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難先，這個名字如今鮮有人知，可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大時代里，他卻是一位不可忽視的存在。1949年，新中國即將成立，毛澤東和周恩來特意派人去湖北武漢接他進京，參加開國大典，并希望他留在中央政府任職。

然而，75歲的張難先得知這個消息后，卻猶豫了。

他覺得自己年事已高，未曾真正參與新中國的建立，實在沒有理由在北京占據一個位置。

消息傳到北京后，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態度卻異常堅定：“無論如何，也要請他來！”這位曾在國民黨時期以清廉剛正聞名的老人，為何能得到如此禮遇？他的故事，不僅僅是個人的傳奇，更映射著時代的光影。

張難先出生于1874年的湖北沔陽（今仙桃市），家境書香，但命運卻并未給他一條平坦的路。15歲喪父，家道中落，親族希望他通過科舉改變命運，可他卻在考場上交了一張白卷——這樣的舉動，在那個年代無異于公然向科舉制度宣戰。

彼時，清政府已經腐朽不堪，甲午戰爭的慘敗讓他徹底認清現實，1898年的戊戌變法失敗，更讓他堅定了推翻舊制度的決心。1904年，他結識了革命黨人吳祿貞，隨即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走上了革命道路。

他的仕途，也是一場與腐敗、特權、黑暗勢力的較量。1928年，他被任命為湖北財政廳廳長，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大刀闊斧整頓財政，嚴查貪污。

當時，白崇禧的弟弟白崇勛仗著兄長的權勢，在稅務局混日子，長期不上班卻照拿薪水。

張難先調查后，直接將其革職。

李宗仁的親戚在財政系統撈錢，他也是不留情面，直接清退。

這種鐵腕手段讓湖北財政一度成為全國的“清廉樣板”，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權貴。

1931年，蔣介石調任他去浙江擔任省主席。

當時的浙江正因土地改革問題鬧得烏煙瘴氣，地方士紳與國民黨基層組織激烈對抗，甚至釀成血案，蔣介石需要一個強硬的官員來收拾殘局。

張難先推辭了五次，最終還是不得不赴任。

上任后，他依舊保持著自己的風格，砍掉了自己的行政開支，削減財政浪費，甚至連自己的薪水也拿出來補貼公用。

然而，真正讓他惹上大麻煩的，是一次與宋美齡的正面交鋒。

宋美齡帶母親來杭州游玩，六天花費了13780元法幣，然后讓浙江省政府買單。

張難先一口回絕，表示地方財政吃緊，實在無法報銷。

幾個月后，蔣介石來浙江視察，在省政府禮堂慷慨激昂地演講，號召各級官員廉政守法。

就在蔣介石講得興起時，張難先當眾站起，拿出那疊宋美齡的賬單，恭敬地請示：“這是夫人此前在杭州的開支，浙江財政困難，實在無法負擔，請委員長定奪。”蔣介石臉色鐵青，沉默片刻后，咬牙說道：“誰的開支，誰負責。”張難先立刻高聲回應：“委員長清正廉潔，浙江百姓感謝您！”現場寂靜無聲，所有人都知道，這位浙江省主席的仕途，恐怕就到此為止了。

果不其然，沒過多久，就有人匿名舉報張難先私建豪宅、金屋藏嬌。

宋美齡親自帶人暗訪，發現張難先的府邸不過是一間普通小屋，夫人手上長滿老繭，家中甚至連像樣的家具都沒有。

她羞愧難當，悄然離去。

但張難先明白，自己已經得罪了蔣介石夫婦，再待下去，恐怕連命都難保。

他干脆辭官回鄉，徹底告別政壇。

辭官回鄉的那一天，杭州街頭百姓自發在家門前擺上一盆清水、一面明鏡，寓意“清水明鏡送清官”。

這樣的送別儀式，在民國歷史上極為罕見。

回到湖北后，張難先開始著書立說，記錄革命往事。1949年，解放戰爭進入尾聲，國民黨計劃在撤離武漢前炸毀重要設施，阻止解放軍順利接管。

張難先得知后，立刻動用自己在國民黨舊部中的影響力，聯合地下黨，成功阻止了這一破壞行動，保全了武漢的基礎設施。

這一舉動，讓他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再次被毛澤東和周恩來看中。

新中國成立后，張難先雖然年事已高，仍被邀請擔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并連續當選全國人大代表。

然而，他依舊保持著清貧的作風，甚至到了晚年，家里依然簡樸如舊。1968年，他在北京去世，享年94歲。

有人說，張難先是那個時代最“軸”的人，認準了道理就絕不讓步，不管對方是白崇禧、李宗仁，還是蔣介石、宋美齡。

也有人說，他是那個時代最稀缺的清官，真正做到了“官不畏權，清不染塵”。

無論如何，他的故事，值得被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