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美國陸軍裝甲部隊而言，坦克車載武器系統的性能與乘員發揮其最大作戰效能的能力之間有很大的關系。坦克殺傷力的極大提升反映出光學、火控系統、網絡和彈藥等技術的重大進步，比如停止間或行進間的坦克能夠從更遠的距離精確攻擊目標。美國陸軍裝甲部隊的許多坦克乘員（亦稱“坦克手”，是坦克內編制人員的統稱，一般包括車長、炮長/炮手、駕駛員和二炮手/裝彈手，也有兼職情況）仍在努力學習和掌握坦克射擊的基礎知識。美國陸軍《第3裝甲軍殺傷力研究報告—2019年》和對最近一屆（2024年）“沙利文杯”最佳坦克乘員競賽中射擊項目的分析報告，都強調了裝甲部隊坦克乘員射擊技能熟練程度存在不足的問題。在2024年“沙利文杯”最佳坦克乘員競賽期間，美國陸軍裝甲部隊派出相關坦克乘員，參加了一系列旨在測試和檢驗條令中強調的坦克基本技能的比賽。從比賽成績看，參賽乘員在校炮、目標探測與識別，以及機槍射擊和目標感知等方面存在不足。這些問題反映出，多年來美國陸軍裝甲部隊忽視乘員的坦克射擊訓練已經達到了不得不解決的程度，并凸顯了坦克射擊等技能熟練程度與整個陸軍更廣泛的發展趨勢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第一支坦克部隊（坦克部隊和裝甲部隊在廣義上可以視為同一類部隊，但在具體定義和編制上有所不同；坦克部隊特指主要裝備坦克的部隊，而裝甲部隊更廣泛地涵蓋了裝備坦克和其他裝甲車輛的部隊）的組建催生了其陸軍第一代坦克射擊訓練項目，重點是武器操作與維護。對于依賴狹窄視界來感知態勢的乘員來說，當坦克突然出現故障，在瞬間充滿煙幕的車內進行戰斗，能夠簡單地向敵人的大致方向上發射武器就應該算是完成了任務，特別是那些兼任二炮手和車長的坦克炮長。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陸軍坦克射擊訓練仍然側重于炮長操作和維護武器的能力方面，并通過增加瞄準鏡的使用和目標探測等訓練科目進行改進和完善。實彈射擊是此類訓練的最后階段，訓練結束后每名士兵都有各自的訓練成績單。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坦克部隊的坦克射擊訓練設備

20世紀30年代，美國陸軍裝甲部隊的坦克射擊訓練主要由從車載武器的定向和校正（包括主炮的調炮），到獲得實彈射擊資格等一系列連續的訓練步驟組成，包括對各種模擬目標進行行進間實彈射擊。個人的射擊技能成績單保存在各自單位，射擊分數較高的士兵還會獲得特殊徽章和經濟補償等獎勵。雖然這些措施標志著坦克射擊訓練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進步，但在實踐中，這往往導致靶場示靶員的待遇更高，而不是高效參加戰斗的坦克炮長。更復雜的射擊訓練，包括戰術環境下排級規模的戰斗射擊受到了各種不同型號現役坦克的影響。當時，美國陸軍小型坦克編隊裝備的是即將淘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坦克、幾種較新的變型款輕型坦克，以及用于測試與評估的坦克原型。此外，大多數部隊即使在和平時期也缺乏足夠的人員和坦克補充，而美國陸軍的“漸進式”機械化裝備開發項目意味著，步兵坦克部隊與第7騎兵旅之間在條令和訓練方面存在進一步的差異。

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整改后的美國陸軍裝甲部隊的坦克射擊訓練增加了乘員和單位演習，以及實彈射擊之前的資格認證程序（包括更多的訓練步驟和“關卡式”評估以供記錄成績）。與M2系列輕型坦克和M1系列戰車類似，訓練重點放在相對較短距離的機槍射擊方面（不需要進行復雜的彈道解算）。到了1939年，一些步兵坦克部隊的指揮官主張將坦克集中歸屬各營，以便于更好地對其進行管理，并統一組織射擊訓練。因其屬下單位規模小、兵力不足，而且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和行進道路才能抵達靶場，所以這種利好對于一支分散部署在美國本土各地的坦克部隊來說是不可行的。這些想法與從僅配有機槍的坦克向配有一門37毫米炮塔主炮的坦克（比如M2A4坦克）的轉變相一致。配備主炮的坦克需要對其射擊訓練項目和內容進行相應的調整，以提高坦克停止間主炮的射擊精度，而不是僅僅滿足20世紀30年代期間常見的坦克行進間發射機槍的要求。

