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之變》，[法]杰羅姆·卡爾寇比諾著，趙麗莎、劉嬋、周芳譯，新世界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592頁，98.00元

《羅馬革命》、莫米利亞諾與法西斯主義陰霾籠罩下的西歐古典學界

1939年6月1日，在歐洲大陸政局波譎云詭、山雨欲來之際，初出茅廬的英國古典學家羅納德·塞姆（Ronald Syme）在牛津大學憂心忡忡地寫下了《羅馬革命》（The Roman Revolution）的作者序言。他揮毫寫道：“……這一基本思路也確立了本書悲觀、尖刻的基調——它幾乎完全摒棄了對羅馬人樂觀情緒和美德的敘述。強力（δ?ναμι?）和命運（τ?χη）是書中統(tǒng)領一切的神祇。相應地，本書的文風是直截了當、甚至略顯突兀的，盡量避免比喻和抽象化。現(xiàn)在確實已經到了對關于這一時期的‘傳統(tǒng)’觀點做出回應的時候了。近年來一些關于奧古斯都的作品完全是歌功頌德性質的（無論其作者是在進行由衷的贊美還是別有用心的說教）。然而，我們事實上沒有什么理由去歌頌奧古斯都的政治勝利，或將這個通過內戰(zhàn)攫取財富與榮譽的人物理想化。……筆者不是在風平浪靜的環(huán)境中完成這本書的寫作的；并且他本應將書稿壓下幾年，并重頭來過。但筆者堅信，這一題目具備一定的重要意義。如果這本書的出版能夠得到積極的批評意見的話，那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英]羅納德·塞姆：《羅馬革命》，呂厚量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2-4頁）

羅納德·塞姆

時局確實奠定了《羅馬革命》這部講述羅馬共和末年血腥、混亂變局的名著的陰郁基調。1979年，塞姆在紀念本書出版四十周年的座談會上記憶猶新地講述，自己1937年在羅馬參觀“奧古斯都時代文物展”、目睹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如何利用歷史人物奧古斯都來為“領袖”墨索里尼歌功頌德的經歷，對《羅馬革命》的寫作產生了深刻影響。盡管塞姆的這部嘔心瀝血之作絕非一篇輕佻的影射作品與游戲文字，全書的主題與文風卻受到那個黑暗時代揮之不去的影響，并得出了對極權政治乃至幾乎一切人間政體模式的批判性論斷。

命途多舛的《羅馬革命》剛剛出版不久，這部還散發(fā)著油墨香氣的新作便在納粹德國閃擊波蘭的隆隆炮聲中，被古典學界暫時遺忘了。至于該名著如何在1945年后獲得了學者們遲到的關注，進而被視為二十世紀羅馬史學界最重要的收獲之一，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個故事了。然而，在《羅馬革命》出版史的這兩個重要篇章之間，其實還夾雜著一首往往被人忽視的、與學術史的整體脈絡似乎并不協(xié)調的插曲。1941年，輾轉流亡至英國倫敦的猶太裔意大利史家莫米利亞諾于無意間讀到了塞姆的《羅馬革命》。才華橫溢的他當然會意識到這部作品的分量和學術價值，但卻因作者對“寡頭鐵律”的信奉和根深蒂固的政治批判傾向而感到憤慨，便提筆寫就了一篇當時還為數(shù)不多的《羅馬革命》英文書評，并在文中猛烈抨擊這部著作的立場。塞姆在書中寫道：“世上還有比政治自由更重要的東西；政治權力只是手段，不是最終目標。它的目的乃是生活的安全與富足；羅馬共和國的政治體制并不能確保這一目標的實現(xiàn)。被內戰(zhàn)和混亂局勢折磨得身心俱疲的羅馬人民會心甘情愿地犧牲自己早已千瘡百孔的自由特權，重新忍受羅馬建城之初實行的專制統(tǒng)治。”（《羅馬革命》，819頁）莫米利亞諾則針對這一觀點提出了嚴正抗議，認為塞姆這種消沉的政治史觀消解了政治自由與革命斗爭的意義。

