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特朗普政府掀起的新一輪關稅戰(zhàn)，給全球市場帶來了激烈的動蕩。但這次的關稅計劃真能讓特朗普政府如愿以償嗎？

在本文中，來自哈佛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研究人員們，分析了特朗普首屆任期內的關稅政策帶來的后續(xù)影響，從中總結了一些重要的發(fā)現(xiàn)，比如：最終為關稅買單的其實是美國消費者、關稅對美國制造業(yè)回流的作用相當有限、各國的關稅反制會讓美國的一些行業(yè)遭受重創(chuàng)等。這對于我們看待當前新一輪關稅戰(zhàn)，或許會有一定的啟發(fā)。

上周（2024年11月25日），美國當選總統(tǒng)唐納德·特朗普宣布了一項針對美國三大主要貿易伙伴的全面加征關稅新計劃。在其社交平臺“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他承諾就職首日便簽署行政命令，對從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口的所有商品征收25%的關稅，對中國商品再加征10%的關稅。此前，他還曾威脅要對中國商品征收60%的關稅，并對其他進口到美國的商品統(tǒng)一征收10%至20%的關稅——這一保護主義計劃，可能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美國經濟。

甚至在這一最新消息傳出之前，新關稅的陰影——外界普遍認為主要針對中國——就已影響到企業(yè)的行為。制鞋公司史蒂夫·馬登（Steve Madden）透露，計劃將在中國生產的商品數(shù)量減半，該公司約70%的進口商品源自中國。其他公司則在潛在價格上漲前開始囤積庫存。

不過，這并非無前例可循：特朗普首屆任期內，其政府推行了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最為保護主義的政策。最引人注目的是，對中國加征關稅（中國隨后實施關稅反制），使得60%的中美貿易商品面臨20%的關稅。盡管貿易關系后來趨于穩(wěn)定，但拜登政府基本保留了那一時期實施的關稅措施。

正因如此，研究人員有多年時間研究這些政策的影響——以及它們是否如政策制定者和經濟學家預期般發(fā)揮了作用。他們還研究了究竟是誰最終承擔了增加的成本。

“當經濟學家問‘誰來為關稅買單？’時，他們實際想問的是‘進口商品價格會下降嗎？’”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教授巴勃羅·法伊格鮑姆（Pablo Fajgelbaum）說，他撰寫了多篇關于中美貿易戰(zhàn)影響的論文。特朗普關稅背后的理論是，對美出口商品數(shù)量減少的威脅會迫使中國出口商降價。

然而，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阿爾貝托·卡瓦洛（Alberto Cavallo）表示，實際情況如何取決于眾多因素。卡瓦洛是近期一篇論文的作者之一，該論文研究了2018 - 2019年貿易戰(zhàn)期間實施的關稅對價格的影響。這些因素包括“關稅的規(guī)模和范圍、受影響商品或服務是否有替代供應商，以及企業(yè)對貿易戰(zhàn)持續(xù)時間和潛在升級的預期”。

那么，上一輪關稅究竟達成了什么目標？以下是研究人員的發(fā)現(xiàn)：

1、關稅并未降低中國進口商品成本，美國消費者在特定商品上的支出增加

法伊格鮑姆、卡瓦洛等人的研究表明，總體而言，特朗普首屆任期內設定的關稅成本，主要由美國進口商承擔，在較小程度上由美國消費者承擔（中國進口商也承擔了部分反制性關稅的成本）。

卡瓦洛及其合著者研究洗衣機、太陽能板、鋁和鋼鐵等商品受到的影響后發(fā)現(xiàn)，“美國關稅針對的是難以替代的中國差異化商品，所以中國出口商維持了價格穩(wěn)定”。結果，美國進口商購買中國商品的成本增加，并將部分成本轉嫁給了消費者。

不過，不同種類消費品受到的影響有所不同。“洗衣機關稅很快傳導至消費者價格，因為關稅稅率起初就高達20%，而且針對性強，”卡瓦洛說，“但其他征收10%關稅的商品價格上漲則慢得多，而且只有在關稅提高到25%時才有所上漲。”

法伊格鮑姆和同事阿米特·坎德瓦爾（Amit Khandelwal）得出了類似結論。在他們的一篇論文中，發(fā)現(xiàn)“美國進口商品的消費者通過支付更高價格，承受了關稅的主要負擔，而且……貿易戰(zhàn)降低了美國和中國的總體實際收入，盡管與GDP相比降幅不大”。換句話說，影響確實存在，但程度較小。

其他學者則認為影響更為顯著。今年春季發(fā)表的一篇論文中，紐約聯(lián)邦儲備銀行勞動力與產品市場研究部門負責人瑪麗·阿米蒂（Mary Amiti）以及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修·戈麥斯（Matthieu Gomez）、孔相勛（Sang Hoon Kong）和大衛(wèi)·溫斯坦（David Weinstein）認為，基于關稅對企業(yè)現(xiàn)金流的影響，貿易戰(zhàn)使美國經濟福祉降低了3%。

隨著時間推移，即使特朗普加征新關稅的威脅未成真，消費者成本可能仍會持續(xù)上升。“當時我們交談過的許多企業(yè)都預計關稅是暫時的，所以他們推遲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卡瓦洛說，“關稅持續(xù)時間越長，我們越能預期負擔將轉嫁給消費者或出口商。”

2、制造業(yè)崗位并未回流美國

“特朗普政府曾承諾，對中國加征關稅會使制造業(yè)崗位回流美國，而且我們無需真正擔心中國的反制，”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教授戈登·漢森（Gordon Hanson）說，他是一篇研究貿易戰(zhàn)經濟和政治影響論文的作者之一，“我們發(fā)現(xiàn)這兩個說法似乎都是錯誤的。”