1941年，美國第二裝甲師第66坦克團H連的M2A4輕型坦克在田納西州訓練

1940年，為應對歐洲戰時事態發展而大規模組建裝甲部隊標志著美國陸軍坦克部隊的重大擴張，由此誕生了第一批多個裝甲師和獨立坦克營。這種擴張規模和速度削弱了乘員的坦克射擊技能熟練程度，將重點放在培訓新人員、編組新單位，以及為下一波次啟用的單位培養指揮官等方面，致使現有坦克專業人才被“稀釋”，并“侵蝕”了坦克乘員的整體射擊知識和技能。因此，第一批裝甲師和獨立坦克營分別制定和實施了各自的訓練計劃（其中包括坦克射擊技能訓練），并與其裝甲兵司令部分享了訓練成果，裝甲兵司令部則努力將最佳實踐成果納入其訓練工作中。由于缺乏統一的標準化射擊訓練計劃，單位和編隊指揮官成為了各自訓練的設計者和評估者，“既當教練員又當裁判員”。因此，美國陸軍早期的裝甲部隊射擊教學和訓練體現的是一系列由裝備可用性、如何抵達靶場，以及單位指揮官經驗決定的方法。此外，那些認為相比射擊水平，機動能力對作戰效能更重要的指揮官們在其訓練中也存在這種偏見。美國陸軍整個裝甲部隊唯一的共同點是，確保坦克炮長了解和掌握坦克射擊和武器維護的基礎知識。

鑒于此，美國陸軍裝甲部隊開始尋求一本《坦克射擊訓練手冊》，旨在簡化條令、降低訓練復雜性，并提供統一的訓練和裝備使用標準。第一本此類手冊于1943年4月出版，但遠在美國陸軍裝甲部隊首次參加戰斗之后。該手冊主要提供了有關戰斗技巧/技能方面的內容和第一套坦克射擊訓練指導原則。次年7月，根據以往的戰斗經驗和教訓，美國陸軍對該手冊進行了更新，但事實證明，這兩個版本的《坦克射擊訓練手冊》和國外相關條令出版物的價值有限，因為它們都落后于美國陸軍裝甲部隊在戰區的部署和新型坦克的部署。

1943年版本的《坦克射擊訓練手冊》直到第二年冬天才分發給美國陸軍裝甲部隊各單位，而新版手冊直到1947年12月才真正配發海外作戰單位。因此，盡管美國陸軍新版條令已經統一和標準化，但許多裝甲部隊仍然依靠各自的射擊技能參加戰斗。

1945年3月，美國第三裝甲師的M26“潘興”重型坦克在德國科隆

軍官們的“無知”和偏見帶來了另一個問題。盡管匱乏坦克射擊基礎知識，但美國陸軍裝甲部隊的迅速擴張使相當數量的軍官擔任了指揮官。裝甲兵司令部試圖通過在美國陸軍裝甲兵學校（亦稱坦克學校）開設坦克射擊技能培訓課程來解決這一問題。該沉浸式課程始于1943年3月，詳細介紹了坦克射擊的特點及其技能培訓，這與之前專注于教授術語和武器操作的課程形成鮮明對比。事實證明，只要參加了這門課程培訓，美國陸軍裝甲部隊的指揮官們都獲益匪淺。二戰結束時，初/下級軍官和士官們一致建議裝甲部隊的指揮官都應參加該課程培訓，并積極參加與坦克射擊有關的各種訓練和演習。

事實證明，保持美國陸軍已部署裝甲部隊的坦克射擊技能熟練程度很困難，二戰期間的戰斗損失嚴重影響了各單位指揮官和坦克乘員的訓練計劃和安排。盡管有訓練有素的補充人員，但其完成訓練與到達指定分配單位之間往往存在過長的時間間隔，因此需要在戰區內重新進行訓練。美國陸軍裝甲部隊訓練的整體水平，尤其是坦克射擊的技能水平，不足以滿足作戰行動的需求。此外，戰區新來的坦克炮長往往對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主炮調炮和瞄準目標的速度很慢，而且在戰場上很難做出對精確彈道解算至關重要的距離判定。