誠然，塞姆對西塞羅、愷撒與奧古斯都時代的消極評述是二戰(zhàn)前夕歐洲知識分子良心的反映，體現(xiàn)了他們對現(xiàn)實的清醒認識與不肯同法西斯主義同流合污的高風亮節(jié)。但莫米利亞諾的抗議（無論其中凝結著多少屬于一位反法西斯學者斗士的悲憤與辛酸）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在對羅馬共和國向羅馬帝國轉型的歷史巨變時代的詮釋方面，僅靠一部陰郁、悲觀的《羅馬革命》是遠遠不夠的。無論從歷史認識的平衡性，還是從渴求光明的人性天然需要而言，學術界都需要一部更堅定地維護德性政治理想信念與進步主義歷史觀的，帶給人更多鼓舞與希望的羅馬史名著。恰好問世于同一時代（1936年）的、杰羅姆·卡爾寇比諾（Jerome Carcopino）的代表作《愷撒傳》（Jules César，該書中文簡體首譯本名為《羅馬之變》）就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這種需求。

杰羅姆·卡爾寇比諾

卡爾寇比諾羅馬史觀中的張力：愷撒與西塞羅、帝國遺產與高盧主義

然而，作為生活于同一時代的，英法兩國古典學界各自的佼佼者，塞姆與卡爾寇比諾并非居于彼此對稱的兩極。相反，兩人的治學方法、寫作風格存在著諸多相似之處。二者都一方面努力從當時如日中天的德國古典學傳統(tǒng)中汲取營養(yǎng)，另一方面守護著古老敘事史學的優(yōu)長。塞姆賴以成名的人物志研究法和傳記《塔西佗》中以個人寫時代的筆法，與卡爾寇比諾的《愷撒傳》可謂異曲同工。二者之間一望即知的觀點差異與其說來自兩人的學養(yǎng)與見解高下，還不如說是由兩位學者試圖再現(xiàn)的那段羅馬歷史與他們自己身處時代的雙重復雜性所決定的。

在古典學研究中，西塞羅、龐培與愷撒叱咤風云的時代，無疑是綿延千年之久的古典時期地中海世界歷史中史料最為豐富、多樣的時段之一。西塞羅卷帙浩繁的現(xiàn)存書信與演說詞作品，為后人提供了一份至少可以精確到月的西塞羅個人生平年譜。愷撒的《高盧戰(zhàn)記》《內戰(zhàn)記》與渥大維的《奧古斯都行述》，同樣為后人保留了來自不少重大政治事件親歷者與當事人的目擊史料。這一羅馬歷史上最為慘烈血腥、給后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記憶的時代的文化意義則在撒路斯特、李維、盧坎、普魯塔克、塔西佗、阿庇安直至但丁與莎士比亞等人的傳世名作中被不斷塑造與重塑。愷撒與渥大維本人、威利烏斯·帕特庫魯斯與普魯塔克筆下頂天立地的羅馬英雄形象，同撒路斯特、西塞羅與盧坎苛刻的道德論視角下羅馬社會在第三次布匿戰(zhàn)爭之后陷入的泥潭沼澤形成了難以調和的強烈反差。即便在對彼此矛盾的相關史料進行了嚴格篩汰之后，呈現(xiàn)在現(xiàn)代史學著作中的羅馬共和晚期史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代作者自身的性情與信仰。

