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元旦，青海從甘肅省析出，獨立成為行省。此時的青海省面積為72萬余平方公里，卻僅轄7縣。新生的國民政府致力于建立全國同一的行政體系，整合邊疆政區，“以謀內政之統一，而翼民族之大同”，因此內政部指示青海省要在1930年完成縣級政權的組建工作。青海民政廳在1929至1930年間多次派出調查專員分赴各地進行探查，尋找合適的地方設置新縣，至1930年11月都蘭設縣時，基本完成了覆蓋全省的縣級行政區劃設置。

學界對民國縣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縣政方面，較少關注到新縣設立前的各項準備及政治考量。中國國家博物館舊藏《調查青海中部縣治攝影匯編》一冊，其中的照片是1929年7月至10月間，民政廳調查專員梁炳麟在都蘭地區進行縣治考察時所拍，為研究青海地方政府如何在蒙藏牧區設立縣級政區提供了詳實材料。本文首先闡釋都蘭建縣的必要性與困境，然后在此背景下對《攝影匯編》進行解讀，分析梁炳麟團的考察路線與拍攝內容，并討論近代攝影技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建制：《攝影匯編》背景與內容介紹

1928年9月，南京國民政府對地方行政制度做出調整，廢除省道縣三級制，在地方行政體系中采取省縣二級制，試圖按照孫中山的自治理念重塑縣級政權，以提高中央政府對基層社會的控制能力。同時通過決議，改青海為行省，將甘肅舊西寧道屬之西寧、大通、樂都、巴戎、循化、湟源、貴德七縣及原青海辦事長官所轄蒙古二十九旗、玉樹二十五族、環海八族、果洛等地劃歸青海省，定西寧為省治。

七縣縣域全部位于青海省東部的河湟地區。在土地面積占全省三分之二的蒙藏牧區，政府僅在都蘭和玉樹兩地設置理事公署，由理事員管理當地的民刑事宜，縣的分布在空間結構上嚴重失衡。理事署的設置“標志著原有土司制度將過渡到具有時代特色的縣治新政方向”，但實際上由于交通不便、語言不通等問題，導致理事公署對治下的大部分區域都鞭長莫及，社會秩序運行仍依靠當地舊有秩序的慣力。正如民政廳在后來的報告中所指出的：“所謂政令，除依番規隨時應付外，亦未能深于過問，獨擁理事之空名而已，一切開發建設尚談不到。”因此，在都蘭、玉樹兩地設縣治理成為青海省政府亟待解決的難題。

1929-1931年間，青海省民政廳認為“行政方面，宜先從原有七縣著手整頓，漸及內部，以定基礎”，針對增設縣治一事提出了分兩階段進行的方案。第一階段是調整現有七縣的行政區域，將面積過大的縣拆分重組，從舊七縣中析置出同仁、民和、門源、互助和共和五個新縣。第二階段的目標是在都蘭和玉樹兩地增設新縣，“以為內部開發根據地點”。都蘭深處青海腹地，境域主體是柴達木盆地，被祁連山與昆侖山環抱封閉，從海東進入都蘭路途遙遠且道路難行，長期以來無人對都蘭進行過系統考察。這導致省政府對縣境面積、人口分布、地形氣候等詳細數據一概不知，若想建立縣行政區劃還需進一步實地探查。在此背景下，1929年7月，民政廳委派梁炳麟為調查縣治專員，赴青海中部之都蘭、向日得一帶進行調查。

梁炳麟，字耀南，山東滕縣人，北京大學政治系畢業后加入西北軍，1929年隨孫連仲部進入青海，任民政廳吏治視察員，同年7月擔任調查縣治專員，赴都蘭地區進行新縣縣治的選址調查。甘肅省圖書館藏有一本《青海內部調查日記》，作者署名梁耀南，經比對是梁炳麟在都蘭考察期間留下的日記。《調查日記》從7月6日出發之日寫起，截止至10月5日回到西寧，完整記錄了考察團的行程，有助于我們還原此次考察的全過程。日記中還有大量關于攝影的記錄，可與《攝影匯編》互相參看，以正訛誤。