盡管如此，二戰結束后，美國陸軍裝甲部隊還是制定了統一的坦克射擊訓練計劃，該計劃以基于戰時經驗和教訓更新的條令為基礎，并輔以有效的學校教學培訓。實現這一積極發展的成果需要整個裝甲部隊的穩定。戰后時期的特點是長期不穩定，迅速而倉促的復員退役導致美國陸軍裝甲專業人才的大規模流失和整個陸軍人員的動蕩。保留下來的大部分裝甲專業人才被用于履行無關本職崗位的職責任務，事實上，這些任務需要的是文員和巡警等人員而非坦克炮長。旨在應對國家緊急情況的美國陸軍總預備隊只下轄一個裝甲旅，其人員和裝備短缺嚴重影響了部隊的坦克射擊訓練。為提高擁有建制坦克部隊的步兵師的作戰效能而進行的組織變革多數也是“紙上談兵”。

比如駐扎在日本、編制4個步兵師的美國陸軍第8集團軍，其麾下的每一個步兵師都應該下轄1個獨立坦克營和3個團屬坦克連（事實上，只下轄一個團屬坦克連）。即便如此，人員短缺、其他職責任務、在野外演習期間充當“假想敵”，以及進入適當的機動地域和靶場的有限機會，都削弱了該集團軍各個坦克部/分隊的訓練效果。雖然第8集團軍的人員和訓練情況在1949～1950年有所改善，但由于缺乏有經驗的指揮官、缺乏參加過第19類軍事職業專業（MOS，簡稱軍事專業；第19類代表裝甲部隊，19A、19B、19C和19D分別代表一般裝甲部隊、裝甲部隊、輕型裝甲部隊和裝甲騎兵部隊）訓練的補充人員，以及高級士官和軍官經常被調離部隊領導崗位，坦克射擊技能的熟練程度仍然受到嚴重影響。此外，該集團軍各個坦克部/分隊仍然兵力不足，而且考慮到日本的基礎設施，部/分隊裝備的是輕型坦克，而不是根據《編制與裝備表》所規定的重型坦克。這樣一來，美國陸軍第8集團軍各步兵師麾下的坦克部/分隊無論進行什么樣的射擊訓練，幾乎都沒有接近于實戰標準。

撤編歐洲戰區的機械化騎兵、坦克和坦克殲擊部隊為美國創建駐德治安部隊提供了資源，這是一支以維穩行動為主要任務的輕型機械化部隊，幾乎不需要坦克射擊技能。隨著冷戰的開始，美國駐德治安部隊換裝組建了第一批裝甲騎兵團。裝甲騎兵團的組建推動了專門用于射擊和機動訓練的坦克訓練場地的完善和發展，這些場地曾經是德國國防軍使用過的。此外，針對歐洲戰區專門制定的訓練計劃提高了美國陸軍在歐洲小規模部署的部隊的整體戰備水平。這些事態發展體現出美國對歐洲安全的新承諾，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立突顯了這一承諾。

