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語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個案例勝過一打文件。”案例是人民法院的重要“法治產品”。權威、規范的案例能夠統一法律適用標準、提高辦案質效、增強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獲得感。為此，本刊自2024年第21期起推出“中國審判|實踐案例”欄目，展現習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國司法審判中的具體實踐，期待通過記錄與見證，助推、引領各級法院深入踐行習近平法治思想，促進公正高效司法，服務“抓前端、治未病”，引領社會矛盾糾紛源頭預防化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服務法治中國建設。

中國審判 | 實踐案例

文 |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 劉茵 沈力

文章摘要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的生存發展與勞動人才競爭密切相關，構成了既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的關系。用人單位預先通過競業限制約定等形式約束勞動者再就業的工作單位及就業方向，從而達到保護企業經濟利益和競爭優勢的目的。

現實生活中，違反競業限制約定的行為往往具有隱蔽性。其中，勞動者配偶從事競業限制行為，這種違反競業限制約定的方式更為隱蔽。如何認定勞動者配偶從業行為違反了競業限制義務，始終是司法實踐中的一道難題。在人民法院案例庫入庫案例“張某訴北京某國際體育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京體育公司’）勞動爭議案”[（2024）京03民終683號，入庫編號：2024-07-2-490-006]中，法院通過查明兩公司的經營范圍存在交叉情形，且存在實質性的業務競爭關系，同時考慮到雖然張某未直接經營公司，但是與配偶之間具有相對緊密的人身和財產關系，因此判令張某承擔違約責任。此外，法院秉持適當懲戒與維持勞動者生存的標準合理確定了違約金數額，最大限度發揮制度優勢，平衡勞動者自主擇業與市場公平競爭之間的關系，為構建公平、合理、有序的良性市場競爭環境提供了有力支撐。

基本案情

張某于2018年7月31日入職北京體育公司，從事體育教學研發總監崗位，最后工作至2021年7月31日。雙方簽訂競業限制協議，約定張某在勞動關系存續期間及二年的競業限制期間，不得實施違反競業限制的相關行為，同時約定競業限制期間北京體育公司向張某支付經濟補償，張某違約應支付違約金，違約金金額為雙方勞動關系終止或解除前12個月張某自北京體育公司及關聯公司取得收入的10倍。張某于2021年7月31日離職，北京體育公司共計向張某支付了競業限制經濟補償34038元。不久后，張某之妻于2021年12月變更為天津某體育科技公司的投資人，持有該公司95%的股份。其經營業務與北京體育公司存在交叉和競爭關系。天津某體育科技公司投資人的關聯公司為張某繳納社會保險費用。北京體育公司認為張某違反競業限制約定，應返還競業經濟補償并承擔違約責任，并向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北京市朝陽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作出裁決，張某支付北京體育公司競業限制補償34038元、違反競業限制違約金341萬余元；駁回北京體育公司的其他仲裁請求。張某不服，訴至一審法院，請求無須返還競業經濟補償及支付違約金。

北京體育公司提交證據顯示，天津某體育文化公司（天津某體育科技公司的關聯公司）與某物業公司簽訂球場合作協議，使用位于天津市某大廈球館從事體育教育培訓活動；另提交天津某體育科技公司在“大眾點評”“Boss直聘”上的信息，顯示天津某體育科技公司也在天津市某大廈開展體育教育培訓。北京體育公司據此主張天津某體育科技公司對其開展實質競業行為，造成客戶流失。

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認為，張某雖然主張天津某體育科技公司系其妻子以個人財產對外投資，但張某與妻子之間具有較他人在人身和財產上更緊密的關系，無法證明張某未參與天津某體育科技公司的經營活動，且其關聯公司曾為張某繳納社會保險費用，因此，認定張某違反競業限制約定。但是，一審法院認為競業限制違約金兼具補償性與懲罰性，其目的在于預防商業秘密被泄露的可能性，并不以用人單位遭受實際損失為前提，其經濟賠償責任范圍較一般的違約賠償范圍要大。

同時，根據公平原則和誠信原則，競業限制違約金不能畸高，不能造成勞動者生活陷入困境，從而導致雙方權利義務的嚴重失衡。一審法院認為，仲裁裁決競業限制違約金341萬余元過高，應予以調整。故判決張某于判決生效之日起七日內返還北京體育公司競業限制補償金34038元；張某于判決生效之日起七日內支付北京體育公司違反競業限制違約金24萬元；駁回張某的其他訴訟請求。一審宣判后，張某不服提起上訴，認為其妻子系個人行為，與其本人無關。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張某任北京體育公司體育教學研發中心總監，負責管理工作，對公司經營管理有決策權，應按照競業限制協議等約定履行競業限制義務。張某之妻作為天津某體育科技公司的投資人，在經營業務上與北京體育公司存在競爭關系，屬于競業限制單位?？紤]到張某與配偶之間具有緊密的人身和財產關系，經濟利益上具有一致性，且其配偶的投資行為基本發生在張某從北京體育公司離職后，故認定張某違反了競業限制約定。但對于具體違約金金額，應當綜合考量勞動者給用人單位造成的損害、勞動者的主觀過錯程度、工資收入水平、職務、在職時間、違約期間、用人單位應支付的經濟補償數額及當地的經濟水平等因素。因此，二審法院維持一審法院酌定的張某支付北京體育公司違反競業限制違約金的數額，并判令張某返還競業限制經濟補償。最終，北京三中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啟示意義

