，把治理國家作為一項職業技能，開始淘汰歐洲封建時代的恩庇制。這個恩庇制就類似中國古代的門閥制度，官職獲得不依賴能力和政績，而是依賴私人關系和政治交易。

歐洲有中國人熟悉的政府模式，才不過200年歷史，美國更是只有150年而已。雖然西方占據了技術和時代優勢，但治理國家和社會這種與人打交道、需要處理復雜關系的專業領域，這不是純靠技術能夠解決的，非常依賴經驗教訓，事非經過不知難，沒有幾次國家的大崩潰、大重塑，根本無法懂得如何有效治理、如何處理復雜的關系。

這才是西方強調“小政府”、不相信政府的關鍵原因，是因為在治國上，西方政府、政客是真的能力很有限，甚至可以說很菜。

所謂的“小政府”并不是政府規模小、支出少，而是效率低、不負責。

比如美國防長會認為日本韓國屬于東南亞，衛生部長認為可以放任禽流感大流行讓雞自然免疫，商務部長會說讓幾百萬美國人去擰螺絲，而特朗普也能大談關稅是其他國家對美國上供。這都是非常不專業的表現。

反觀中國，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推進“政經同構”，數千年來政治和經濟乃至社會治理、文明教化等從未分開。上古時代，大禹治水催生集體協作的需求，治水成為中國國家治理的核心，奠定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基因。

到戰國，法家認為財力、軍力是衡量國家強弱的唯一標準，提出“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以斬首為勇”，強調通過法律教育統一社會思想，要求官吏承擔法律傳播與解釋的職責，領先西方2千余年，《云夢睡虎秦簡》就還原了歷史上真實的依法治國和秦吏形象。

到了漢代，鹽鐵論確立了國家戰略物資管控的基本原則，變革了稅收和官吏體制，重新厘清了政府與資本（也就是“民”）的分界；而宋代開設市舶司，則開創國家主導海外貿易的新模式。

上述種種，無不證明，中國的政府始終參與經濟和社會治理。

在這些歷史傳統和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有了今天很多被證明非常成功的政府治理經驗。其核心就是“政經同構”，典型就是五年規劃、發改委的產業政策、國資委的資本管理等等。

而反觀西方，在政經二元分割的歷史淵源下，出現了旋轉門，因為企業的運作理念和時間周期，跟國家嚴重錯位，出現了很多嚴重問題，這些問題被西方的領先優勢掩蓋了，但不可能永遠掩蓋。

比如一個國家的政策方針，考慮的是5年甚至10年、20年的長周期，而在企業能夠持續超過一年的都算是長周期了；又比如國家需要考慮極為復雜、彼此矛盾的利害關系，而公司往往就盯準一個核心目標。

小鎮甚至敢說，西方政府的國家治理，仍然停留在一百年前，在某種程度上落后于中國古代。中國古代的治理不足，主要是技術的限制，并非治理能力弱，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已經做得足夠好了。最典型的證據就是中國在遠比歐洲更復雜的地形環境下，硬是建立了大一統的國家，歐洲為什么做不到呢？

在西方這種政經分離的狀態下，成功的企業家已經是最懂管理的專業人才，但仍遠遠無法適應國家的治理。甚至這些企業家在公司治理上越成功，越不利于治國。

這就是心理學上的“達克效應”，某個領域，能力相對低的個體更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而能力高的個體則對自己的能力做出低估。

這種效應，更容易出現在跨界時。

公司管理和國家治理，是兩碼事。

商人在商業上的成功，令其對自身在非商業領域的能力過度自信，盲目把商業和企業管理經驗套用到國家治理，更容易出現嚴重錯判。反而不如演員去治國，起碼演員知道自己真的不懂治國，反而更尊重專業官僚和專家的建議。

