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基民盟候任總理默茨在柏林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聯合執政協議。

文丨胡毓堃

編輯丨漆菲

經過一個半月的談判，德國基民盟/基社盟（合稱“聯盟黨”）和社民黨就組閣協議達成一致。

當地時間4月9日，兩黨在柏林舉行新聞發布會，公布了一份聯合執政協議。基民盟候任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信心滿滿，稱該協議給德國、歐盟和特朗普都傳遞了重要信號，其計劃將“帶領我們的國家重返最前列”。

協議內容包括政府部門分配和政策目標，顯然是兩大黨彼此妥協的成果，體現了它們對當前德國民眾主要關切的回應。此時經濟增長、美國關稅威脅、俄烏戰爭與地區安全成為“老大難”，極右翼德國選擇黨的民調支持率更是在最近首次躍居第一。傳統兩黨的第五個“大聯合政府”，注定面臨史無前例的壓力和挑戰。

執政協議體現“妥協的藝術”

“德國正在迎來一個強大而有效的政府，這關系重大。”宣布聯合執政協議時，默茨如此說道。這是聯盟黨和社民黨自二戰結束以來第五次組建“大聯合政府”（Gro?e Koalition），也是過去20年間兩大黨的第四次聯合執政。

或許是有了足夠豐富的合作經驗，加上兩個大黨都不希望看到崛起的極右翼選擇黨趁虛而入，雙方在選舉結束后45天就達成協議，結束了德國政壇的不確定性。聯合執政需在人事、政策、財政安排上達成共識，向來都非易事，而這份名為“為了德國的責任”、共146頁的執政協議，充分體現了兩黨“妥協的藝術”。

在經濟與財政政策上，執政聯盟一方面要推動減稅計劃，自2028年起逐步減免企業稅，削減中低收入者稅收，把電力稅降至“歐洲最低水平”，對能源密集企業實施工業電價；另一方面提出未來10年高達5000億歐元的大規模投資計劃，以刺激基礎設施（尤其是交通和數字產業）、綠色能源轉型、公共衛生和教育等事業的復興。

這一系列經濟組合拳既體現了保守派聯盟黨親商界、主導數字化轉型的理念，又照顧了中左翼社民黨支持中低收入群體、發展綠色經濟的訴求。社會政策也進一步納入政綱——最低時薪從12歐元提升至15歐元，每年新建40萬房屋（10萬為政府補貼房），保證養老金平均覆蓋率不低于48%、2035年之前不提高退休年齡。

為了同時滿足兩黨的經濟政策，聯盟黨放棄了其傳統的穩健財政政策，同意與社民黨合作修改基本法、改革“債務剎車”（Schuldenbremse），為基礎設施和國防巨額投資提供財源保障。

執政協議的第二大重點無疑是移民政策，對此社民黨完全朝著聯盟黨的強硬政策靠攏。該協議提出以嚴控非法移民為目標的一系列措施，例如擴大“安全來源國”名單，加快遣返未獲批準的庇護申請者，限制家庭團聚類別的移民，加強邊境管控。同時針對合法移民，協議推出“技術工簽”，以為關鍵產業吸納國際人才。

◆執政協議重點突出了更強硬的移民政策，包括加強邊境管控，遏制非法移民等。

作為另一重點，外交和國防政策同樣是兩黨共識的產物。團結歐盟，平衡跨大西洋與大國外交，為烏克蘭提供軍事、人道主義、重建援助，向來是德國建制派政黨的共識。在美國對俄烏政策充滿變數的當下，執政聯盟決定對標北約標準、提升國防預算至國內生產總值（GDP）占比2%，并加大網絡安全投入、成立新的網絡防務指揮部。執政聯盟也同意在聯邦總理府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協調綜合安全政策問題，對局勢進行聯合評估。

社民黨聯合黨主席拉斯·克林貝爾說，世界秩序重組是聯盟談判過程中一個貫穿全程的主題，“并非要改變一切，而是就對的事做出改變，并且調整螺絲”。

隨著上述三大重點領域的政策目標在雙方協商中落地，相應的政府部門人事安排亦在意料之中：基民盟掌控外交部、經濟事務、能源部等六個部門以及總理府；社民黨掌控財政部、國防部等七個部門；基社盟掌控內政部等三個部門。默茨有望5月出任總理，克林貝爾擔任副總理兼財政部長。

