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報道稱，美國制造業實現重大突破，推出首件純國產化T恤，所有環節均在美國完成，實現供應鏈自主可控，售價12.98美元，向沃爾瑪供貨。

不過，這個定價遠超沃爾瑪常規低于6美元的采購價。

美國縫紉工人時薪高達22美元，是孟加拉工人的8倍，但生產效率僅為其60%。這意味著每件T恤的人工成本就需6.6美元，占總售價的51%。

生產這款T恤的美國服裝公司merican Giant首席執行官兼創始人BayardWinthrop表示，讓這款12.98美元的T恤在經濟上可行的原因并不是關稅，而是沃爾瑪的規模和有保證的訂單。

在北卡羅來納州的縫紉車間里，70名美國工人操作著價值100萬美元的進口設備，將本土種植的棉花織成“美國制造”的標簽。

這一場景估計讓美國人也懷疑自己的眼睛。

對等關稅的目標

自從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國總統以來，他宣稱轟轟烈烈的對等關稅政策的目的是為了讓制造業回歸美國。經濟學家對關稅能否實現這一目標表示懷疑，并擔心其造成的損害將超過帶來的好處。

他的目標能夠真正實現嗎？回顧一下美國制造業的歷史和現狀也許可以找到答案。

20世紀50年代，美國私營部門約35%的就業崗位集中在制造業。如今，美國制造業就業崗位達1280萬個，僅相當于私營部門就業崗位的9.4%。

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數據，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比GDP從2005年的13%下降到2024年的10%，2024年增加值金額大約是2.9萬億美元（最終制造品銷售額則要大得多，接近5萬億美元）。作為參照，2022年全球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是17.5%。從全球排名來看，2022年美國制造業的增加值占比全世界比重為15%，中國是30%，中國遙遙領先于美國，而美國則大幅領先于其它主要工業國。

美國商務部的一個研究認為，美國制造業的就業總量大約是1500萬，比勞工部非農就業統計多了200萬左右，而這個寬口徑的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則接近17%。

在勞工部非農就業統計中（窄口徑下），2000年初美國制造業就業是1728萬，到2025年初則只有1276萬，比2000年初下降了450萬，下降幅度為26%；同一期間制造業就業占非農就業的比重則從13%下降到8%。

要了解制造業是否有可能重返美國，首先要了解美國是如何失去世界制造業強國地位的。

美國制造業的崛起

美國崛起成為全球制造業巨頭是多種因素共同推動的。

20世紀初，美國率先使用可互換零件和組織要素進行大規模生產。凱斯西儲大學經濟學家蘇珊·赫爾珀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促使制造業產能大幅提升，同時也給競爭對手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戰后，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加入中產階級，推動了耐用品支出的大幅增長，例如汽車和新房所需的家電。美國是美國制造業產品的最大買家。

這些產品中有很多在當時都屬于高科技產品，例如洗碗機、電視機等，它們往往源于戰爭期間的一系列創新成果。選擇在美國而非其他國家生產這些產品，是合情合理的，因為保持領先地位需要研發團隊與工廠車間緊密合作。

得益于20世紀初開始的高中教育運動，美國擁有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勞動力，這也起到了幫助作用。

服務引領

20世紀50年代后，制造業在美國經濟中的地位開始下降。部分原因僅僅是因為美國人變得更加富裕，將更多的支出投入到旅游、餐飲和醫療等服務業。

“你變得更富有了，你只能買這么多車，然后你開始購買服務，”赫爾珀解釋道。

就業崗位隨著支出的增加而增加，越來越多的人轉向服務業，例如酒店、銀行、律師事務所和醫院。經濟衰退和復蘇期間，制造業就業崗位有起有落，但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制造業就業崗位基本持平，而服務業就業崗位不斷增加。

美國人購買的許多非耐用品（例如服裝）的生產地也發生了變化。許多生產轉移到了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南部各州。

大約在這個時候，世界上勞動力成本低得多的欠發達地區開始加大在拉丁美洲和亞洲的非耐用品生產。美國開始進口越來越多的此類產品。隨著時間的推移，食物攪拌機等輕型耐用品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

中國沖擊

20世紀80年代，情況開始發生變化。美國非耐用品制造商與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競爭越來越困難。這種情況在20世紀90年代進一步加劇，部分原因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降低了對墨西哥商品的關稅。

厄普約翰就業研究所經濟學家蘇珊·豪斯曼指出，隨著韓國等發展中國家鋼鐵工業的崛起，全球鋼鐵產能過剩，美國鋼鐵生產商也遭遇了失業。

但與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向外國投資開放并獲得全球市場準入后的情況相比，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發生的事情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戈登·漢森表示：“我們突然在一個低工資國家擁有了相當大的生產能力，這是一個重大轉變。”