《攝影匯編》為相冊形制，外有函套包裝，內收47張銀鹽照片，每張照片下皆附有文字說明。照片分為兩種尺寸，1至33號照片長14厘米、寬10厘米，按照拍攝時間進行排列。照片上皆有黑底白字的題記，注明了拍攝時間、地點及圖像內容（表一）。第34至47號照片尺幅較小，長8.7厘米、寬6厘米。這部分照片無題記，只有標題以毛筆手寫于圖像上方（表二）。

表一 1-33號照片目錄

表二 34-47號照片目錄

由這種排列方式可以看出，民政廳編纂《攝影匯編》的人員對于照片分類有所考量。1至33號照片系統展示了梁炳麟團的考察路線，以及沿途所經之地的現狀，應是編纂人員參照梁炳麟的調查報告所寫，照片說明十分詳細。例如《哈爾哈圖河邊之房屋全景》一圖的說明先介紹了哈爾哈圖的地理位置及氣候、地形特征，之后評論：“形勢頗為險要，將來設治宜建縣城于此，莊稼似較希里溝為好。”34至47號照片則集中展示了都蘭地區的物產及蒙藏人民生活風貌。21號照片《巴倫頭目辦事人員全體會議撮影》（圖一）與40號照片《巴倫頭目辦事人員全體會議撮影之二》（圖二）是同時同地所拍，前者側重于介紹巴倫當地的情況，后者的則借圖來說明“蒙番既不住房屋，又無桌凳，無論何時何地均就地而坐”的風俗。

圖一 巴（侖）[倫]頭目辦事人員全體會議撮影

圖二 巴倫頭目辦事人員全體會議撮影之二

西行：梁炳麟的調察經歷

據日記記載，梁炳麟的團隊共有六人，“道路工程員一人，通事一人，照像一人，調查員及勤務等二人”。六人此行最大的困難是補給問題。都蘭理事署的駐地都蘭寺位于柴達木盆地東部邊緣，“前有路而無人通行，因旅行艱苦異常，其艱苦，并非全由于高山沙漠之險阻，而實由于給養之取給困難，由青海西行者最終之糧站，現為湟源城”。除了氣候與地形等自然因素帶來的補給難題，調察團還必須注意沿途隨時可能出現的土匪，因此除了駝運糧食、帳篷等物資外，團隊成員還隨身攜帶了槍支（圖三）。

圖三 調查團全體在千不錄之金灘河邊午餐及捕魚撮影紀念

1929年7月6日，梁炳麟率團從西寧開拔，向西先經過湟源縣，三日后翻越日月山北部的拉拉達坂牙壑，從青海東部的農業區進入了海西牧區，在此拍下了考察過程中的第一張照片（圖四）。7月11日，調察團甫一出發便遭遇土匪，雙方發生槍戰，“本團六人，有槍三支，一面對擊抵抗，一面到帳房調番子協助，連打數槍，匪即停止”。在這次遭遇戰后，眾人在青海湖與青海南山之間的狹長走廊跋涉數日，7月19日翻越青海湖區與柴達木盆地的分水嶺干爵牙壑，次日抵達理事公署駐地都蘭寺。

圖四 千不錄番民之帳房及牛羊撮影

都蘭地區地廣人稀，“東西千余里，南北二千余里，大于內地一省”，中西部主要分布著戈壁和荒漠，人畜難以生存。境內蒙民最多，藏民次之，加上漢、回兩族，人口不過兩萬余戶，主要集中在北部以希里溝為中心的希賽盆地和東南部以香日德為中心的綠洲。根據地形，調察團以都蘭寺為起點，將路線分為南北兩線。7月25日先從都蘭寺向西行進入希賽盆地，希里溝和塞什克兩地是重點考察目標。7月29日，自塞什克折而向南，渡過察汗烏蘇河和引得勒河后，于8月2日抵達香日德。在南線，調查團主要考察了香日德及其西邊的巴倫和宗家三地，之后返回都蘭寺。為了勘察汽車路線，梁炳麟并未原路返回，而是向東北繞道至茶卡鹽湖，考察鹽務后于8月23日到達都蘭寺，此行的調察任務宣告完成。

