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Astoria
編輯丨歷史國編輯部

野蠻人掌握先進科技，就像猴子學會使用機關槍。近代，沙俄憑借西方的技術和資金征服了東方，當擴張紅利吃盡后，卻成為了西方世界最大的邊患。在沙俄滅亡50年后，一個“沙俄遺少”居然以“精神突厥人”自居，出版了一本“歷史著作”《古代突厥人》（Древние тюрки）。在這本書里，他寫東突厥貴族對唐朝陽奉陰違，趁安史之亂奉旨平叛之機，入關燒殺搶掠……

浦洛基在《原子與灰燼：全球核災難史》（Atoms and Ashes: A Global History of Nuclear Disaster）（2022）里比較研究了世界上六次重大核事故。除了切爾諾貝利事故之外，其他五次事故包括：1954年美國試爆第一顆氫彈，1957年，蘇聯克什特姆核廢料爆炸事故，1957年英國溫茨凱爾核電站事故，1979 年美國三里島核電站事故，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其中，蘇聯的事故就占了一半。

[美]浦洛基，李雯露等譯，《原子與灰燼》，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萬有引力書系，2023年。

二戰結束前夕，美國于1945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進行了第一次核試驗，標志著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研制成功。美軍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放了兩顆原子彈，加速了二戰結束。冷戰初期，美國和蘇聯展開軍備競賽，頻繁進行核試驗。1954年美國在比基尼環礁進行的“布拉沃城堡”（又稱“喝彩城堡”）熱核試驗的爆炸當量則為1500萬噸。而蘇聯不甘落于下風，也展開了核武器研究。1949年8月29日，蘇聯進行了第一次核試驗。1961年10月30日，蘇聯在北冰洋的新地島（遠東楚科奇半島附近）上空引爆了一枚代號為“大伊萬”（美方稱其為“沙皇炸彈”）的氫彈。這枚氫彈的爆炸當量達到了5800萬噸，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核彈，而新地島的核試驗產生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核爆炸，這次爆炸形成了一個直徑8公里的火球，在爆炸沖擊力的推動下，火球躥升至60公里的高空，爆炸時產生的火光在1000公里外都清晰可見。醫療記錄顯示，距核爆中心100公里處有居民因爆炸而遭受三度燒傷。距核爆中心400公里處的房屋被完全摧毀。

在蘇聯，進行核武器實驗，有70~80%的測試是為了新型核武器的開發，生產過程中的任何副本都會被獲取并檢查，然后整個批次進入軍火庫。一旦武器經過測試并進入武庫，通常就不再進行測試。武器效果測試的內容是其他類型的武器、防御結構、彈藥和軍隊的作戰效果。

一開始，軍隊作戰效果測試，是以實裝訓練的形式進行的，也就是把軍人暴露在核輻射的條件下，這給他們的健康帶來了極大風險。例如，托茨克軍事演習（Тоцкие войсковые учения）是蘇聯使用真實的核武器進行的軍事戰術演習，代號為“雪球”。這些訓練是在時任蘇聯國防部副部長朱可夫元帥的領導下于1954年9月14日在蘇聯南部奧倫堡州的托茨基訓練場（Тоцкий полигон）準備和實施的。參加演習的軍人總數達到5萬人。此次演習的目的是檢驗使用核武器突破敵方防御的能力。上午9時53分，一架圖-4轟炸機向軍事訓練區投下一枚爆炸力為4萬噸的核彈。

