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社會的研究已經非常豐富了。從我國東北的森林游牧部落，到蒙古高原上的草原游牧部落到到青藏地區的高山游牧民族，大致可以代表我國游牧社會的幾種類型。每一種游牧部落都毗鄰著一種農耕社會。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吳于廑先生曾經將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帶狀地區作為農耕帶的主要范圍，在此一帶狀地區外圍，則是游牧帶。這一帶狀區一直向西延伸到中亞、西歐地區。在農耕帶和游牧帶的接壤地區，則是范圍廣泛而形態多樣的農牧交錯帶。這一交錯帶的存在，成為連接游牧社會與農耕社會的橋梁與紐帶，各種經濟要素、社會組織、民族成份都通過農牧交錯帶互相滲透、彼此進退，深刻的刻畫著彼此的樣貌。因此，游牧社會的歷史就具有了形態的豐富性與生產的多樣性。

崔思朋的這部著作，雖然主題集中在游牧社會的方方面面，但是全書貫穿這種多樣性以及與農耕社會比較研究的關切。這是本書的一個重要的特色。

有關游牧社會的研究，不得不圍繞著環境、生態、生物多樣性等主題展開。真正要深入到這些領域，則需要環境科學、生物學、地質學等學科的專業背景與學科訓練，以傳世文獻與考古資料為主的歷史學并不足以支撐起一些真正具有創新價值的發現。崔思朋本科時期曾經具有生物學與動物實驗室的學科背景，在研究生階段的學術訓練中，我們除了加強他的歷史文獻應用與歷史方法的學習與訓練外，還要求他對生態學、地理學等學科進行系統的學習和掌握。因此，在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多學科交叉應用的場景。以歷史文獻與歷史解釋為基礎的思考框架下，生物學、地質學、環境科學的各種方法與材料也得應有的重視。雖然在部分領域的思考和論證還尚有提升與加強的空間，但我們鼓勵他對游牧社會的思考從歷史、生態、環境、經濟的維度展開研究，在一個多學科交叉應用、論證的領域展開自己的思考與探索。我以為這是一個有益的方向。

但是，歸根結底，不管游牧社會也罷，農耕社會也罷，還是農牧交錯帶也罷，其研究都建立在歷史學之上。歷史學的屬性是其基本屬性。從歷史的長河中來看待不同時代農牧社會所呈現的不同形態，對其消長、運動與演變做出合乎邏輯的闡釋，是我們對這一學科提出的根本要求。崔思朋在歷史文獻與公私檔案與考古資料的發掘與應用方面經過嚴格的訓練，對某一領域歷史資料的全面發掘和占有是他得以在這一領域繼續深化研究的基本要求。所以，不管本書在多個維度呈現多個樣貌，但它要將其論證建立在嚴格的歷史學規范的根基之上，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把握不同時代某種社會形態的性質，是我們一直強調的方面。

“游牧”的概念在我國古代出現的很早，這就標志著我國歷史上對游牧社會與游牧經濟的特征有著明確的認識。先秦文獻《周禮》中有“囿人掌囿游之獸”，漢代鄭玄注為“游牧之獸”，指在苑囿中牧養之獸。此為“游牧”早期的含義。此概念包含兩個要素，一為豢養的百獸（按鄭玄解釋，此處“百獸”實際上包括熊、虎、狐貍、孔雀、鳧等獸類、鳥類），一為牧養之人?？梢姟坝文痢边@一概念最早的含義中就包括人與動物結合這層最基本意義。《史記》中記載匈奴的生活形態：“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寛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這條文獻簡要的說出游牧部落的四大特征：一：以水草為生存資源的流動社會；二：各有分地，也就是游牧有固定的區域；三：以語言為通訊手段，沒有中原農耕社會的文書系統；四：兵民合一的組織形態。以上文獻，奠定了我國秦漢以來對游牧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的描述和認知，具有深遠的影響。宋人在《太平寰宇記》中記載：“胡人衣食之業不著于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食肉飲酪衣以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擇肥壤以游牧，隨逐水草。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則明確提出游牧來概括北方民族的生產形態。說明游牧部落與游牧這些概念開始被用于指代和認識北方各族。日本學者杉山正明在《游牧民的世界史》一書中認為“游牧”的概念的起源：“’游牧’是漢文名詞，在中國，大約是于明代開始出現。英文的’Nomadism’也經常翻譯為’游牧’，但嚴格來說并不正確。所謂’Nomadism’，原本指反復地變換居住場所的人，并非專指畜牧的游牧，例如因采集狩獵或較少見的農耕遷徙（雖然就字面意義看來有些矛盾，但在歷史上確曾有幾個例子存在，如古代的日耳曼等）等都可以使用。相對地，英文‘Pastoral Nomads’是指‘帶著牲口放牧移動的群眾’，與‘游牧民’的意義及語感幾乎相同，就用語而言，或許后者較為正確”。這個說法并不正確，《史記》《漢書》等漢文文獻的認識更為準確、清楚。