設立競業限制制度的目的是平衡保護用人單位的合法經營權和勞動者的自由擇業權。實踐中，部分勞動者通過配偶間接從事競業行為，侵犯了用人單位的商業秘密、知識產權，干擾了正常的市場競爭秩序。由于法律并未限制勞動者配偶的競業行為，且配偶行為的樣態具有復雜性，導致在司法裁判中存在適用困境。在本案審理過程中，法官通過目的性擴大解釋將配偶競業行為作為勞動者違約的具體方式，確立了懲罰勞動者利用配偶違反競業限制的裁判思路。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以下簡稱《勞動合同法》）第二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可以在勞動合同中約定保守用人單位的商業秘密和與知識產權相關的保密事項?！钡诙臈l第二款規定：“在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后，前款規定的人員到與本單位生產或者經營同類產品、從事同類業務的有競爭關系的其他用人單位，或者自己開業生產或者經營同類產品、從事同類業務的競業限制期限，不得超過二年?！鄙鲜鰲l款構建了競業限制制度的基礎，本質是通過經濟補償與擇業權限制的平衡機制，在保護企業商業秘密的同時兼顧勞動者合法權益。這一制度設計既防范了不正當競爭行為，又避免了對勞動者再就業造成過度限制。但在配偶競業行為模式下，呈現出競業行為主體與競業限制義務人分離的顯著特征，導致司法審查從“勞動者—用人單位”的二元結構轉向“配偶—用人單位—勞動者”的三方博弈，極大增加了競業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的復雜性。

具體而言，配偶競業行為的司法審查存在以下兩方面困境：一是適用規范的結構性矛盾?，F行法律未明確限制勞動者配偶的競業行為，但實務中普遍存在勞動者通過配偶代持股權、設立同業公司等間接競業方式來規避義務。此類行為不僅實質損害企業對商業秘密保護，更對市場競爭秩序產生破壞性影響。司法實踐中，部分裁判思路割裂了行為人與義務人的關聯，對法律條文的理解局限于條文本意，未能通過擴張解釋將配偶競業行為納入勞動者違約形態，從而確立實質認定裁判思路。二是難以把握三重維度的價值衡量，司法審查需在保護企業經營權、勞動者擇業權基礎上，新增對配偶擇業權的考量，并試圖平衡三種法益。法官需在個案中構建動態平衡，既不能因機械適用形式標準放縱規避行為，亦不可通過過度擴張解釋不當限制配偶的合法權益，要分層審查各方利益并作出考量。這對于法官事實查明和靈活適用法律的能力都是較大的考驗。

夫妻共同責任理論在競業限制領域存在適用困境。司法實踐中，部分法官嘗試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婚姻家庭編中的共同財產與共同債務規則推導夫妻行為連帶責任，此邏輯體系存在理論缺陷。具體而言，《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條確立的家事代理制度明確將經營行為排除于日常家事范疇，而第一千零六十四條構建的“共同意思表示+利益共享+用途指向”三維認定標準，本質上屬于責任承擔規則而非行為歸屬規范。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以第一千零六十二條共同財產規則中“生產經營收益共享”推導“經營行為共擔”的裁判思路，實質上混淆了法律后果與行為性質之間的邏輯關聯，形成以果推因的論證悖論。

筆者認為，競業限制違約應采用實質性審查方法。基于商事案件的特殊性及婚姻關系的私密特征，司法機關宜采用實質性認定理念進行審查：第一，突破登記信息等形式表征，重點核查勞動者的實際參與度，包括技術指導、決策介入等間接證據；第二，建立“收益流向—行為關聯—主觀意圖”的復合審查模型，著重分析競業收益是否實質轉化為家庭共同財產；第三，注意平衡商業秘密保護與第三人擇業權，避免將身份關系直接等同于行為混同。此種審查方法既契合《勞動合同法》第二十四條的規范目的，又能有效應對新型競業規避手段。

從規范解釋維度分析，《勞動合同法》雖然未明示配偶競業行為的法律后果，但可通過體系解釋構建責任認定框架：首先，基于身份關系的特殊信賴，勞動者對配偶從業行為具有更高注意義務；其次，共同財產制度形成“行為—收益”閉環，為推定共同經營意思提供客觀基礎；最后，競業限制的核心在于防范不當利用商業秘密，而配偶經營實質上構成勞動者規避義務的“白手套”。有鑒于此，宜將“未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配偶競業”納入違約評價體系，但需設置“明知+放任+收益共享”的嚴格證明標準。