托茨克軍事演習是蘇聯使用核武器的軍事戰術演習。蘇聯解體后，該演習因使大量蘇聯軍人和當地居民受到輻射而廣受批評。

這項“實驗”的目的是考察核戰爭條件下戰斗中物資和人員的適應力。有4.5萬名蘇聯武裝部隊軍人和1萬名當地居民受到放射性照射，軍方向人員和民眾提供的關于輻射防護效果和措施的信息嚴重不足，導致試驗參與者和當地居民惡性腫瘤、血液病發病率、染色體突變、畸形和嬰兒死亡率急劇上升。這次實驗，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核彈實裝演習中后果最嚴重的一次實驗。蘇聯解體后，這次演習的真相浮出水面，受到多方批評。此次行動造成的死亡人數尚不清楚。即使在今天，奧倫堡某些類型癌癥的病例數仍然是切爾諾貝利核災難受害者的兩倍。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之所以選擇奧倫堡州，是因為那里的地貌和建筑類似于西歐——最有可能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地方。該州的首府是奧倫堡，在1743年建城，它的德語名字翻譯過來就是“奧爾河上的堡壘”（Orenburg）。之所以取這個名字，是為了向那個時代的“德國時尚”致敬。奧倫堡的許多建筑出自德意志的建筑師和建筑商的手筆，例如穆勒·約翰·沃納（Miller Johann Werner），他于1746年來到奧倫堡，設計了大量民用建筑。托茨克距離奧倫堡僅有215公里，由波蘭人建立，雖然靠近哈薩克斯坦，但農莊保持著歐式風格。這意味著，在下一次世界大戰里，德國和波蘭很有可能是蘇聯的核打擊目標。蘇聯軍官對德國的憎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里主動向他們發起了進攻。但是，聚居在奧倫堡州的伏爾加河德意志人，早在二戰期間就被流放驅逐到了哈薩克斯坦，1954年尚未獲準返鄉。德意志人已經人走茶涼，蘇軍仍然熱衷于毀滅他們留下的“類似于西歐”的一切。

諷刺的是，奧倫堡是俄羅斯控制中亞和西伯利亞的戰略重鎮，是沙俄派出新式伊瑪目籠絡中亞各汗國的基地，也是出發征服哈薩克斯坦的起點。沙俄憑借西方的技術和資金征服了東方，當擴張紅利吃盡后，卻成為了西方世界最大的邊患。

德意志人曾經是歐洲的十字軍。1241年，他們擊敗了入侵中歐的蒙古大軍，把拔都擋在多瑙河畔整整9個月。1529年和1683年，奧斯曼土耳其大軍又在維也納城下鎩羽而歸。18世紀，在普魯士和神圣羅馬帝國支持下，德意志貴族出身的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占領中亞北部，建立草原總督區。19世紀，普魯士國王的女婿尼古拉一世和外甥亞歷山大二世占領中亞南部，建立突厥斯坦總督區。

沙俄在東方的擴張，曾長期受到西方國家支持。它以拜占庭繼承人自居，與奧斯曼土耳其進行十次俄土戰爭，奪取突厥語民族的大片土地。沙俄的實力和野心也日益膨脹，逐漸被西方國家忌憚。西方列強或許不在乎東方民族的生存，但如果沙俄拿下君士坦丁堡，就沒有人能阻止得了它。第九次俄土戰爭即著名的“克里米亞戰爭”。在第十次俄土戰爭里，俄國于1877年兵臨君士坦丁堡城下，卻在英德干涉下于次年1月退兵。1878年7月，德國召開柏林會議，挫敗了俄國肢解奧斯曼土耳其，吞并君士坦丁堡的野心。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在這里埋下了伏筆。泛斯拉夫主義者將奧斯曼土耳其視為頭號仇敵，將德國視為二號仇敵。作為一戰的結果，沙皇俄國，德意志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盡數分崩離析，皇冠落地，無人撿拾。

悲劇的第二次上演，往往以滑稽劇的形式出現。在沙俄滅亡50年后，一個“沙俄遺少”居然以“精神突厥人”自居，出版了一本《古代突厥人》。

列夫·古米廖夫（Лев Гумилёв），1912年10月1日出生于圣彼得堡。雖然他聲稱自己是沙俄貴族，出生在圣彼得堡郊外的皇村，但他實際上出生在該市瓦西里島18號的婦產醫院。他的爺爺斯捷潘·古米廖夫擔任沙俄官員，擁有個人貴族頭銜，但后代無法繼承。他的父親尼古拉·古米廖夫是沙俄軍官，1921年被蘇俄槍斃。1932年，他在塔吉克斯坦從事地理勘測工作，學會了塔吉克語，還給自己取了一個別名“阿斯蘭”。在突厥語里，這個名字的意思是“獅子”，與他的俄語名字“列夫”相對應。1934年，他考入列寧格勒大學歷史系，次年因發表反蘇言論而被開除。他曾經四次被捕，一共勞改十二年。在蘇聯勞改營，看管人員不準他“寫反詩”，卻允許他研究匈奴，因為他們對這些東方民族概念模糊，根本無所謂。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古米廖夫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Гумилёв，1912年10月1日–1992年6月15日），蘇聯的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專家。以非正統的民族學和歷史哲學理論而聞名，是歐亞主義的代表人物。