訓練中的美國M47“巴頓”中型坦克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后，由于美國陸軍難以組建和部署戰時所需兵力的坦克部隊，乘員的坦克射擊技能熟練程度進一步下降。最初部署到韓國的許多坦克營都接受了從美國陸軍眾多部隊抽調的大批補充人員和士兵。因此，新組建的坦克部隊在乘員和單位層面缺乏凝聚力，而由于無法熟悉戰斗部署前夕配發的坦克，致使情況進一步惡化。投入釜山周邊地區的戰斗后，這些部隊一度無法按照既有策略和條令進行訓練以提高射擊技能。坦克射擊技能和熟練程度只能通過戰斗而不是通過刻意制定的訓練計劃來提高。同樣，那些當時為駐韓美國陸軍坦克部隊提供補充人員和士兵的單位的戰備水平也下降了，直到能夠融入新的單位并重建凝聚力。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戰斗的壓力下，美國陸軍裝甲部隊及其乘員的射擊技能普遍得到了提高，而且不僅僅體現在作戰地域。軍事經費和最終兵力的增加使得這些部隊的人員配備和裝備更加務實，從而促進了依據現有標準和條令組織實施的訓練。得益于戰斗經驗和可能與蘇聯發生實際沖突的持續危險，這一向好趨勢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一直持續。事實上，美國陸軍有的裝甲部隊開始超越既定的條令訓練措施，比如第一裝甲師開設了一門特殊的戰斗課程來測試乘員射擊技能就是例證。此外，坦克射擊技能熟練程度的提高還得益于對乘員、分排（Section，相當于把一個排劃分成了兩個作戰單元，每個單元的編制大于一個班，但又小于一個排）和排級訓練與戰斗的重視，包括定期組織乘員技能熟練程度測試、戰斗演練，以及在實戰中組織坦克排/裝甲排以進攻和防御態勢與目標交戰。此外，這10年也標志著坦克炮長可用手段的改進，比如可集成主武器、合像式或立體鏡式光學測距儀，以及機械計算機的火控系統的出現，增強了坦克炮長探測、識別、捕獲和攻擊更遠距離目標的能力。這些特性在M48坦克上得到了體現，相關的乘員訓練集中在充分利用其可用的技術改進能力方面。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隨著M60系列坦克的部署，坦克武器、光學設備、彈藥和火控系統不斷改進。如果坦克射擊技能、熟練程度能夠保持同步，坦克乘員、排、連和營的能力和殺傷力就會變得更加強大，但事實并非如此。美國向越南大規模派遣地面作戰部隊造成了人員動蕩，削弱了非部署部隊之間的凝聚力。比如，美國陸軍駐扎在西德的裝甲部隊只不過是已經部署到越南地面作戰部隊的后備力量。即使沒有這場東南亞戰爭，當時的美軍人事管理系統也決定了單個士兵的派遣時限，既沒有設定任務期限，也沒有考慮單位指揮官的需求。期間，大多數單位每個季度都會經歷30～40%的人員流失，而上級單位和部門頻繁抽調士兵的趨勢則加劇了這種情況。在坦克乘員獲得相應資格之前，設法穩定和保留這些乘員的指揮官隨后經歷了更高的人員流失率。

事實證明，當許多經驗豐富的美國陸軍裝甲部隊坦克專業的士官在越南戰爭后退役或調離各自的單位時，管理部隊內部的人員動蕩問題十分困難。盡管這些流失的經驗豐富的士官被其他兵種士官的調入和重新分配崗位所彌補，由其負責對入伍裝甲兵的新乘員進行訓練，但他們在分配到裝甲部隊之前并沒有接受過相關技能熟練程度方面的培訓。雖然美國陸軍裝甲兵學校對士官進行過必要的領導力培訓，但沒有對其實施過相關技能熟練程度方面的培訓；這要么是在工作中學到的，要么是通過臨時組建的培訓機構學到的。因此，事實證明，新任坦克車長的士官監督其所屬乘員或充分發揮坦克性能的能力有限。將沒有經歷過裝甲部隊指揮課程培訓的高級軍士長分配到裝甲部隊，致使這些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原因在于這些高級軍士長缺乏技戰術經驗，這削弱了其指導所屬單位坦克車長和管理訓練的能力。同樣，因為其在校培訓側重于在大規模動員的情況下為更高任職崗位做準備，而不是下一個任職崗位，所以新任排長對坦克及其性能基本上是知之甚少。

乘員年度資格認證是坦克射擊訓練的“高級”階段，也是單位戰備就緒的標志。訓練仍然按照循序漸進的過程組織實施，包括從個人技能到乘員技能培訓，直至實彈射擊資格訓練結束。盡管坦克排/裝甲排屬于最小的機動分隊和裝甲部隊的骨干力量，但排或更高大規模的集體訓練隨著旨在磨練部隊“肌肉記憶”戰斗演練的實施而逐漸消失。雖然條令為裝甲部隊的射擊訓練提供了指南，但沒有提供相應的《射擊訓練測試表》（即坦克射擊技能測試表，通常包括射擊技巧測試表、模擬目標訓練測試表和實彈射擊資格認證表）或評估要求。