8月28日，梁炳麟遣道路工程員聶松齡與另一名團隊成員孫克謨先行返回西寧呈送考察報告，自己和其余成員則留在都蘭等待前往玉樹的衛隊。在此期間，梁炳麟又在柴達木北線進行了一次深入戈壁腹地的考察。在青海王所派向導的帶領下，梁炳麟自都蘭寺向西北行，抵達德令哈，這是他此行抵達的最西邊。之后再向南穿越戈壁，經哈拉湖返回都蘭寺。由于情況變化，梁炳麟的玉樹考察并未成行，率團員于當年10月從南邊的貴德縣返回西寧，歷時三個月的都蘭考察正式結束。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梁炳麟完成了近代歷史上中國人對柴達木盆地的第一次深入考察。

縣治是縣域中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尋找合適的地點建立縣治只是建縣的第一步，該地的條件還必須能夠滿足后續的各項發展。因此，梁炳麟在圖文中明確展示出建立新縣所必備的幾點因素。

1.土地與人口。縣必有其縣域、人口及賦稅，“設立縣治必須幅員相稱、形勢相符，方足以設官分職而資治理”。理事公署駐地選址都蘭寺，是因為該寺是柴達木地區最興盛的寺院，自清中期以來作為左翼盟各旗互市之所，人口集中，商務頗盛。但都蘭寺“四面環山，形勢窄斜，不易發展”（圖五），在民國時期沒落后，僅剩居民20余家，早已失去了作為縣治的優勢地位，甚至理事署的辦公場所都是借用青海王的庫房，無法擴展為縣政府駐地。希里溝與塞什克兩地連成一片平原，地勢平坦，“面積約四千余方里，可墾之地約有千余方”，便于修建城垣。但問題在于希里溝只有五戶人家，塞什克有房屋30余間，若要開發則必須移民。

圖五 都蘭寺城全景

2.農業與資源。都蘭當地以游牧為主，農業生產零星分布于環柴達木盆地的幾個綠洲，生產力水平也遠低于海東地區。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下，當地農業生產條件是否能夠支撐大規模移民，實是考察的重中之重。梁炳麟對沿途各地的耕地面積、水源分布、農作物都進行了記錄和拍攝，認為全縣可墾之地共有三部分，分別是希賽盆地、香日德綠洲和德令哈一帶。柴達木盆地礦產資源豐富，鹽湖眾多，這些資源不僅是重要的生產生活材料，也是青海省稅收的重要來源。梁炳麟分別對汪什帶錫礦、茶卡鹽池和塞什克鹽池進行了調查，并在塞什克鹽池親自體驗挖鹽（圖六）。

圖六 梁調查專員炳麟在塞什克試取鹽礦之撮影

3.交通與軍事。都蘭“山陵崎嶇，道路險阻，交通梗塞，海南海北兩路，只能駝馬往來，車輛不能通行”，考察團的行程也全部是通過騎馬或步行完成。建縣后大宗物資的運輸和人員往來必然增多，規劃汽車路線也在梁炳麟的考察范圍內。且當時英國在西藏的分裂活動愈演愈烈，“整頓青海，以圖恢復，尤為至要之事”。都蘭東南緣的香日德一帶是西寧至拉薩的交通要道，北部的希里溝則是由青海進疆的必由之路，因此都蘭成為青新與青藏之間的交通咽喉，“既堪斷蒙藏之聯絡，復能作新疆之奧援”。梁炳麟在選擇縣治時也考慮到了邊境的軍事危機，多次提及要派兵鎮守，例如郭爾毛“為由庫倫通藏之要道，將來宜駐重兵鎮守，并宜設縣治理”，察卡“為青海中部各處及入藏要道，將來開發青海，似宜駐兵鎮守”。