如此人事安排，既契合了基民盟親商界、社民黨重公共事務與綠能、基社盟關切社會保守的政策取向，還盡力平衡了權力分配——最重要的“六大部”（財政部、內政部、國防部、經濟事務部、外交部、勞工部），聯盟黨和社民黨各占一半。

這番竭力達成的妥協成果，一經出爐卻備受爭議，默茨更是成了“食言”的代名詞：他在競選期間對移民問題態度強硬，幾乎貼近德國選擇黨，如今的移民政策卻被后者批評為“屈服于社民黨”；他曾信誓旦旦稱“不可能改革債務剎車”，幾天后便在松綁債務的問題上與社民黨達成一致。

反觀社民黨，其領導的上屆政府施政不力，在今年的聯邦議院選舉中創造出百年來的最差成績，卻因為議會政黨格局成為聯盟黨唯一能聯手的組閣伙伴，反而再度獲得權力。可在選民和部分基層黨員看來，該黨為了獲得權力，既沒有認真總結敗選經驗、做出必要改變，還在國防、親商界、移民等問題上向聯盟黨靠攏，儼然失去了黨魂、淪落成追求權力的機器。

當備受指責的敗選責任人克林貝爾沒有引咎辭職，反而為贏得高位而沾沾自喜時，民意的流失仍在繼續。就在兩大黨公布聯合執政協議的同一天，民調機構益普索（Ipsos）公布的最新民調給予它們殘酷的回應：德國選擇黨以25%的支持率反超聯盟黨（24%），首次躍居第一；社民黨依舊原地踏步（15%）。

◆益普索（Ipsos）的最新民調顯示，德國選擇黨以25%的支持率反超聯盟黨躍居第一。

德國選擇黨聯合黨主席愛麗絲·魏德爾認為，鑒于聯盟黨和社民黨之間達成執政協議，這一民調結果“并非偶然”。“在新政府尚未宣誓就職前，出現如此劇烈的支持率崩塌，在我們國家尚屬首次。”她直言，該民調結果說明其所在政黨“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并承諾說：“我向你們保證：下一屆我們將在政府中執政。”

默茨在柏林介紹聯合執政協議時稱，如果人們感受到政治中間力量不僅能指出問題，還能解決問題，極端主義勢力將失去生存土壤。作為候任總理，他對政府前景保持樂觀。但在“復興德國”之前，史上最脆弱的“大聯合政府”（聯邦議院議席剛過52%）首先要解決的或許是如何遏制持續下滑的民意支持率。

“兩線夾擊”之下挑戰巨大

結合執政協議的內容重點，可見兩大黨希望能回應德國民眾當前的關切：政治極化與碎片化的環境急需穩定有為的政府；經濟停滯、通貨膨脹、住房緊張、難民問題亟待解決；特朗普關稅大棒和俄烏戰事持續沖擊地緣形勢的穩定性……對內保增長、遏制民粹，對外團結歐洲、平衡美國、應對貿易和安全挑戰，這些重任落在了默茨和新政府的肩上。

俄羅斯與特朗普政府的東西方“兩線夾擊”，是默茨和聯合政府當前最直接的外部挑戰。默茨在新聞發布會回答德國之聲記者提問時，特意說了一句英語：“給特朗普的關鍵信息是，德國已經重回正軌。”隨后他承諾將加強國防開支，并希望恢復經濟競爭力。

所謂加強國防開支，針對的是特朗普長期抨擊歐洲在防務問題上“搭便車”“不履行開支義務”，同時重申德國在援烏抗俄問題上的承諾。恢復經濟競爭力，同樣是在貿易問題上回應特朗普，后者針對歐盟打出了一套“跌宕起伏”的關稅組合拳。

默茨曾在選后表示，特朗普已經表明“美國對歐洲的命運漠不關心”，因此他的優先事項是“盡快加強歐洲”、從而逐步實現“真正的獨立于美國”。從執政協議中的經濟政策來看，默茨政府應對特朗普關稅的主要手段是“以我為主”，通過刺激增長的措施（加強財政投資、降低企業稅）的方式強化德國產業競爭力，并讓歐洲“也能依靠德國”。

但不可否認的是，德國的機械、汽車、化工等產業高度依賴出口。在特朗普為歐盟按下關稅暫停鍵的90天內，德國能否在美歐關稅協商、談判中發揮歐盟領頭羊的作用，關系到德國產業和經濟復蘇的前景。