對法國學者卡爾寇比諾而言，他筆下的愷撒形象又勢必因羅馬帝國史觀與高盧主義的并存而遭到割裂。在十九至二十世紀中葉法國知識分子的普遍觀念中，羅馬帝國是近現(xiàn)代歐洲文明、尤其是法蘭西文明最重要的塑造者之一。作為羅馬帝國的奠基者，愷撒的形象中必然帶有文明使者與傳播者的濃重色彩。與此同時，在近代早期以降的法國文化界盛極一時的“高盧主義”傳統(tǒng)，又將法蘭西文明的優(yōu)越性與例外性，同曾經浴血奮戰(zhàn)、反抗愷撒軍團與拉丁文明的入侵與統(tǒng)治的高盧先民的自由精神綁定在一起，并賦予卡爾寇比諾筆下傳主、軍事統(tǒng)帥愷撒以野蠻侵略者的形象。在兩種彼此針鋒相對的思潮對卡爾寇比諾筆下傳主形象的美化與抨擊、充實與切削之下，《凱撒傳》為我們呈現(xiàn)了一種充滿思想張力與文化復雜性的獨特史觀。

政治權力：卡爾寇比諾作品中的真正“傳主”與知識分子的理想寄托

正如本書中譯本選取的題目——《羅馬之變》——所反映的那樣，卡爾寇比諾的《愷撒傳》的關注點是愷撒、西塞羅與龐培身處的羅馬世界。愷撒的舉止風貌、婚姻家庭生活乃至被刺身死的結局，其實都是穿插在這部厚重史著中的、可有可無的細節(jié)點綴。作者時刻密切關注著的，乃是變局之中羅馬世界的國運走向。而政治家對權力的把控與運作，則是決定當時千瘡百孔的羅馬共和國或走向復興、或繼續(xù)沉淪的關鍵所在。

偉人龐培構成了前半部《愷撒傳》中作者寄托政治理想、傾注感情的最主要對象。卡爾寇比諾自覺地忽略了西塞羅等人作品中丑化、攻訐龐培的大量材料。他贊美了龐培對海盜俘虜?shù)膬?yōu)待與改造，聲稱這場戰(zhàn)爭令我們窺見了龐培的智慧與人性的最高理想（94-95頁，以下引用此書僅標注頁碼）。他選擇性地擇取了約瑟福斯等猶太作家關于龐培占領耶路撒冷的記載，指出龐培注意不向神龕伸出褻瀆的手，從而避免了在猶太人與羅馬人之間生出無可救藥的宗教極端情緒（112頁）。龐培的遠見同樣確立了亞美尼亞邊疆地區(qū)的持久和平（118頁），他的東征為羅馬的富足奠定了基礎（120頁）。龐培對文治的貢獻與其武功相比并不遜色。他在返回羅馬前遍訪希臘各處文化中心，在哲學的地盤上放下帝國的束棒（194-195頁）。然而，政治斗爭的形勢瞬息萬變。偉人龐培最終在從前盟友愷撒的政治計謀與武功韜略壓迫下兵敗身死，他所經營的宏偉事業(yè)也就此灰飛煙滅。

而在勾勒對法國知識分子而言意義非凡的高盧起義軍領袖——維欽托利——時，卡爾寇比諾的筆墨充盈著并非完全基于原始史料的想象力與熱情。他寫道：“維欽托利和他最優(yōu)秀的同胞一樣，都能言善辯、勇武無比，但他情緒的溫度與思想的清醒則遠超其同胞。他比任何人都警覺于被奴役的危險命運，也比任何人都討厭被奴役。他那對榮耀與自由最驕傲的愛和對羅馬暴政的激烈反對，都提升了他的眼界與勢力，使他超越其子民，超越其疆土，令他看清模糊但強烈的高盧愛國主義真相。……至于他的魅力及他的偉大——照朱利安所說——只屬于他：這是一種聰明的、年輕的魅力，能夠穿越歷史，他以這個年紀的熱忱與天真獻身于慷慨大義，雖然他的事業(yè)最終走向令人失望的未竟結局，但他具有流淌在血液中的偉大的領袖精神，這使他擁有能夠——哪怕僅僅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制衡愷撒的好運氣。”（312-313頁》）卡爾寇比諾的評論一方面帶有將高盧政治領袖的個人品德和斗爭事業(yè)無限拔高和理想化（事實上，在當時愷撒已基本確立了對高盧全境的軍事控制，且高盧人同羅馬人在武器裝備、經濟資源與文化水平等方面均存在巨大差距的情況下，維欽托利起義的失敗命運其實早已注定）的傾向，另一方面也確實指出了這位英雄的執(zhí)著努力所具備的、超越時代與物質層面的偉大精神意義。