美國以前也面臨過來自其他國家的進口競爭，但從未有過像中國這樣巨大人口基數的國家成為對手。而且，中國崛起的速度比日本等國快得多。1999年，中國商品出口額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左右，甚至低于瑞典。2008年，中國就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國。

家具和小家電等低技術含量產品的美國制造商尤其遭受重創。漢森與大衛·奧托爾和大衛·多恩合作，記錄了廉價中國商品的涌入如何沖擊美國南部和中西部的制造業社區，并損害了本土工人的利益。他們稱之為“中國沖擊”，這個名字至今仍沿用至今。

美國現在的情況

隨著中國生產的商品越來越多，美國則變得更加擅長提供服務。

許多產品無法在全球范圍內交易，例如倫敦人無法輕易去圣地亞哥看牙醫。但有些產品，比如軟件和其他知識產權產品則可以。例如，2023年，美國出口了價值240億美元的廣告服務。

美國目前的服務出口額超過1萬億美元，遠超其他任何國家。此外，由于企業出于稅收目的，將在美國開發的知識產權（如專利和商標）轉移到海外，美國的服務出口被低估。（愛爾蘭是這些知識產權的主要目的地，也是全球第四大服務出口國。）

漢森和恩里科·莫雷蒂在最新研究中發現，1980年，制造業占美國高薪工作崗位的39%（經教育等因素調整后）。到2021年，這一比例已降至20%。同期，金融、專業和法律行業的高薪工作占比從8%躍升至26%。

如上所述，很直接的結論是制造業就業的下降主要來自低技術含量、勞動密集型的傳統行業，例如紡織服裝、造紙、印刷、家具和木制品、金屬冶煉、電子、電器產品組裝制造等行業，就業損失占比大約75%。進口替代是美國制造衰落的主要原因。

就業下降較少的行業則主要是技術含量較高，資本技術較為密集，對工業基礎能力影響較大的行業，比如化學工業、機械設備制造、金屬制品加工和交通設備等。

實際上，美國制造業就業的下降集中發生在2000-2010的“短暫”期間，2011-2025期間則不但沒有下降，而是經歷了相當的回升。

2000-2010年期間美國制造業的衰落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2000年到2004年初，制造業總就業從1728萬下降到1429萬，每年平均下降75萬，總量為300萬。在2004年初-2006年中期間，有接近兩年半的緩和期，制造業就業只有小幅的下降。從2006年下半年開始就業再度快速下滑，到2010年初美國制造業就業下降到了1140萬的歷史低點，在3年半的時間里總共下降了280萬，年均約為76萬，速度和上一個下滑期間十分接近。在整個10年之中，來自新興工業國家的廉價商品迅速占領美國市場，成本劣勢是美國制造業衰退的主要原因。

上述變化的主要原因是美國之外的國家已經開始富裕起來，比如在這一波經濟全球化中最為受益的中國，人工成本、土地、環境成本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上升，這讓中國商品的國際價格優勢不再顯著。實際上，中國的制造業就業比重從2012年觸及頂峰之后開始下降。這些變化帶來的一個合理推測是在過去的十多年中，在相當多的產品類別上美國制造業已經具備了成本競爭力，或者是成本劣勢不再明顯。

制造業能復蘇嗎？

數百年來，經濟學家們一直反對廣泛使用關稅，這一點不會改變。他們認為，消費者和企業支付的價格上漲最終會削減其他商品和服務的支出，包括美國制造的商品和服務。這將抵消美國國內生產和政府收入增長帶來的任何好處，因此，雖然一些制造商可能會因關稅受益，但大多數美國人的境況會惡化。

漢森指出，即使制造業就業崗位增加30%，也只能使制造業在私營部門就業中的份額升至12%左右，遠低于以前的水平。

豪斯曼指出，制造業崗位能以其他行業無法實現的方式創造其他崗位。她和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一樣，認為美國應該加大對某些產品的生產投資，即使這樣做會有成本——但應該采取更有針對性的方式，而不是通過大范圍征收關稅。

她說，增加半導體等高科技產品的美國國內生產就是一個例子，這不僅是為了創造就業機會，還出于經濟和軍事安全的考慮。但對于許多低成本產品來說，這一論點并不成立。

有觀點認為，關稅的負擔會分成兩部分，美國居民和外國供應商。外國供應商承擔的部分是隱性的，通過美元的升值，通過國外供應商的降價來實現。這些降價和匯率升值，讓美國得到了更好的貿易條件，效果是降低國際收支逆差，但不會促進制造業回流。

而美國居民負擔的關稅部分，則相當于對本地制造的補貼：稅后價格上漲，從而讓本地生產變得更有利可圖。

“我們想重新開始自己生產的T恤嗎？”豪斯曼問。“這有多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