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邁入學校的大門，我一心期待與這所年輕的“象牙塔”共同成長，迎接我的卻是一條永不停歇的流水線。

配圖 | 《山花爛漫時》劇照

我正站在講臺上講著明初的“南北榜案”，冬天的北風鉆進窗縫，發出生銹的雜音。突然，整個教室陷入黑暗，我按斷了一根粉筆——他媽的，又是早晨八點。

我笑著說：“咱學校領導勤儉節約，規定早晨8點統一斷電，教室是暗了一點，但照亮你們的是知識之火嘛！”學生們跟著笑了幾聲。班長搭腔道：“老師，就是學校摳門，不給電，我們早就習慣了。”

我重重嘆了口氣：“如果我是主管后勤的副校長，我把燈給你們開到九點，一直到天色大亮。”

可惜，我既打不開教室的燈，也照亮不了學生未來的路。

我所在的學校位于“高考地獄”山河四省之一下屬的一個縣城，這個總人口50多萬，城鎮化率僅有30%的農業大縣，摘掉“國家級貧困縣”的帽子沒幾年。這兒沒有什么支柱產業，只有一片片荒蕪之地上不斷冒出的新樓盤。

學校是2019年才成立的，建校晚，生源差。

校長總說：“窮，有窮的辦法，辦教育嘛，東挪挪，西借借，總能支撐下去。學校還欠著供暖公司三年的暖氣費，還有供電局大半年的電費。所以也請老師們節約一下，只要不影響學習，能少開點燈，就少開點吧。”

學校這些正副校長和年級主任等“領導”是從同縣一中抽調過來的。

縣城是一個靜態的社會，各種勢力盤根錯節。但凡是個有頭有腦的人物，你扒翻扒翻他的家譜，總能找到另外一個有臉面的人物。

“校外書店的老板沒準是主任的連襟，副校長的表舅可能握著監考名額，剛調來的科長，祖墳或許在局長老宅的東南角。”學校自然有一些“在編不在崗”的“關系戶”，所以實際教學的教師是不足的。

雖然是領導，但也要上課。一支粉筆一節課，一本教案一輩子。他們在一堂堂壓抑沉默的45分鐘里傳授著“標準答案”，粉筆灰簌簌地落進了陳年的教案，學校樓道里經常回蕩著他們訓斥學生的聲音，這些領導們所帶班級的成績長期倒數。

領導們的大部分時間用在應付不知何時會到來的上級檢查，組織年級的各種活動，布置中考、高考、事業編制等大大小小考試的考場，處理各班的違規違紀學生，和家長們交流。這還不包括私下里的觥籌交錯，人情往來。

最關鍵的是，領導們不得不上課，要繼續評職稱，每周十節課是“硬指標”。

學生們對這些領導的評價是：“那些五十多歲的老頭子，只會打人罵人。”他們平常都不敢多看領導一眼，生怕被領導抓住一點小錯。學生也總結出了應付領導的方法，只用一味地承認錯誤，不可爭辯。

學校里真正承擔教學工作的大多數是剛畢業沒幾年的年輕教師，不超過三十歲，甚至有00后。他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師范院校畢業，也有來自雙一流名校的。年輕老師們接受過相對完整的教育學知識，與學生的相處有“現代的一套”。學生們常在私下里親切稱呼他們為“某哥”或“某姐”，有什么心里事也愿意和他們分享。

而校長最常對年輕教師們說的話是：“老師們多理解下，基本工資肯定是按月發放的，績效工資等一等也會發的，能欠的，先欠一欠。”

我正是年輕教師隊伍的一員，22歲時考進了這所學校，別別扭扭地融入這個體系，已經教了三年歷史。邁入學校的大門時，我一心期待與這所年輕的“象牙塔”共同成長，迎接我的卻是一條永不停歇的流水線。

學校總說“如果學生的成績不夠好，那就是老師上課的時間不夠長”，所以把老師當成了學生來管理。每晚的7:25-9:05是晚自習時間，每個班級都有任課老師在聲嘶力竭地講課。晚上10點，在結束四節晚自習后，還有20分鐘的小自習，各班班主任都必須到班盯著。

教導主任的皮鞋聲在走廊定時響起，所有教師被迫挺直腰板。

周末兩天也要上課，教師和學生都是連軸轉。同事請半天的“訂婚假”，領導會要求把訂婚的時間改一下，以免耽誤上課。

學校傳達的目標是：“只有讓學生起床后的第一眼看到的是班主任，睡覺前的最后一眼看到的還是班主任，才能讓管理落到實處，才能讓學生真正投入到學習之中去。”