最后，在這部長篇傳記的結尾處，卡爾寇比諾終于將自己的政治理想與贊美之詞，同長期在書中居于幕后的真正傳主——尤利烏斯·愷撒——合而為一。他將愷撒同克莉奧帕特拉的游山玩水解讀為一次科學考察與民情調研（439頁），認為愷撒的崛起無可挽回地摧毀了羅馬的共和制度（484-485頁）。勝利者愷撒的寬厚仁慈在兩千年后仍能激發(fā)世人的敬佩之情（514-515頁）。他的改革舉措造就了羅馬城、意大利乃至整個地中海世界的物產豐饒、藝術昌盛與政治清明（530、538、543、553頁）。這個一度放蕩不羈、喜歡孤注一擲、大器晚成、老奸巨猾的投機分子在與羅馬世界政治獨裁權力結合后，終于為他的時代、他的人民做出了屬于自己的巨大貢獻，為包括法蘭西共和國在內的后世歐洲留下了一筆豐厚的歷史遺產。

從史學角度看，卡爾寇比諾的《愷撒傳》是一部史料豐富、考據嚴謹?shù)母咚綄W術史著。而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這部作品也散發(fā)著充滿拿破侖式英雄崇拜色彩的理想主義光輝。這種理想賦予了這部史學巨著豐富的情感與卓越的文采，使之成為一本文史兼?zhèn)涞挠篮憬浀洹Ｗ髡邚牟恢M言本書所探討的歷史與自身的現(xiàn)實關懷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并時常在作品中將歷史經驗教訓同法國大革命、拿破侖時代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等晚近歷史進行比較（416、417、524-525、561-562頁），使得強烈的現(xiàn)實感構成了本書的突出特色之一。

就學術著作同自己身處時代的關系而言，或許卡爾寇比諾的《愷撒傳》與塞姆的《羅馬革命》的差異性并沒有乍看上去那樣巨大。二者都代表著有良知的歐洲知識分子在法西斯主義肆虐一時、和平與自由的前景陰云密布的時局下，對羅馬共和國走向滅亡的進程、歷史經驗教訓對現(xiàn)實的觀照與啟示、以及人類社會根本性質與前途命運的見解與看法。塞姆選擇了一種悲觀的、富于批判色彩的政治史觀，但卻仍然堅持在清明的忍耐中保留對未來的希望。他在傳記《塔西佗》的序言中用優(yōu)雅的筆觸寫道：“塔西佗始終確信人事是變幻無常的（“l(fā)udibria rerum mortalium cunctis in negotiis”）。能夠在多年里陪伴這樣一位知曉人間的窮兇極惡、幾乎找不到自我安慰或保持信念的理由，卻仍舊信仰人的尊嚴與言論自由的歷史學家，著實是我的榮幸與偏得。”（[英]羅納德·塞姆：《塔西佗》，呂厚量譯，商務印書館2024年7月第一版，第2頁）而同時代的法國古典學家卡爾寇比諾也并未全盤回避對龐培、西塞羅、維欽托利與愷撒等政治家為爭取斗爭勝利而不擇手段，不惜爾虞我詐、動用打手與屠刀的客觀史實，但卻依舊選擇堅守人類可以通過理性、公正的政治實踐改善自身處境的執(zhí)著信念，對戰(zhàn)爭陰云籠罩之中的法國、歐洲與世界的前途命運充滿信心。相繼問世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后期這一多事之秋的兩部羅馬共和國晚期史名著以殊途同歸的方式，分別樹立起了西方思想文化史上的兩座不朽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