用古話說就是“一瓶子不響，半瓶子咣當”。

就以特朗普這屆商人政府為例，從政府治理和國際政治邏輯看，感覺特朗普們很荒唐，感覺難以理解他們的做法，但如果從商業角度，就很容易理解了。

比如特朗普發動關稅戰、推行大規模減稅，這就是把商業邏輯簡單套用在治國上。

特朗普動不動說25%、30%關稅，搞極限施壓，這其實就是商業領域很常見的極限施壓。但這就混淆了企業控制權和國家主權的本質差異。

企業的并購，可以通過資本強制整合，包括搞毒丸計劃；但國家乃至國際的治理，基礎是共識的構建。

破壞共識，短期有利，長期有害。

這就暴露了商業邏輯更加簡單的問題，企業無非就是考慮利潤等少數維度，而國家治理需要考慮的關系和指標更加復雜。商人治國過于看重短期、主要指標，總想著這里冗余、那里不合理，不考慮背后的復雜關系。

比如特朗普現在特別在意的減稅法案，其實本質就是“現金流折現”的商業邏輯，通過估算企業未來現金流的限制來判斷企業的價值，但如果不考慮特朗普的私利，從基本理論出發，企業衡量項目價值的貼現率往往在10%左右，而一國的國債扣去通脹，實際利率一般在2%以內。

特朗普目前計劃的未來十年每年減少7千多億美元稅收，這在企業經營角度中，確實可以看做戰略投資，但從國家治理角度，如此規模的減稅必將加劇政府財政緊張，必然導致美國債務激增。

而馬斯克推行的所謂削減政府開支，這更是拿商業邏輯硬套國家。馬斯克進行公司治理，一個基本邏輯是把人都裁了，如果發現誰不可或缺，那再高薪請回來。對企業來說，這么干其實也可以，當馬斯克收購推特以后，通過大規模裁員可以迅速建立權威。

但國家就不一樣了，企業能夠通過資產剝離來改善財務狀況，但是作為一個政府如何剝離所謂的劣質資產？從企業角度，社保就是劣質資產，但政府能出售社保體系嗎？誰愿意接手？

政府的特點就是牽一發動全身。比如馬斯克對美國農業部下手，美國農業部的官僚完全可以放任禽流感蔓延，以躺平、懶政對美國高層施加壓力。有太多合理合法的辦法，比如以提高財政補貼的精確度為由，提高滅殺、防疫等補貼的審批標準，要求農場主填寫更加復雜的表格、提供更多證明確實為了防疫的證據材料。而在混亂中，禽流感可不管人心的復雜，繼續大肆蔓延，現在美國買雞蛋都要排隊、限量。

更何況政府比企業復雜多了。企業雖然也有制度，但想要修改制度難度很低，只要老板想改，最多聯合部分高管就行了，只需要注意回避明顯的違法，或者承擔可能的違法成本。但政府的職責和開支，大多是法律明確的，比如美國聯邦開支大頭是社保、醫保等法定強制支出，豈是想砍就砍的，而且砍了以后，帶來的社會負面損害，遠遠大于精簡的經費。

政府治理面對的利益關系也遠比企業復雜。都知道美國軍費腐敗極為嚴重，哪怕美國軍費使用有中國一半的效率，也足以每年節省3000億美元，特朗普也是這么主張的。但問題是這背后是多么龐大的利益關系，就拿洛克希德來說，這已經是美國少有的制造業巨頭，如果對這種巨頭下手，甚至能夠動搖選情，更不要說錯綜復雜的美軍內部。

特朗普從第一任開始就說要查軍隊的賬，前不久還說要削減3000億美元軍費，然而就在特朗普對華強硬的同一天，4月7日特朗普在與以色列總理會晤時表示，要將美國軍費提高到萬億美元以上。

可見特朗普壓力確實很大，不得不尋求軍工利益集團的支持。增加的近兩千億美元，實際并不能提高美軍戰斗力，不過是肥了極少數人罷了。

而看起來浪費的政府開支，很多時候是必要的冗余，這種冗余在壽命短暫的企業來看，是不需要的，就像非洲黑人并不在意癌癥和艾滋，因為還沒發病，很可能人就已經去世了。

同樣的，公司不在乎大刀闊斧，不在乎砍掉必要冗余之后可能導致的未來危機，因為未必能活到那時候。但國家可不一樣，美國已經存在了250年，目前看起碼幾十年不至于國家崩潰。