語言、文字與概念是社會與歷史現象長期沉淀后形成的相對穩定的產物。緊密的圍繞著這些語言與語義的產生與演變來認識其在不同歷史階段粘附的社會屬性，應當成為歷史與社會研究的一個基本方法。本書在這方面還存在有待進一步加強的空間。在對游牧形態的方方面面的說明與分析之中，需要做到客觀與全面，進行辯證的看待與審視。全面肯定與拔高也會偏離歷史實際與現實狀況。

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草原社會的理解還是非常膚淺的。游牧部落有不同的地域分布，也有不同的生產形態與生活習慣，更有不同的文化習俗與思想觀念。游牧經濟與游牧文化在世界各地的表現也大相徑庭。

許倬云先生在為《游牧者的抉擇》一書所寫的序言中，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從世界范圍來看，馬賽人數千年來都從事游牧非洲牛的部落生存在非洲東部的山谷中，但他們從未結成大型的社會組織，對周邊的其它部落形成侵擾和威脅；阿拉伯地區的貝都因人依靠沙漠中的水源放牧羊群，他們能征善戰，但在伊斯蘭化之前也從未結成大型社會組織；同樣，就中國境內的游牧族群，青藏高山地區的高原游牧部落，也一直以小型、分散的團體存在，并不像北方草原游牧部落一樣，此起彼伏地形成大型游牧社會組織和國家形態，對周邊的農耕地區形成巨大的侵擾和威脅。所以，許先生指出：“中國北方草原牧民，由匈奴以至蒙古，能夠常常聚合成大型帝國，應當有一些必要條件”。從學術的角度來看，個中原因，迄今依然是一個謎團。我們缺乏具體的個案研究，來分析那些如走馬燈般在中國歷史上閃現的草原國家如何從一個個游牧家庭最后聚合成大型社會組織，其后的動力如何？這些大型社會組織與國家形式又如何塑造各自的生存策略與對外政策？游牧經濟與農耕經濟到底是因何種動力結成互補關系？

王明珂在《游牧者的抉擇》一書中對此的回答歸結為與自然環境與游牧經濟生態有關，許倬云先生也認為與空間、交通與通訊等條件有關。這些推斷都沒有解決根本的設問。非洲、中東地區的游牧部落，都具有結成大型組織的空間，為何他們一直維持著小型部落的形態。顯然，只有充分的結成組織，才可以實現一系列歷史上常見的活動。北方游牧民族對農耕社會的侵襲，被視為中古時期的歷史常態。對其背后的動因，則無法找到邏輯自洽的解釋。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注意到了“中央亞細亞沙漠的東端，匈奴一直壓制著中國。在這帶狀草原的西端，薩爾馬提亞人越過頓河，占據了喀爾巴阡山脈的西部?！焙嗤㈩D在《文明的沖突》中對此的解釋是草原干燥期與饑餓是導致這些游牧部落入侵的原因。但是，日本學者內田吟風則在考察了西漢到東漢數十次匈奴南侵的案例后，認為這些侵襲活動沒有一次是因為饑餓或災害引起的。他在《古代游牧民族入侵農耕國家的原因——以匈奴史為例的考察》一文中，列舉了十一種入侵的原因，其中以爭奪資源和征服性為主，我們可以將其總結為一種“征服—獲利”驅動的模式。這個說法雖然比傳統的“災害—饑餓”驅動模式更進了一步，但依然沒有解決根本的原因。從游牧社會的歷史演進來看，“征服—獲利”是結果，不是動因。征服當然能夠帶來利益，獲利當然具有某種動力。但是為什么還有那么多游牧部落從未走上這條道路？什么因素驅使它走上征服的道路，單從征服欲等觀念方面也無法進行有效解釋。

經典作家對這些問題都沒有進行過研究與解釋。馬克斯曾經論說：“游牧，總而言之流動，是生存方式的最初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固定地方，而是在哪里找到草場就在哪里放牧，所以，部落共同體，即天然的共同體，并不是共同占有和利用土地的結果，而是其前提”。從非洲、中東到東亞地區的游牧族群來看，共同體并不是天然形成的，有些地方甚至并不存在共同體形社會組織。這些論說都無法回答上述問題。

因此，有關游牧社會組織與游牧經濟形態的研究，依然遺留著巨大的研究空間。我希望崔思朋博士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夠進一步深入到這些領域，去探索歷史深處的奧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