漢森及其合著者研究了美國關稅和中國反制性關稅的局部影響，以及旨在補償受影響行業(yè)的補貼措施。他們想了解，全球化進程中遭受沖擊的昔日工業(yè)中心，受到的經濟影響是否可衡量，同樣，農業(yè)領域是否會因反制性關稅而遭受負面后果。

他們發(fā)現(xiàn)，盡管美國那些受關稅影響的地區(qū)，在就業(yè)或收入層面既未呈現(xiàn)積極變化，也未出現(xiàn)消極影響，但中國的反制舉措的確對美國農業(yè)造成了損害，并且政府所提供的補償僅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這一損害。

漢森表示，關稅增加的成本并未促使企業(yè)將制造業(yè)遷回美國，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由于關稅針對中國，進口商只是將采購來源轉移到其他國家，如越南，而非將生產遷回美國。其次，美國沒有閑置產能的工廠能夠輕易替代中國進口商品。美國制造業(yè)衰退時，企業(yè)不只是縮減運營規(guī)模，還關閉了工廠并解雇員工，所以企業(yè)大多需要投資新設施，而非擴大現(xiàn)有產能。

第三，如果企業(yè)要將制造業(yè)遷出中國（或其他高關稅國家），也不能保證這些產業(yè)會回到20世紀后半葉主導制造業(yè)的美國后工業(yè)城市。“過去生產紡織品、鞋類和家具的地區(qū)，其20世紀的工廠每產出一美元產品所需勞動力，相對于如今的技術水平而言要多得多，”漢森說。尋求投資新制造設施的企業(yè)有很多選擇，無論是考慮越南或危地馬拉等國家，還是在美國尋找最優(yōu)方案，昔日的制造業(yè)中心可能無法奪回這些崗位。

“特朗普經濟政策的前提——制造業(yè)崗位流失對美國來說很痛苦，對美國工業(yè)中心地帶尤其如此——完全正確，”漢森說。但就如何應對崗位流失而言，他認為，“關稅的作用相當有限。”

3、受關稅反制影響的行業(yè)遭受重創(chuàng)

“實施關稅時，你針對的不只是一個行業(yè)——你針對的是一個地區(qū)。中國反制措施對就業(yè)的影響顯而易見，”漢森說，“中國針對的是那些它確信能造成打擊的行業(yè)。”具體而言，目標指向美國農業(yè)——中國是美國大豆、玉米、小麥、豬肉和牛肉等農產品出口的最大市場，這些產品都面臨25%的關稅。漢森及其合著者發(fā)現(xiàn)，反制性關稅不僅減少了農業(yè)領域的就業(yè)，還影響了受針對地區(qū)運輸、倉儲和商業(yè)服務領域的就業(yè)。

卡瓦洛表示，這之所以奏效，是因為中國針對的商品可以從其他地方采購，這迫使美國出口商降價以保持競爭力。與特殊商品不同，中國能夠找到這些大宗商品的其他來源。因此，美國生產商因面臨來自其他地區(qū)的競爭，維持價格穩(wěn)定的能力較弱。卡瓦洛及其合著者發(fā)現(xiàn)，受影響的出口商價格下降了約7%。

雖然反制并不意外，但美國政府為減輕損害所做的努力，其效果卻不盡如人意。“有些地方得到了補貼，但其實并非真正需要，而有些需要補貼的地方卻沒有得到，”漢森說。補償計劃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區(qū)，這意味著既涵蓋了受影響較小的州，如北達科他州和蒙大拿州，又在很大程度上遺漏了受影響較大的地區(qū)，如密西西比河下游地區(qū)和加利福尼亞州中部。

“所采用的方案只是基于對美國生產實際情況的一知半解，”漢森說，“這并非特朗普政府特有的問題。總體而言，我們的商務部對美國產業(yè)集群和產業(yè)供應鏈的現(xiàn)狀，缺乏準確、最新的信息。”

這一切能讓我們對未來有何預期？“我們如今在貿易政策上達成了新共識，即對中國實施高關稅。這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實際政策實踐中都認同的，即便未在官方綱領中體現(xiàn)，”漢森說。即便如此，很少有專家預測我們會這么快——甚至根本不會——看到對墨西哥和加拿大實施高關稅。“北美自由貿易協(xié)定和美墨加協(xié)定助力北美在航空航天、汽車和醫(yī)療器械領域發(fā)展出了世界級的供應鏈，”他說。

對許多公司而言，這要求它們在經營思路上做出重大調整，因為這意味著要在新范式下運營。漢森表示：“我們花了近30年時間，基于貨物跨境流動的便利性構建了全球供應鏈。然而，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這一構建過程變得愈發(fā)艱難。因此，針對特定情形制定計劃變得極為困難，畢竟可能產生的結果范圍似乎極為寬泛。但當下我們正步入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無論形勢怎樣演變，相較于唐納德·特朗普上臺之前，如今針對商品生產地進行風險對沖的需求都要重要得多。”

漢森指出，雖然企業(yè)有時間為與中國的新一輪貿易戰(zhàn)做準備，但這一最新事態(tài)發(fā)展可能會打亂他們的計劃。“因此，‘友岸外包’似乎并非最初看起來那樣能有效應對反全球化浪潮。貿易不確定性在一段時間內仍將持續(xù)。”

關鍵詞：宏觀經濟

托馬斯·斯塔克波爾（Thomas Stackpole）| 文

托馬斯·斯塔克波爾為《哈佛商業(yè)評論》高級編輯。

豆包 | 譯 周強 | 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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