結合多個要素評估后，梁炳麟提出都蘭地域過大，可設三縣分而治之：一以希里溝為縣城，二以哈爾哈圖為縣城，三以德令哈為縣城。但迫于財政及移民等現實壓力，民政廳選擇先新增一縣。1930年11月，都蘭理事正式升格為縣，統轄整個海西地區，縣治選址希里溝，由王振綱擔任首任縣長。次年，梁炳麟接替王振綱成為都蘭第二位縣長，上任后勘定縣境，鼓勵墾殖，這是此次考察的后話。

媒介：中央權力下沉與都蘭影像傳播

都蘭設縣本屬于地方行政制度史或是歷史政區地理的研究范疇，但《攝影匯編》提供了更多元的視角。從攝影美學而言，這些相片注重紀實而缺乏一定的美學關照，有些畫面甚至褪色模糊。它們之所以值得關注，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這批照片是中國人拍攝的最早的都蘭影像，在此之前只有外國探險家深入柴達木進行過拍攝；另一方面，梁炳麟并非專業攝影師，他以政府官員的身份進入都蘭，攝影技術與國家的基層政權建設和邊疆開發由此產生了雙向互動。

省政府計劃在都蘭設縣，但剛剛執掌青海政權的西北軍于1929年初才進駐西寧，民政廳對于身處青海腹地的都蘭認知幾何？可以從當時國內對于邊疆認知的大環境中探得一二。20世紀20年代，中國社會尚未進入邊疆研究的高峰期。政府“心目專囿于一隅，故未嘗措意于邊疆也”，學界對邊疆研究亦較為冷淡，“凡國內曾受高等教育之士，詢諸邊疆問題，亦均瞠目不知所對”。在都蘭設縣之前，國內報紙刊物未見對于這一地區的介紹，1935年發表的《都蘭社會近況》一文稱：“都蘭為本省新設縣治……而其境內一切，又因交通不便，內地人士鮮有知其梗概者。”

由此觀之，對于難以抵達的邊疆，大眾的認知往往不是源于自身的在地化體驗，而是來自他人對于邊疆形象的描述與自身的想象。此時攝影便能發揮優勢，作為一種知識載體，“在其傳播的過程中為廣大民眾提供直觀、形象的一手文本，成為他們借以認知與想象一種陌生的整體性或他者性的依憑”。因此梁炳麟在實地考察中，不僅繼承了晚清邊疆學繪制輿圖與撰寫文字的傳統，也使用了當時正發展得如火如荼的攝影技術。攝影師是身處現場的第一觀看者，能夠使他者對于都蘭的認知不僅僅停留在對地圖與文字的想象上，而是通過照片感受到一種“仿佛在場”的視覺具象感。例如，《察卡房屋之全景》的說明中介紹道：“本影系在督運局瞭望臺所攝，下方蒙古包系榷運局之前院，后方高樓系察卡王之經堂，現有帳房七十余架。”（圖七）將文字與照片結合觀看，便能在視覺上對察卡房屋的布局與情況獲得一種切實的感受。

圖七 察卡房屋之全景

民政廳將梁炳麟所見所拍編纂為這本《攝影匯編》，意在打破文字與輿圖在邊疆研究的壟斷地位，將圖片變為政府檔案，這與梁炳麟攝影的目的不謀而合。但《攝影匯編》成書的背后又透露著些許無奈。1929年8月，蔣馮關系惡化，當梁炳麟考察結束回到西寧時，蔣馮戰爭已經爆發，西北軍全部東進參戰。作為西北軍耆舊的王玉堂對青海發展的前景也無確實信心，只能在弁言中寫道：“以備留心邊事者之一參證云。”但梁炳麟的成果并未被遺忘，1934年，青海省民政廳主編的《最近之青海》由新亞細亞學會出版，在開篇展示的照片中有10幅為調察團所拍，都蘭調查的圖像通過出版的方式第一次向大眾傳播。