1960年4月底，東方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古米廖夫的第一本書《匈奴：古代中亞》（Хунну: Срединная Азия в древние времена）。這本書包含三個主要思想，這些思想后來決定了他的所有工作：1.反歐洲中心主義的信仰和世界觀。2.從自然決定論的角度解釋歷史和社會現象。把匈奴的大規模社會和軍事活動歸因為“激情”和“激情沖動”。

該書立即引起了漢學家和突厥學家等專家的關注。第一篇評論由漢學家金·瓦西里耶維奇·瓦西里耶夫（Ким Васильевич Васильев）在《古代歷史先驅報》雜志上發表。評價極其負面：由于匈奴（匈奴、匈奴）的歷史主要來源于中國史料，因此研究該主題的人應該精通中文，最好還精通日語，因為當時研究該主題的是日本研究人員。古米廖夫不會中文，不會日語，古代突厥語也是半桶水，因此失去了了解國外在匈奴問題史學領域成就的機會；他的主要資料來源是19世紀漢學家比丘林摘錄的中國古籍，還有一些古代突厥碑銘的譯本。這些翻譯現在已經過時了。瓦西里耶夫指出了古米廖夫書中的許多重大錯誤，這些錯誤幾乎都與作者的語言學訓練有關。他還提請注意古米廖夫性格中的一個特點：當古米廖夫情緒激動時，他常常把一個假設、一個假說、一個猜測當作普遍接受的公理。

尼基塔·雅科夫列維奇·比丘林（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Бичу?рин，1777年8月29日—1853年5月11日），俄國漢學家，俄羅斯中國學、東方學創始人。

1961年，古米廖夫獲得博士學位，論文是《古代突厥人：古代與中世紀邊緣的中亞史（6-8世紀）》（Древние тюрки. История Срединной Азии на грани Древности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VI—VIII вв.）1967年，修改后的論文以《古代突厥人》為題出版。古米廖夫為它感到驕傲，并在自傳《自死之人》（Автонекрологе）中吹噓道：

“……《古突厥人》這本書的出版是因為需要反對中國的領土主張，因此我的書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中國人厭惡我，并放棄了對蒙古、中亞和西伯利亞的領土主張。”

然而，在當年的中蘇論戰里，中國媒體從未有只言片語提及他和他的“著作”。直到今天，《古代突厥人》在中國也是鮮為人知。

《古代突厥人》初版封面

古米廖夫敵視蘇聯政權，但看在領土的份上，卻跟蘇聯統治下的突厥語民族稱兄道弟。在這本書的開頭，古米廖夫提寫道“謹將該書獻給我們的兄弟——蘇聯的突厥民族”（Посвящаю эту книгу нашим братьям — тюркским народам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在序言里，他寫道：“俄羅斯的科學家與中亞的關系如此密切，以至于學會了用草原人的‘斜視而貪婪’（раскосыми и жадными）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歷史。感謝我們的科學家捕捉到了許多西歐人無法察覺的細微差別，并創造了研究游牧世界的一個獨特方面。”

他筆下的草原民族，與瓦良格人征服的羅斯十分相似：“當草原上出現一位才華橫溢的組織者時，他聚集了一群強大而忠誠的人，以便在他們的幫助下征服他的人民，首先是氏族，然后是部落，最后是部落聯盟。然后他和他的手下進行了搶劫活動。如果他們成功了，那么其后果就是鄰近部落的吞并。……新聯盟的創始人擁有草原上的圣地，恩典賦予他的權力以法律的力量。”