值得注意的是，在適用擴張解釋時，應當遵循以下三個限制：其一，違約關聯性需達到“實質性參與”程度；其二，用人單位需就技術泄露或不當利用承擔舉證責任；其三，勞動者可通過證明已采取必要阻卻措施進行抗辯。該裁判規則既能維護契約嚴守原則，又可防范責任范圍的不當擴大。

對于配偶競業行為究竟該如何具體適用實質性審查方法、目的性擴大解釋進行認定，本案審理時存在以下三方面裁判思路。

第一，共同經營意思的推定規則，具體步驟為：第一步是知情推定，基于夫妻共同生活的緊密性，推定勞動者對配偶的顯性競業行為具有基礎認知。如本案中，配偶在同業公司持股、辦公地址重合等客觀事實，均構成推定勞動者知情的基礎證據。雖然知情并不能夠當然得出勞動者參與經營的結論，但屬于勞動者參與經營的基礎前提和重要依據。第二步是合意推定，通過審查勞動者參與公司經營的具體行為，如出席商業活動、社保繳納等，并結合行業經驗與行為合理性分析，建立共同經營的意思表示鏈條。如部分勞動者的配偶存在“行業跨度異常”“任職時間巧合”等情形，均可作為法官形成心證的關鍵節點。本案中，勞動者在配偶持股公司的關聯公司繳納社會保險費用這一事實，引發了法官對其是否實際參與公司實際經營的關注。

第二，配偶經營行為的實質審查標準，主要分為以下兩方面：其一，配偶行為是否存在外觀瑕疵，要重點審查股權取得方式（可能存在零對價轉讓股權等情形）、出資實繳情況、任職時間銜接等異常要素。本案中勞動者的配偶未能實繳出資，任職時間與勞動者離職時間緊密銜接，足以引起法官的合理懷疑。其二，配偶經營能力欠缺的反推，當配偶缺乏相關行業經驗、時間投入或專業背景時，結合勞動者原任職崗位的技術含量，可形成“配偶表面持股、勞動者實質控制”的合理懷疑。如本案中勞動者配偶并無任何體育行業從業經驗，也未證明實際管理公司，足以引起合理懷疑。其他案件可能存在配偶從事其他本職工作情形，也可反推其并未實際參與經營活動。

第三，身份經濟關聯的動態審查，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其一，財產混同審查，依據《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條規定的夫妻共同財產制度，分析競業收益是否實質歸于家庭共同財產，如法定婚姻存續期間存在財產分割條件，則夫妻間財產一致性基礎喪失，也會動搖前述行為一致性、利益一致性的認定基礎。其二，身份關系的實質審查，若存在《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條規定的訴訟離婚的法定情形，則可以推定夫妻關系異常，身份與經濟關系緊密一致性的前提存在瑕疵，需要更高的共同意思表示程度和合伙經營因素的證據標準。其三，規避行為的審查，需要審查排除虛假離婚、財產分割等規避手段，著重審查雙方行為一致性，如查明是否存在“離婚不離業”等情形，應當根據實質關系狀態否定形式上的身份關系解除。

對于舉證責任分配與證明標準。筆者認為，首先，用人單位應承擔初步證明責任。公司要完成“表面可信性”證明，包括競業行為的基本事實、身份關聯的客觀證據，以及經營異常的初步線索。本案中，北京體育公司通過公司的工商登記、社保記錄、客戶流失數據等形成了證據優勢。其次，勞動者承擔反證責任。勞動者需就“獨立經營可能性”進行實質抗辯，包括配偶的行業資歷證明、實際經營證據、婚姻關系異常證明等。若勞動者僅作出形式否認而未能提供有效反證，將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法官心證的形成標準。法官采用“高度蓋然性+合理懷疑排除”復合標準，在證據優勢基礎上，結合日常生活經驗與商業慣例進行綜合判斷。本案通過“三重合圍”證據體系（時空關聯、能力斷層、利益共享），達到了證明標準。

關于競業限制違約金過高應當酌減的問題。法官在裁量時應當注重運用衡平技術，對違約金進行動態調整。基于權利義務對等原則，法官可結合競業持續時間、收益規模、損害后果等因素，運用比例原則調整違約金數額。本案中，法官將違約金調減至24萬元，體現了實質公平理念。

該案中，法官判決張某違反競業限制約定，并非僅因夫妻關系或配偶經營收益歸于家庭，從而簡單認定勞動者參與經營活動并構成違約。而是在用人單位舉證，勞動者配偶投資的公司與原單位產生實質競爭關系并搶奪其客戶資源；配偶從業時間緊鄰勞動者離職時間；配偶無相關從業經驗且出資未認繳；關聯單位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費用。結合上述事實，法官形成了內心確信，證據鏈條達到“高度蓋然性”標準。同時，勞動者并未就夫妻間的經濟（身份）關系出現異常和配偶存在獨立經營行為進行舉證。綜上所述，勞動者應承擔相應舉證責任，故判決張某違反了競業限制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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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審判》雜志2025年第5期

中國審判新聞半月刊·總第363期

編輯/孫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