即使只強調坦克乘員水平訓練，美國陸軍裝甲部隊各單位指揮官也提到了在人員動蕩的情況下實現坦克射擊技能熟練程度面臨的許多挑戰，包括抵達靶場條件受限、經費短缺、乘員調任行政崗位以及彈藥限制等。事實證明，這些問題遠沒有乘員射擊訓練和資格認證的方式那么重要。射擊資格認證通常在原始靶場（通常指的是最早建立的、用于訓練和測試武器的場地）進行，在這些靶場中，坦克乘員不會進行車體處于掩蔽處的實彈射擊，目標通常非常巨大且醒目獨特，并且目標陣列（指的是在射擊訓練或實戰中，為了更有效地瞄準和射擊目標而設置的特定排列方式。這種排列方式通常包括多個目標，按照一定的幾何形狀或排列順序進行布置，以便于射手進行練習或攻擊）從未發生變化；部隊的自我評估和糟糕的記錄保存對于發現訓練缺陷，并進行糾正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參加訓練的乘員認為射擊資格認證只是一種死記硬背的練習，與戰場關系不大。因此，其實施往往以不嚴謹的射擊技能訓練為特征，且在不切實際的資格認證訓練環境中產生結果，卻沒有體現戰術技能熟練程度方面的訓練。因此，有一次，一位坦克營營長將射擊訓練和資格認證的整個性質描述為“……這就是一場鬧劇，即一種針對乘員在‘坦克大戰’中生存能力的不真實、人為且具誤導性的衡量指標。這還僅僅是我們真正的坦克射擊訓練的開始。從目前的表現來看，這只能算是練習槍法，而不是坦克射擊訓練。”

這樣的評價預示著，對于一支被認為對抗擊華約組織數量占優的裝甲機械化部隊至關重要的美國陸軍駐中歐地區的裝甲部隊來說，是一個不祥的預兆。此外，1973年的“阿以戰爭”凸顯了坦克射擊技能熟練程度在現代戰場上的重要性。這場沖突迫使美國陸軍不得不面對潛在的無預警沖突的現實。在這樣的沖突中，其部隊只能以目前的戰備狀態投入戰斗，而不會擁有幾周或幾個月的時間來磨練技能以達到戰斗標準。對于部署在中歐地區的美國陸軍裝甲部隊來說，這一前景確實令人擔憂，因為人們普遍預測，如果發生戰爭，一輛坦克的預期壽命是用小時和天來計算的。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陸軍裝甲部隊在加拿大舉行的“陸軍杯坦克射擊比賽”期間表現平平，進一步加劇了其在戰斗中表現不佳的可能性。這場北約成員國之間的比賽被視為“坦克射擊奧運會”，受到了國際和媒體的廣泛關注。美國參與者的不合格表現引起了人們對其陸軍裝甲部隊（部署在與華約組織潛在戰爭的前線）的訓練和戰備問題的負面關注。

駐德美軍M60A3坦克在演習中沿街道開進

1973年，美國陸軍組建了訓練與條令司令部，旨在尋求該軍種的訓練改革，強調提高戰備狀態，為近期大規模沖突做好準備。同年爆發的“阿以戰爭”表明了準備不足的代價，從而推動了這些努力。因此，改進與完善坦克射擊技能訓練始于訓練與條令司令部實施的更廣泛的全陸軍訓練改革。從中東戰爭中汲取的經驗教訓以《訓練通告》的方式供美國陸軍裝甲部隊借鑒，該軍種下屬的裝甲中心還為坦克乘員制定了射擊技能熟練程度測試方案。1975年實施的“坦克炮長”計劃推動了“主題”專家（指精通某一領域或專業的專家）來協助單位指揮官組織坦克乘員射擊訓練、武器操作與維護，以及糾正射擊訓練中存在的問題等。《坦克射擊條令》明確要求應該提供《坦克排/裝甲排射擊訓練測試表》，這標志著美國陸軍對裝甲部隊各單位殺傷力的重新重視。在訓練與條令司令部強調戰備狀態的推動下，美國陸軍各裝甲部隊制定了各自的訓練計劃，進行定時打擊（即設定時間限制）和遠程精確打擊訓練，同時強調首發命中率和節約彈藥的重要性。美國陸軍訓練與條令司令部于1978年制定的《職業管理領域》第19類人員（即裝甲專業人才）配置計劃，為坦克乘員確定了一套特定技能集，旨在作為這類人員選拔與培訓的指南。