古米廖夫不會中文，并且對中國軍隊十分輕蔑。他寫道：“中國軍隊的人員都是從田地和花園中被趕出來的農民。軍官隊伍中充滿了渴望學術辯論和詩歌集的儒家知識分子。軍事法規是由哲學家們制定的，他們秉持著儒家道德。盡管士兵和軍官有時表現出奇跡般的勇敢，但邊境服役或長期戰役對他們來說似乎是一場噩夢。同時軍隊是固定的，大部分由步兵組成，騎兵則微不足道。顯然，有這樣一支軍隊，草原上的霸權根本就是癡心妄想。”然而，就是這樣一支軍隊，在唐朝初期征服了半個亞洲的草原。

為了解釋唐朝擁有“武德”的原因，古米廖夫穿鑿附會，把唐高祖寫成了突厥人：“邊境官員李淵，唐朝未來的創始人，他本人就是半突厥人出身，表現出很高的軍事天賦。他始終如一，耐心十足讓士兵們適應從突厥人那里借來的新制度；士兵們必須住在蒙古包里，吃肉和牛奶，騎馬并參加驅趕狩獵。他的士兵在戰斗力上不再遜色于突厥人。”他還說，“府兵制度可以追溯到公元 4 世紀征服中國北方的軍事組織。在這種制度下，鮮卑族人必須服兵役。作為獎勵，他們被分配了土地，并且那些服兵役的人被免除了所有其他義務。服役是世襲的，逐漸地，武士們就成為了特權階層。起初，這支軍隊全部由鮮卑人組成，但后來開始吸收來自山西和陜西的富裕漢人。

古米廖夫的歪論與《狼圖騰》等“游牧民族中心論”如出一轍。

唐朝的衰落，也被古米廖夫歸結于逐漸漢化：“太宗周圍既有漢族學者，也有突厥人。而高宗已經接受了純粹的漢文教育。沖突正是在他的統治下發生的。”在寫到女皇武則天時，古米廖夫更是發揮想象力，把出身“五姓七望”的王皇后和蕭淑妃寫成了突厥人或鮮卑人：“654年，唐高宗完全被武則天的影響所征服，立她為皇后。新的皇后處理了她的對手，并下令將她們處死，未經審判或指控而被淹死在酒中。隨后，毒害、流放、處決、羞辱接踵而至。……一般來說，他們是皇室成員，也是唐朝崛起的親密幫兇。這并非偶然：中國貴族對他們認為的外國王朝懷有深深的仇恨，取得了突破，并找到了一位值得領導的人。在掌握了丈夫的意志后，皇后鎮壓了一切反抗，為中國復辟做準備，以確立其政治和文化上的主導地位。”

古米廖夫的《古代突厥人》，雖然添加了一千多個注釋，但只能算一本歷史小說，而且政治意圖露骨。在該書語境里，“中國人”等同于“漢人”，忽視了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史實。作為一個沙俄遺少，他反對革命黨“人人平等”的主張，順帶著對“費拉不堪”的漢人十分鄙視，卻把草原民族南下燒殺搶掠當做天經地義之事。他把被唐朝滅亡的東突厥說成“第一突厥汗國”，把另一個草原部落回鶻說成“第二突厥汗國”。在他的筆下，“突厥貴族”個個都像金庸筆下的慕容復，天天夢想復國，又像他一樣討厭學習漢語，“中國的一切都令他們厭惡”。

當寫到安史之亂時，這個沙俄遺少異常興奮，用KB分子般的語調寫道：“回鶻人表明了他們來到中國的原因：大規模的搶劫和暴力開始了。居民在佛教寺院中尋求庇護，躲避“救世主”。回鶻人燒毀了兩座寺廟，一萬人被殺害。”古米廖夫對于殺死中國人，摧毀大唐的尊嚴有著特殊的興趣：“回鶻-漢軍隊于 762 年秋季發動進攻，并擊敗了叛軍。1537年11月20日，回鶻攻入洛陽。……中國已是一片廢墟。回鶻人搶劫了當地居民，毀壞了村莊的房屋，幸存的居民失去了所有的衣服，用紙遮住身體。人口下降數量巨大：根據754年的人口普查，帝國共有52880488人，而764年則有16900000人……大唐王朝的驕傲被徹底摧毀，只剩下民兵和雇傭軍。帝國的理念已經徹底消失：不再有任何力量、資源或意志來實現它。”

