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古籍目錄學版本學雜著》：實踐，得實學的真知

作為文獻學的核心部分，目錄學和版本學向來被稱為“實學”。近年來，一些學者提倡實物版本學，是從書籍本身而非從文本出發，對古籍進行研究。除了圖書收藏機構和科研機構，古籍編輯（尤其是專注于古籍影印的編輯）在工作中也頻繁涉及目錄學和版本學。他們中的有心人能夠打破藏、研、用的隔閡，從各個視角出發，研究問題。徐蜀的《古籍目錄學版本學雜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一書，正是一例。

徐蜀深耕古籍影印出版事業38年，曾任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總編輯，除深諳目錄學、版本學外，還熟悉古籍影印圖書的選題策劃、底本獲取、修圖制版、紙張配用、印刷裝幀等全流程。全書共收錄他18篇文章，一類是他工作期間經歷的重要事件，另一類是他在策劃、選編或責編圖書時遇到的問題及解決過程。書中充滿了“干貨”，讀來令人見識大增。

古籍影印在我國已有百余年歷史，不同階段有不同的操作理念。近年來，“文獻”與“傳本”并重，盡可能減少對底本的干預，提倡“拿來就印”的理念成為行業主流。其中，徐蜀的推動是重要原因之一，書中有很多相關論述。例如，《我對“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的反思》一文，著重討論了“什么是古籍的原貌”。他認為，古籍現存樣貌是書籍出版經千百年之后，紙張泛黃、墨色不勻，書頁出現污漬乃至破損后的狀態，書的頁面不再是黑白分明的單色圖像，而是層次豐富的彩色畫面。所以，他反對影印古籍時去除底色，認為傳本揚學應該“保存的是古籍現存狀態下的原貌，應該全部采用四色彩印的方式印制”。他呼吁業界盡可能多地保留古籍自身的歷史信息，才能為讀者鑒別、保護和研究古籍提供更為有用的參照。

雖然徐蜀提倡影印古籍時應盡可能保留古籍現存狀態的樣貌，然而，他也并非一味拘泥，而是根據具體情況靈活處理。例如，在《〈永樂大典〉再造記》一文中，他提到20多年前在綜合考慮底本狀況和成本因素后，選擇了套色印制而非四色彩印。這種處理方式，既保留了古籍的歷史信息，又兼顧了經濟和社會效益。關于善本書目的著錄，徐蜀認為應該盡可能細致全面。在《古籍目錄及相關領域應該與時俱進》等文章中，他認為古籍目錄應該重視配補本，標注開本尺寸，具體內容包括書名卷次、朝代作者、版本、印章題跋、配補抄補等，并枚舉了因為遺漏、錯訛導致后續保護研究中謬論流傳的例證。但他也并非一味求全，而是明白古籍目錄的種類應當根據其功用和編纂目的而定。在《〈全國古籍普查登記目錄〉始末記》一文中，他重點闡述了“登記”的核心要義和緊迫性，并且強調避免用“種”的概念湮沒信息、干擾工作。這些都可看出，他關于古籍整理、保護與出版的理念，都是從實際情況出發。

細讀這本書，還可感知徐蜀求真務實、不迷信權威的精神。例如，在《國家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編纂史》一文中，他對國圖歷史上的七次善本編目進行了全面檢視，肯定了前人的貢獻，也指出了其中的問題。又如，《〈中國版刻圖錄〉的成書過程及評價》指出，《圖錄》“某些條目的圖版選擇欠妥”，并給出了解決方法。近些年，古籍圖錄編纂品種繁多，但大多數是放置半葉圖版，無法完整呈現版心的書名、卷次、頁碼、刻工、字數統計等內容，讓讀者望圖興嘆。在編《中華再造善本》過程中，徐蜀發現目錄提要對《禮記集說》一書中“華亭朱氏珍藏”等印章主人的著錄有誤，經過細密考證，糾正了古籍書目及相關著作中張冠李戴的情況。

書中反復強調，實踐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徐蜀通過大量的古籍查閱、版本對比和編目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許多創新的理念和方法。他的切身體會有：“實踐最重要，只有見多才能識廣，如果不大量看書、進行比較，版本鑒定就是空談。”正是通過實踐中對版本目錄學的應用，作者能夠不斷策劃出優秀的選題，同時也改正了一些前賢時人的錯誤。選題方面，《北京圖書館配補本圖錄》、“續宋本”等，都可在書內尋見蛛絲馬跡。宋元古本歷經數百年流傳至今，除了部帙較小的，大多存在配卷和抄補。長期以來的版本研究，大多停留在“一部書”的層面，較少注意其內部的配補版本構成。《〈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配補本圖錄》等書的策劃出版，能夠進一步推進版本學研究的深入。糾謬方面，他在《試論古籍校勘學目錄學與版本學的關系》一文中指出，校勘學和目錄學是版本學的基礎，脫離這兩者去研究版本學是行不通的。這一觀點正是他從多年實踐中得出的真知灼見。僅靠書皮功夫搞版本鑒定研究，是花架子，經不住時間考驗，只有通過目錄源流梳理，認真校讎比勘，才能得出不刊之論。

【 南江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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