學校經常會出現這樣的場景：早上八點或下午兩點，老師們左手拿著教案，右手拎著泡了枸杞的保溫杯，腋下夾著課本，一個個像是逃荒似的，走出辦公室，走向備課樓，參加最讓年輕老師痛苦的集體教研。

備課樓前站著的是副校長和他的“隨從”。副校長手持手機，緊盯時間，對那些未能在規定時間踏入備課樓的老師，冷冷地宣告：“你們遲到了，個人及學科組量化分各扣0.5分。”

個別老師“犯錯誤”，扣除整個學科組的分數，這直接影響每學期學科組的排名和績效獎金。

有時候副校長也會“犯錯”，他會說：“我的決策是正確的，只不過執行的時候出了些問題，在這里就不點名批評某些同志了，希望大家能夠引以為戒。”

領導們認為“我校以年輕老師為主，經驗不足，需要發揮集體的智慧和力量“，便以學科組為單位，讓每個年級教相同學科的老師每天湊在一塊開教研會，并嚴格規定了流程，精確到分鐘。

寫教案一小時，準備會議發言半小時，開會一個半小時，老師們每天要在這個會上花費三個小時。老師們日漸無暇解決教學中遇到的實際問題，也無暇休息，我們有心無力了。

教研會分三步走，先是研討試題草案，每人提出一條優點，兩條缺點，要落實到紙面上。

接著是研討教案，就是老師的備課筆記。我們依然是手寫教案，一周五個教案，每份教案不少于四頁。研討教案時，老師們要積極發言，取長補短，然后對自己的教案進行修改，不少于200字。

這兩步副校長會挨個學科組檢查完成情況，找理由扣分。有時候老師們帶著筆記本或者平板記錄，副校長會批評老師們是不是在偷偷玩手機或者是偷懶。

副校長是物理老師出身，她最喜歡對理科組的教案指點一二，有物理老師說使用VR眼鏡講解力學原理，她說這是標新立異。對文科組，會說字跡不清、間距過大、批注不全。

最后還有個環節是試講，兩位老師分別講解同一課的內容，各15分鐘，稱之為“同課異構”。正校長會在監控室審閱，有些老師會因為“聲音太小”被通報到教師微信群。

校長不了解課程內容，就把檢查重心放在授課程序上，他把一節課分成了“導、思、講、練、展”五部分，要求每位老師嚴格按步驟進行。

老師的備課與上課都被暴露在審視之中，我們像被操縱的提線木偶，教學靈感被一次次扼殺在“偏離教學大綱”中，成了“八股上課”。

每當老師們提出外出學習、參加教學比賽。領導們會說都是一些虛頭巴腦的事情，“教學成績的提高靠的是時間”。有的同事們說，“也許教研就是一種服從性測試。”本質上還是源于領導們的不信任和控制欲。

但整個學校最累的是學生們，他們在固定的時刻做固定的事情，然后達到固定的標準。

新規則層出不窮：不能穿顏色鮮艷的鞋子，男生必須留寸頭，女生必須留齊耳短發，飯前必須跑步到食堂，飯后必須跑步回教室，不允許在宿舍喝飲料、吃零食，不允許在課間出教學樓。

他們的彩色運動鞋成了“儀表不整”的證據，女孩們的劉海貼被藏在桌洞最深處，青春里所有試圖突圍的棱角，最終都成了晨會通報里的違紀編號。

每天的午讀時間，教學樓里流動著佩戴紅袖標的學生紀檢組，記錄下聲音不夠洪亮的班級。

最近，高中雙休的春風吹遍山河四省，我們縣中卻是一塊飛地，只有每個教室前多了張經過“美化”的作息表。學生們依然每早5:00起床，晚10:40熄燈，算上晚自習，一天要上14節課。一年中寒暑假合計25天左右，不到正常假期的一半。

學生們的生物鐘被切割成精確的刻度，校園里回蕩著斷斷續續的跑步跺腳聲。

學校采用寄宿制，一個月放一次假，兩天，不設立公共電話。學生不允許攜帶任何電子產品和金屬制品，每次放假返校時，都要經過金屬探測儀的嚴格檢測。

在宿舍里甚至找不到一只指甲刀，如果需要剪指甲、刮胡子，就找班主任借，然后在班主任的注視下完成。班主任要確保學生歸還了工具。所以學生們會用牙咬指甲，甚至會評比出咬得最整齊的那個同學，叫他“指甲仙人”。

