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百韜在碾莊圩自戕，老蔣將其追贈陸軍二級上將銜，還給了他妻兒幾十萬金圓券的“撫恤金”，并在追悼會上慨嘆“黃埔精神不死。”結果參會非黃埔系的將軍們背地里嘀咕：“黃埔精神不死者，黃埔精神——不死——也。換言之，黃埔學生的精神不肯為蔣死，而為蔣死者卻非黃埔出身之人。”

香港的《文匯報》將這個口號一字不易地作為短評的標題，只是改動了一下標點，成為“黃埔精神，不死？”氣的老蔣直翻白眼卻無可奈何——當時戴笠去香港帶了手槍，還被關了好幾天，在香港的報紙，老蔣就更管不著了。

真正的黃埔精神是什么，大多數將軍將領是領會不到的，但是他們“不肯死”卻是基本一致的，沈醉在《戰犯改造所見聞》中回憶：“這一百多位將軍，絕大部分是黃埔畢業，我掰著指頭數了一下，僅黃埔一期畢業的，就有杜聿明、宋希濂、黃維、李仙洲、范漢杰、曾擴情、劉嘉樹、馬勵武、周振強、郭一予等十多人。”

某些網文說什么“功德林關了八個黃埔一期生、槍斃了一個”，那純屬瞎掰：筆者在特赦名單中看到，功德林里的黃埔一期生至少有十三個，而且一個都沒被槍斃——“一個不殺”是當時鐵定的政策，那個被槍斃的鄧子超根本就沒進功德林，他是黃埔一期生，也是叛徒，1951年就在寧都被鎮壓了。

“一個不殺”是戰犯管理所不可突破的紅線，在1955年、1956年高級戰犯集中到功德林之前，重慶戰犯管理所是曾上報建議將王陵基、徐遠舉、周養浩等人判處死刑，結果被公安部否決了。

公安部對戰犯的處理原則是“不審不判，集中管教，分批釋放”，后來發展成為“一個不殺，分批釋放，來去自由，言論自由”，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之前，已經有十一個身體不好的戰犯在1957年1月保外就醫了。

戰犯們的身份特殊，經歷也很復雜，比如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鄭庭笈等人都是抗戰有功內戰有過，功過相抵是正數還是負數不好計算，但他們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卻是經過認真評估深思熟慮的，他們首批特赦，也沒有太多的反對意見，而黃維卻因為戰犯管理所的反對，而被從名單上劃掉了。

黃維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一文中也承認，不先特赦他是對的：“第一批特赦時，周恩來總理點名要特赦我，我的名字是上了特赦名單的，并且已經通知了我在清華大學教書的大女兒來接我出去，可是被戰犯管理所給頂住了，他們說我沒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的話，別的戰犯不服呀！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那時不特赦我是對的。那時我對學習非常抵觸，常常說些挑釁性的怪話或做些挑釁性的動作。功德林里的人，無論管理員或同犯，都認為我最頑固，事實也確實如此。”

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有兩個中將兩個少將表現得很“倔強”，黃維就是其中之一，這一點連他自己也承認：“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不久井陘看守所機構遷到北平的功德林。那時我的思想要算最頑固了，經常和同犯爭吵，抗拒管理人員的管理。”

黃維的囂張與倔強，是知道自己沒有生命危險的時候才表現出來的，他被俘的時候，可是要多乖順有多乖順，時任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副參謀長、代參謀長的文強，對黃維被俘的經過十分清楚：解放軍圍住黃維那輛壞掉的坦克喊了兩聲“下來”，黃維就乖乖地舉著雙手投降了，根本沒有半點自殺的念頭。

其實文強也沒必要笑話黃維，他在功德林里的“犟勁兒”，一點也不比黃維差，甚至比黃維還犟——他要是早些承認錯誤，就不用等到1975年在最后一批特赦了。

文強在《口述自傳》中詳細描述了他如何不服和不忿，電視劇《特赦1959》中那個總是搞小動作的劉安國，歷史原型就是文強。

文強的倔強，也是在知道自己不會被判處死刑的時候才表現出來的，他在淮海戰場上，也是主動投降的，沒有想反抗，更沒有想自殺：“來了四五十個解放軍小孩，都是十五六歲， 我一想，大勢已去，還是不要打了。我們的武器摔在地下， 這些小孩很勇敢，上來就搶武器，背槍回去報功了。不一會兒，來了幾個解放軍的兵，把我們俘虜了。”