在20世紀80年代，《坦克射擊條令》將用于指導和評估訓練的《坦克專業技能訓練測試表》擴展到乘員、分排和排。隨后，美國陸軍訓練與條令司令部又推出了一套匹配的《戰術技能訓練測試表》，旨在提升與坦克瞄準目標和實施戰術機動相關的技術技能。資格認證標準的提高反映出乘員需要真正具備熟練的射擊技能，從而在戰斗中能夠以少勝多。坦克乘員被期望將獲取必要的技能，以實現5∶1的最低殺傷比（5∶1的比例意味著，在相同的戰斗條件下，敵方每損失5輛坦克，己方僅損失1輛）。雖然這些變革保留了訓練和評估的漸進性，但提高了資格認證門檻，并強調了以戰場為導向的任務和技能。此外，新的《射擊技能熟練程度標準》、《士兵手冊》，以及美國《陸軍訓練與評估計劃》（ARTEP）的有意結合催生了明確的訓練目標和策略，其中包括每年至少舉行一次營或旅級規模的野外訓練演習。美國陸軍下屬的國家訓練中心（NTC，建立于1980年）的啟用，提供了另外一種培訓機會，最初側重于培養排、連和營級規模分隊和乘員的機動和射擊技能。基于激光技術開發的相關設備和模擬器也擴大了可用于在實彈射擊訓練之前磨練射擊技能，并在之后保持射擊技能的訓練設備的范圍，其中“單位”射擊訓練模擬器發揮了最為重要的作用。

這些變革的有效性在于美國陸軍裝甲部隊指揮官和士官的積極參與，士官因其擔任坦克車長、炮長或二炮手而顯得尤為重要。因此，裝甲兵司令部致力于將坦克專業士官調離其非坦克專業任職崗位，并將其重新分配給坦克部隊。“坦克炮長”計劃實現了預期目標，“主題”專家很快就贏得了裝甲部隊指揮官的尊重。不幸的是，許多坦克炮長通常還兼任副排長，這種雙重責任讓坦克炮長崗位的候選人望而卻步。將坦克炮長調任連部有助于解決這個問題，同時加大針對所有裝甲專業士官的射擊訓練量，使坦克炮長能夠將自己的專業知識集中用于對其單位最有利的領域。美國陸軍裝甲兵學校力求使《士官基礎課程》側重于培養坦克車長，而《士官高級課程》則側重于副排長的培養，并納入一些針對坦克炮長專業的訓練。同樣地，軍官培訓開始涵蓋針對坦克排和連作戰方面的技術訓練。一站式部隊訓練的構建及其對結業士兵是否勝任坦克駕駛員、二炮手、炮長或車長的資格認證，有助于裝甲部隊指揮官更加靈活地分配乘員的專業崗位，從而抵消人員動蕩帶來的影響。

這些條令、訓練和人員變化的共同助益在于更加關注戰場上的坦克射擊技能。資格認證不再是一項考核項目，而是成為一項嚴肅的訓練活動。資格認證成績/分數的公布進一步推動了單位之間的競爭，從而更加鼓勵了這種態度的轉變。此外，通過射擊訓練模擬器進行的持續訓練，以及坦克射擊和戰術技能訓練計劃（納入整個年度訓練周期中）的制定，不僅消除了重復重新學習基本技能的需要，而且能夠實現更高層級的訓練。

提高乘員和單位的訓練標準、強調指揮能力，以及通過訓練輔助設備和模擬器增加的訓練機會相結合，確保了坦克射擊技能熟練程度與M1/M1A1“艾布拉姆斯”主戰坦克的性能相匹配。由此生成的坦克殺傷力在1991年的“沙漠風暴”行動中顯現出來。美國陸軍裝甲部隊與伊拉克軍隊之間的戰場沖突給伊軍帶來了災難性后果。這場沖突驗證了20世紀80年代美國陸軍對《坦克射擊條令》、訓練方法、領導力培養和坦克炮長使用所做的改變。盡管當時裝甲部隊的訓練主要針對的是在中歐地區與華約組織潛在的沖突（而不是在中東與伊拉克發動沖突），但這標志著坦克射擊技能熟練程度的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