學生們幾乎沒有任何和外界聯系的手段，有需求就找班主任借。

哪怕放假回家，學生使用手機也會受到嚴格的監控。主管德育的副校長會在寒暑假家訪之際，檢查學生的手機，尤其是學生的QQ空間、微信朋友圈，一旦發現有吐槽學校、揶揄老師、男女生交往等內容，立刻刪除，并且在返校后全校通報批評。在學校里，學生還要每周撰寫“心靈感悟”，匯報自己的所思所想，班主任要按時閱讀并且回復。

高二時候，主管德育的副校長還掀起一陣“大舉報”運動，鼓勵學生相互舉報身邊的違紀現象，用他的話說：“每日行一小善，就能培育出巨大的善；每日舉報一小惡，就能把巨大的惡消滅在萌芽中。”

那時人人自危，最后因為太多冤假錯案而告一段落。因為大舉報運動是匿名進行的，即使查明造謠者，也不能公開處分他，事情只能不了了之。

副校長還要求高一年級成立宿舍檢查小組，他帶隊檢查各宿舍午休、晚休及衛生狀況，并拍照上傳到檢查小組，照片里有時會出現學生們的赤身裸體、內衣內褲（女生宿舍不拍照）。

按照我省嚴禁跨區縣招生的政策，學生們中考后幾乎只能留在縣城讀書。

“幾乎”之外的機會，是縣外重點高中的“掐尖”，可大多數時候，我縣中考第一名，都無法達到去省城讀書的標準。

作為新高中，我們第一屆招收到的是“最差”的生源。他們大多是農家子弟，貧苦出身。十七八歲的人生，標簽全是單親家庭、貧困戶、留守兒童、多姐一弟、先天疾病……

這一屆學生越上越少，到了高三，我所在的班級人數從最初的51人，減少至42人：

3人輟學打工，沒有報到；

1人患了嚴重的胃病，病情反復無法適應學校的高壓環境，回家自學；

2人在我縣精神康復中心確診重度抑郁癥并伴隨軀體化癥狀，回家休養；

2人因男女生不正常交往，被開除；

1人因眾所周知的傳染病去世。

我理解這些因為輟學或生病離開的學生，因為他們的人生已經不是自己選的了。

按照省里的要求，高中作為通識教育的最后一塊陣地，過早分科不利于學生的全面發展，應該在高一學年結束后，再進行文理分科。

但我們高中的第一屆學生，為了能讓學生們有更多時間來學習“真正考試”的科目，在高一開學三個月左右進行第一次期中考試后，便分科了。

新高考制度下，語數外是必考科目，學生要在政史地、物化生六門中任選三門作為高考科目。分科結束后，非高考科目的課時量減少到每周1-2節。學校也沒有音樂和美術課，我不知道那些喜歡音樂和美術的孩子能怎么辦。

從全市全縣角度來說，集中著最優秀的師資和學生的一流高中以理科為重，競爭過于激烈。為提高升學率，提高一本率，我們學校的戰略就是發展文科，大力“鼓勵、引導”學生學文。分科時，分管高一年級的副校長和高一全體班主任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勸學生“學文科”，也就是選擇政史地的傳統文科組合，因為文科好學，容易出高分。學校文科老師數量是理科老師的兩倍還多。

學校每年級大約1000人，共19個行政班，其中純文班11個，偏文班（政史生組合）3個，純理班2個，偏理班（物化政組合）3個。當然，成績排名前100的學生可自主選擇純理科目，他們是學校沖擊雙一流高校的種子選手。

學生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正適合文科，也不了解文科的前景如何，但學生們既無選擇“是”的自由，也無選擇“否”的權利。

班主任們常說：“學生選文科就能上一本，不選文科就考不上一本，我們的學生首先面對的是能不能考上大學的問題，至于專業和就業，那是以后的問題了。”