那么，如果按照馬斯克所謂的“第一性原理”“非必要支出歸零”，失業保險、監獄開支、食物券等等都是不必要的，偏遠地區的教育投入也是沒有效率的，疾控中心也完全可以削減投入，高速公路的維護費也可以降低，更可以停止氣候應對投入等等，這都可以節約大量當期資金，但是未來怎么辦？代際、階層差距拉大怎么辦？

削減企業開支，只需要關注單一的削減，至于其他負責影響，一概可以不管。但任何政府部門必須面對復雜甚至矛盾的關系。

現在特朗普的治理，就是典型的商人看重短期、單一目標的特征，就盯著關稅、減稅，對其他綜合影響不管不顧。做事非常急躁，這也是公司壽命遠遠短于國家的帶來的決策慣性，根本顧不上中長期。

說起來，特朗普還不如澤連斯基，澤連斯基面對的客觀環境遠比特朗普惡劣，很多事說了也不算。在澤連斯基當選前，跟俄羅斯的關系其實很好，長期在俄羅斯演出賺錢，在2014年還公開稱贊俄烏關系。

就連澤連斯基也知道要尊重專業人員的意見，繼續保持技術官僚治國，盡可能維持了戰時經濟不崩盤。而特朗普的高管們，把商業管理經驗硬套在治國上。

但治理幾萬人、幾十萬人的公司，只需要考慮公司如何賺錢、股東如何分紅，這種經驗，哪里有資格治理國家，甚至在同等條件下，很可能無法勝任中國一位鎮長的工作。

這還沒有提到一個更加關鍵的問題，那就是企業的管理者，很可能并不懂一些必要的基本常識，出現很多常識性錯誤。

比如小鎮之前分享的《》，就特別納悶，蔚來已經成立10年，而李斌竟然才剛剛開始知道什么叫投資回報率測算、供應鏈管理、精細化運營等等基本的企業管理常識。

在小鎮發了這篇文章后，一位長期從事云計算領域開發和管理工作的朋友也發來感慨，他認為云計算領域同樣存在著大量缺乏常識的失誤。這位就是之前推薦的《云計算行業進階指南》的作者曹亞孟，從他這里得到不少關于公司管理的啟發，他《》，可以點擊藍色字體鏈接，與他交流。

很多公司的管理就是碰運氣，決策依據的基礎業務數據很可能都是假的，制定的公司發展目標往往是看著財務數據拍大腿，想當然的分配KPI，從上到下到了月底、季度底、年底賭運氣，所謂的財務數據管理說起來好聽，但根本沒有發揮糾錯和示警的作用。

一個企業管理者，最好應該經歷各個環節，積累豐富的經驗，并且不放棄對一線變化的跟蹤，如果創業者做不到，就需要選擇這樣的人代為管理；就如中國的官員選拔機制，從處理事務性工作的一般公務員開始，逐步從事職能工作，做得好再轉綜合性的主線干部，經歷一層層選拔，每一層做的好才有可能獲得晉升，但做得好只是必要不充分條件，還要經歷激烈的競爭。想要管理整個國家，就必須具備央地雙重經驗。

了解這些后，對特朗普的種種作為，就需要祛魅了，沒有必要腦補有多么運籌帷幄，其實不過是套用商業邏輯，幾十年的管理慣性不可能短期內轉變。而這種簡單粗暴的模式，不可能長久，否則人類各國治理早就套用公司了。

治理，可以向下兼容，能夠管理好國家、城市的，大概率能夠輕松上任管理一家公司；但向上就不是兼容了，很容易撐爆。

顧頭不顧腚，就是商人治國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堅決的對壘，要打就打到底。具體請參見今天的次條：《不過是打到底而已，中國的武器庫才剛剛開啟》。

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中國很多優質企業的管理，其實就是學習中國政府管理的皮毛，比如阿里的中臺、華為的軍團模式，現在西方企業界已經開始學習中國企業的管理經驗，但卻對源頭的中國政府治理經驗缺乏敬畏。

或許這也是西方企業瞧不起政府的歷史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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