很難理解這個前“沙俄貴族”（姑且算是）對唐朝的敵意。從外表來看，它像波旁時代的法國一樣，滿足了沙俄貴族心儀的所有審美要素，奢侈、豪華、開放、包容。他所憎恨的并非唐朝本身，而是中國的制度和文明，“這不僅是國家之間的斗爭，也是文化之間的斗爭，是兩種世界觀和觀念之間的斗爭。大草原已經宣布了它的權利，它不屬于中國，而只屬于它自己。……一個時代結束了！大唐帝國的鐵箍崩碎，被其束縛了一百五十年的各民族紛紛散去，各自走上了發展的道路。……“文藝復興”開始了。”

1974年，他又寫了一本《匈奴在中國》。在《匈奴人在中國》里，古米廖夫老調重彈，描寫匈奴人借殼上市的“機智”：公元3世紀，中亞遭受旱災，游牧民族開始向中國北郊遷移。盡管中國政府對他們采取了冷遇，但匈奴貴族接受了中國教育，卻從未成為中國人，也不認為中國人是自己人。結果是起義爆發，新政府成立，移民的后代成為占領者。傳記《古米廖夫的兒子古米廖夫》的作者別利亞科夫（Беляков）稱，這是“古米廖夫最糟糕的書”。

自由損害弱者，平等壓抑精英，古米廖夫以精英自居，要的是絕對的自由，為了滿足個人欲望而背信棄義，巧取豪奪。他筆下的突厥人，匈奴人，倒不如說是他的心理投射。他無法打敗布爾什維克，便將怒火發泄在無辜的中國百姓頭上。 懦弱的沙俄遺老遺少不敢堂堂正正地戰斗，而是向蘇聯灌輸帝國主義野心，用它的核彈和百萬軍隊狐假虎威。沙俄遺老遺少與布黨的矛盾，無非是后者不愿與他們共享榮華富貴。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古米廖夫還取名阿斯蘭，企圖利用泛突厥主義來借殼上市。無巧不成書，“灰狼組織”創始人也叫阿斯蘭，卻對蘇聯和白俄間諜恨之入骨。倘若兩人相見，真正的阿斯蘭必定對冒牌的阿斯蘭拳腳相加。

1981年，蘇聯舉行的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軍事演習“ 西方-81”（Запад-81）來炫耀武力，威懾北約。

浦洛基在《原子與灰燼》里寫道：中國有句諺語：“前事不忘，后事之師。”與之最接近的西方諺語是羅馬政治家和學者馬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的名言：“歷史乃人生之師（Historia est magistra vitae）。”自這句話問世以來，歷史的教化作用曾多次被懷疑，在過去幾個世紀里，持懷疑態度的人遠多于相信的人。但我個人相信，歷史作為一門學科，不僅能夠滿足人們的好奇心，還可以作為借鏡，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只有努力將所研究的人、地點、事件和過程置于適當的歷史情境中，才能理解過去。

古米廖夫以為自己的“歷史著作”會激怒中國人，但歷史是一面照妖鏡，照出了他的原形。就算是論想象力，古米廖夫也并不高明，只是照葫蘆畫瓢。自1956年起，他與國外的白俄貴族長期通信，對他們拙劣的陰謀有所耳聞。沙俄貴族炮制《錫安長老會紀要》，勾結納粹入侵蘇聯，煽動排猶，挑起德國內亂，趁機竊國盜土。當德軍打敗仗時，他們又見風使舵，刺殺希特勒，自命為“反法西斯斗士”。沙俄遺老遺少與布黨的矛盾，無非是后者不愿與他們共享榮華富貴。野蠻不是血統決定的，而是制度與文化決定的。

作者簡介：Astoria，李珂，1997年生。本科畢業于河南大學新聞學專業，文學學士，碩士畢業于白俄羅斯國立大學民族學、人類學與人種志專業，史學碩士。曾翻譯《巨獸》、《鉆石黃金與戰爭》等書，獲“21世紀十大好書”，“社科文獻出版社2020年度十大好書”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