我印象中學校的學生總是很疲憊，總能看見他們趴在課桌上補覺，后頸上貼著膏藥，桌角摞著空咖啡罐，淹沒在題海，又擱淺在題海。

每天的朝陽都會掠過學校墻上的"知識改變命運"，他們獻祭出自己的血淚，去拼搏未來。

經常有學生來問我，“人的一生都是如此辛苦的嘛，還是只有高中如此。”我不想打破他們的希望，只能安慰他們：“考上大學就好了”。

“等考上大學……”我重復著這個咒語，看他們眼睛亮起來。他們相信大學錄取通知書是阿拉丁神燈，然后去當警察、當老師、考公務員，就有房有車、父母病愈、弟妹學費有著落。

我同情這些孩子們，但我打不開教室里的燈。甚至教室之外，許多盞燈都照亮不了這些少年。前途光明，看不見；道路曲折，走不完。

但是，日子久了，我似乎也被這種體系規訓了，甚至開始為這套體系構建合理性。因為我確實看到學生的紀律性明顯提高，上課不交頭接耳了，課間不打鬧了。

學生的成績快速地提升，第一屆的高考成績出乎意料，50%的一本率，96%的本科率，全縣第2，全市第8。

高升學率帶來了分數線的提高。學校的中考錄取分數線已經由建校時的455分提高到510分，生源質量得到了明顯改善，高考成績也因此更進一步，成了一種正向循環。校長成了優秀教育工作者，在全縣教育大會上做了發言。

我有時會陷入迷茫，這種模式有效嗎，它確實有效。領導常說：“一本率就是唯一指標，我們作為一個縣城高中，沒有資源也沒有能力讓學生全面發展，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擇手段，讓學生考出去，只要讓學生考上大學，就是勝利。”

學生們走出農村，打破枷鎖，是好事。但這樣的三年，是一種透支，孩子們拖著傷痕累累的、殘破的軀體，能夠走多遠呢？

高考是選拔性考試，競爭是必然的，但有限的錄取名額，稀缺的教育資源，讓競爭成了一種殘酷、無序的廝殺。老師們經常說孩子們考上大學就明顯松懈了。可是又能苛責些什么呢？可是又能怎么辦呢？

我們親手給孩子們戴上鐐銬，卻指望他們跳出自由的舞蹈。

2025年元旦，校領導破天荒地給了高三學生半下午的空閑時間，組織各班申報節目，辦一個元旦聯歡晚會。校長規定了此次聯歡會副主題——備戰高考，勵志演講大會。各班不得準備歌舞、相聲等娛樂節目，主要以演講為主，內容突出高考，突出對父母的感恩。另外規定，各班一律不得攜帶錄像設備進場。

在吐槽和期待中，這場“戴著鐐銬跳舞”的聯歡晚會開始了。

學生們的演講大多乏善可陳，無非是一些努力學習，提高一分，干掉千人，或是說著感恩父母，報答家庭的陳詞濫調。

看著演講者聲嘶力竭，慷慨激昂的樣子，我想他們也許真的相信吧。信，總比不信好，好歹還有一點念想。

在一片“沉寂”中，我聽到了一聲異響。是我的學生：

“歷史老師講解科舉制時提到明初時期的‘南北榜案’。朱元璋因‘北方考生全數落榜’的科舉舞弊實行南北分榜，后來，朱高熾定為南六北四的錄取比例。

我認為江南文教興盛，科舉中舉者多很正常，不分榜亦可。歷史老師解釋，科舉不僅是選才，更要平衡南北利益，北方戰亂經濟凋敝，分榜有其道理。

我想到，南方學子可去北方應試，以江南才學之盛，得北方取士之易。但轉念一想，有人生在北方卻屬南方籍，考在南方卻屬北方籍，世事往往在命運中早就寫好了答案。

羅曼·羅蘭說認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熱愛生活，才是真正的英雄主義，這種熱愛不是麻木忍受，而是主動超越。我們雖在犧牲健康換取成績，雖卷入非我們選擇的內卷，但不要辜負這些犧牲，不要讓內卷延續。接受命運，然后勇敢挑戰它！”

當他怒吼著喊出最后一句話，我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臺下的同學們也山呼海嘯起來。我想臺下的同學或許還不知道這個典故，但他們已經感受到了“青春”的力量。

這次演講點燃了全場，他像一束光，照亮了我們的前路。

元旦演講事件之后，主管德育的副校長找我談了一次話，副校長叮囑我要嚴格按照課程標準授課，不要自由發揮；并說為了保護我，他已經囑咐班主任命令各班學生不得討論此次演講，不得將相關內容發到網上，違者開除處理。

我對副校長表示了感謝。

編輯 | 烏咪 實習 | 思宇

暮蟬

逍遙此生君子意，一壺溫酒向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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