除了直觀的信息傳播外，將攝影作為宣示中央權力下沉的媒介，并以此來建構和強化現代民族國家認同，是20世紀上半葉邊疆攝影的常見功能，這一點在此行的攝影中也得以充分體現。都蘭境內有蒙族十旗和藏族五族，發展都蘭離不開各部頭領的配合，因此梁炳麟每到一處便召集部落頭領或當地群眾進行演講，宣傳國家開發青海之決心。8月21日，梁炳麟專程會見察卡王，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記錄：“將中國現況、五族一家平等之意，詳為解說。又述青海省政府為青海唯一與青海同胞謀幸福之機關，是以我們對于一切命令，須絕對服從，共謀福利。”此外，梁炳麟還利用留聲機這種先進的聲音播放設備來吸引邊民注意，以宣講三民主義（圖八）。

圖八 千不錄地方演留聲機宣傳撮影紀念

相冊中有一張考察團與可可王的合影，梁炳麟在日記中記載了當日的情況：“上午可可王來，伊現年十二歲，頗知禮義……相與談論三小時之久，并勸伊努力求學，勉繼父志，撮影而去。”在合影中，考察團成員位于照片右側，可可王隨從站于左側，正中間是梁炳麟與年僅12歲的可可王（圖九）。歷史上一直游離于中央政權之外的部落首領與政府官員緊密地站在一起，某種程度上消弭了現代民族國家與邊疆政治傳統之間的距離。這些留影成為“考察團作為國民政府政治身體的延伸巡守西北領土的象征與存證”，梁炳麟及考察團其他成員在合影中化身為了“抽象的國家權力”，他們攜帶相機踏入青海腹地，宣示著中央政府對于邊地的統轄。

圖九 調查團與考可王聯歡會之撮影

結語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對縣行政區劃采取了一系列調整，其中一項內容便是設置新縣。但新縣并非驟然之間籌劃完成的，“研求各縣之設治時代及其析置所自，驟視之似為一瑣碎乏味的工作，但就全國或某一區域內各縣作一綜合的觀察，則不啻為一部簡要的地方開發史”。都蘭縣的設立，正是中央政權將觸角伸向邊地的典型個案。國民政府在青海建省設縣，開啟了青海省區域發展的新階段，這一過程既夾雜著新舊統治方式的沖突，也有中央政府與地方軍閥的沖突。新縣設置與地區開發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系，也由此可以透析青海在建省之初區域發展的情況。

《攝影匯編》典型地展示出政府主導下的視覺媒介所可能發揮的作用和價值。在當時，“借助攝影考察記錄領土之上的山川風景、歷史遺跡與風土民情，既是國家在領土范圍內行使主權、探明國情的一種技術手段，也是把主權領土觀念具象化，進而借助大眾傳播強化民族國家認同的有效途徑”。梁炳麟的政治訴求通過攝影而得以完整表達出來，這種表達同時具備向內傳播與向外傳播兩種路徑：對內而言，是將三民主義和五族共和的觀念帶進蒙藏牧區，建立邊地人民對民族國家的認知；對外而言，則將邊地的各種信息以視覺方式完整呈現，構建他者對于都蘭地區新的認知。邊疆攝影由此介入20世紀上半葉民族國家建構的進程中。

（本文首刊于《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5年第2期，作者樊麗媛[中國國家博物館]，原題為《1929年都蘭縣治考察與邊疆攝影——以中國國家博物館藏〈調查青海中部縣治攝影匯編〉相冊為中心》。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

來源：樊麗媛（中國國家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