◆特朗普已對進口汽車和汽車零部件征收25%的關稅，德國汽車行業面臨巨大挑戰。

按照最新預測，德國財政赤字將從2024年的2.6%上升至2027年的4.5%，公共債務占到GDP的比例超過60%，這讓不少商界人士對聯合執政協議寬泛模糊的內容持懷疑態度。默茨接下來如何執行經濟政策，每一步都至關重要。

俄烏戰事同樣是對德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早在2022年2月，時任總理朔爾茨便宣布了國家優先事項的轉變，即“時代轉折”（Zeitenwende）。他承諾將投入1000億歐元的巨額資金來增強國防，并遏制“像普京這樣的好戰者”。

◆2022年2月24日，時任德國總理朔爾茨發表關于“時代轉折”的演講。

德國是對烏援助最多的歐洲國家，2022年1月底至2024年底累計援助約合181億美元，僅次于美國。默茨不僅承諾會繼續支援烏克蘭，還要提升國防開支、加強本國防務，甚至在北約或歐盟框架下派出地面部隊赴烏維和。

除了特朗普對俄烏態度的外部因素，默茨援烏最主要的掣肘因素同樣在國內：從心態上說，民眾對看不到頭卻要持續買單的戰爭本就有著天然的厭倦；更不用說能源危機持續影響著民生——相比于戰爭爆發前，現在德國家庭的能源開支增長了31%，電價依舊高企、幾乎與天然氣持平。

◆德國一直是烏克蘭在歐洲最大的支持者。

就眼前局勢來看，新政府在突破重重困局之前，更可能的情況是讓公共財政繼續吃緊。嚴守財政紀律的自民黨已經給聯盟黨和社民黨的聯合政府送上了“債務組合”的綽號。

剛剛發布的聯合執政協議中并未具體談及對華政策，不過透過兩大黨的傳統立場，可以窺見新政府的態度和方向。

聯盟黨長期要求重新評估德中關系，其在今年3月出臺的一份立場草案中表示，“過去以經濟合作促和平的方式沒能產生想要的結果”，因此呼吁減少經濟上的“對華依賴”，并在歐盟框架內達成對華統一策略。而執掌外交和經濟部門的基民盟，預計在對華政策上有著更大話語權。

作為外界口中的“大西洋主義者”，默茨向來以對華強硬著稱。2023年時任總理朔爾茨打算批準中企中遠海運集團入股漢堡港口時，作為議會反對黨領導人的默茨曾激烈反對。競選期間，默茨亦多次呼吁商界在華謹慎投資，理由是“風險巨大”，在描繪對華政策時，他更將冷戰思維表露無疑。

◆中遠集團貨船停靠在德國漢堡的港口集裝箱碼頭卸貨。

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此前接受采訪時指出，德國在經濟方面將面臨兩難抉擇，“自詡為經濟自由主義者、需要保護德國商業利益的默茨將如何應對特朗普的巨額貿易關稅，將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值得關注的事態發展”。

他進而分析道，傳統上，德國在能源上依賴俄羅斯，在市場拓展上依賴中國，在安全保障上依賴美國。歐洲國家中，德國對這“三重依賴”的程度最深，這就導致德國處境尷尬，在處理與這些國際大國的關系時都面臨著巨大挑戰。

社民黨在競選綱領中提到“將以有力的對話”與中國打交道，但另一方面，社民黨高度重視通過對華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如氣候變化、裁軍、核不擴散、債務危機等。加之在朔爾茨執政時期，在華有著大量投資的德國企業顯著影響了他的對華政策。

◆朔爾茨執政時期，德國企業在華有著大量投資。來源：路透社

雖說執政聯盟將所謂的“去風險化”和“降低依賴”作為對華政策的共識，但未來能否貫徹有待觀察。選舉期間的話術本就為吸引選民而服務，默茨在內政問題上已經“食言”就證明了這一點。基于德國眼下的困境，不少學者認為，默茨的對華政策將呈現出客觀、理性、務實的整體基調。

在全球經濟和地緣風險頻發的情況下，謹慎恐怕是默茨政府最穩妥的選擇。距離新一屆聯邦議院開幕、正式選舉總理還有近一個月（5月5日）時間，執政聯盟還有許多準備工作要做，從而應對史無前例的考驗。（作者系國際政治專欄作家、中國翻譯協會會員）

排版 / 李逸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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