文強不反抗，小戰士走后他們也沒想逃，就坐在等著后到的人來“收容”。

剛被俘的文強也很配合解放軍的工作，文強在《口述自傳》中回憶：“政委把自己戴的帽子取下來戴在我的頭上，政委說：‘今天晚上還要你做一件事情，請你給戰俘講講話，你只要上 去承認你是中將代參謀長。只說這一句就行了。’ 當晚，在場子上擺了一個八仙桌，有三四百俘虜圍著八仙桌站著，我說：‘這邊的政委讓我講兩句話，講什么話呢，我是我們指揮部的代理參謀長，是個中將。’ 我一講完，解放軍把我從八仙桌上接下來了， 那天晚上，我單獨住在一個房間，吃細糧，還有被子。”

文強剛被抓的時候一點都不倔強，而是十分配合，他是進了功德林后，因為自己沒有見到原先的周主任，這才開始破罐子破摔的。

與原第十三兵團中將司令黃維、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代參謀長）文強一樣，還有兩個中將也表現得十分“倔強”，那就是曾任徐州剿總中將副總司令、前進指揮部主任的杜聿明，和原華中“剿總”中將副總司令兼十四兵團司令官，被俘時是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中將主任的宋希濂。

杜聿明被俘后用磚頭（一說是石頭）砸腦袋，宋希濂在照相時故意搗亂，好像不死就對不起老蔣一樣，他們后來的表現，也比黃維和文強更理智、更積極，所以杜、宋兩位中將都在第一批特赦，而另外兩個跟文強黃維一樣不服管理也不積極改造的少將，一個在最后一批特赦，另一個則沒等到最后一批特赦，就把自己活活氣死了——把自己氣死的，就是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二處少將處長兼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最后一批特赦的頑固特務，就是保密局西南特區少將副區長兼督察主任周養浩。

文強與日偽特務生死諜戰的故事，筆者寫過多次，再寫就重復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文強和黃維一樣，都是一根筋倔到底，所以都是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

特赦時的黃維和文強都不倔了，黃維代表特赦戰犯發言：“我們過去都是蔣介石集團發動反人民內戰的執行者，由于我們的罪行，嚴重阻礙了中國革命的進程，妨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把國家拖到了絕境，論罪真是罪該萬死，死有余辜。”

文強在《口述自傳》中也為自己的選擇自豪：“特赦后，讓我填個表格。我拿起筆就填：第一我不出國，第二我不到臺灣，我唯一的意志是定居大陸。 直到現在，我還認為選擇定居大陸沒有錯，我非常高興這件事。”

徐遠舉和周養浩被抓后，相當一段時間都拒絕改造，以至于我們現在也找不到周養浩所寫的罪行交代材料，徐遠舉倒是寫了一份“自供狀”，但大多數文字都說自己是“奉命行事”。

徐遠舉和周養浩被抓時毫無反抗之意，被抓后也嚇得半死，這一點沈醉看得十分清楚——他自己也嚇得夠嗆：“數以千計的群眾在囚禁我們的白公館附近烈士陵墓祭掃時，爆發出的雷鳴般的口號聲，嚇得我們這三個血債滿身的元兇首惡，都面色慘白，縮成一團，靠在地鋪的墻上。徐遠舉不時用袖子輕輕揩擦由于驚恐而不知不覺從他那鷹嘴尖鼻內流出的清水。”

徐遠舉周養浩剛被抓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都在為生死而恐懼，云南起義時任昆明警察局長的李志正，在《“徐鵬飛”、“沈養齋”落網記》中，也回憶了徐、周二人毫無反抗之意的狼狽相：“只見徐遠舉坐在車中，頭戴一頂呢氈帽，身穿一件藍布大衫，裝成老百姓的樣子，我們就把徐遠舉從車上拉下來，軍統特務頭子徐遠舉就這樣俯首就逮了。周養浩頭發亂蓬蓬的，穿著一件海灰色的絲棉長袍，下面穿著一條黃呢軍褲，不知他什么時候化裝成這不文不武的樣子。我一擺頭，警察們就動手檢查，身上只字不見；打開他的包裹一看，內中有一對水筆，兩件襯衣以及鞋襪、日用品等物。”

周養浩和徐遠舉身上連槍都沒帶，就是怕被搜出武器而被起義部隊就地處決，他們千方百計保住性命之后，特別是得知自己不會被槍斃后，馬上變得陰陽怪氣和頑固抗拒，對表現良好的宋希濂和寫材料積極的沈醉連諷刺帶打擊，全然忘了他們曾經被嚇得縮成一團。

黃維和文強這兩個中將，徐遠舉和周養浩這兩個少將，被抓的時候毫無反抗之意，知道沒有性命之憂后變成了刺兒頭，但是黃維文強和徐遠舉周養浩，還是有本質不同的，他們之間的本質不同，您發現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