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舉世震驚的西安事變爆發。此時國民黨內一片慌亂，而最慌張的人莫過戴笠。

作為國民黨的特務頭子，他負責情報工作和蔣介石的安全工作，而事前他對此事竟然一無預警，二無防備，坐看蔣介石落難，毫無疑問，如果追究起來，他將面臨不可推卸的責任。

沒過多久，黃埔的同學就打來電話質問戴笠：你負有特種工作的責任，何以使校長受此危險？校長如有不測，我們找你算賬！

西安事變這場巨大的危機，對戴笠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事實證明，戴笠在此事中應對得當，最終化“危”為“機”，并完成了他仕途上的又一次飛躍。

一、起于微時

戴笠1897年出生于浙江衢州江山縣，18歲的時候就讀于浙江第一師范，他雖然很聰明，但性格不羈，入學沒多久，他就因為違反校紀被學校開除，從此結束了他的學生生涯。

離開學校后，戴笠先是投筆從戎，在浙江潘國綱的學兵營當志愿兵，后又脫離軍隊，跑到上海當了一陣子浪蕩子。期間，他結識了還是小學老師的胡宗南，又在上海股票交易所認識了蔣介石、戴季陶、陳果夫等人，給他們當跑腿伙計。

后來，蔣介石炒股賠本，戴笠失去生活來源，只能離開上海。走投無路之際，他遇到了小學同學毛人鳳，毛人鳳當時正在黃埔軍校當學員，建議戴笠也可以去試一試。

1926年，妻子毛秀叢典當了陪嫁的金簪，拿著這筆路費，戴笠千里迢迢去了廣州，并成功考入黃埔第六期騎兵科。當時，騎兵在現代戰爭中的作用已經不大，但戴笠卻以其精明活泛的頭腦贏得了上級的賞識，北伐戰爭中，他奉命到南京收集情報，從此踏上了情報之路。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武力清黨，戴笠站出來揭發他的黃埔同學，告發了20多名共產黨員，吸引了蔣介石的注意。此后，戴笠開始專門為蔣介石進行情報活動。

1930年，蔣介石成立特務組織“調查通訊小組”，戴笠成為其中一員。2年后，蔣介石在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下成立特務情報組，指名戴笠負責領導，這個服務于軍事委員會的情報組織，實際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軍統”的前身。軍統就是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下轄組織，全稱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同年，蔣介石還下令組織了“力行社”，即藍衣社，戴笠在其中的特務處擔任處長，并很快成長為頭號人物。

二、轉危為機

西安事變的發生，讓戴笠這個特務頭子備受質疑，很多人都想借機把戴笠扳倒，尤其是那些桀驁不馴的將軍們。

實事求是地說，戴笠當特務還是很盡責的，比如他曾因為“屬下援女求歡”打過顧祝同的小報告，還批評過胡宗南，說他們戰區作戰不利，“全因生活優裕軍紀渙散致無斗志”，因此國軍的高層中有很多人都對他不滿。

如果蔣介石真的死在了西安，戴笠一定不會有什么好下場。所以，于公于私，戴笠都必須第一時間趕去西安解救蔣介石，哪怕和蔣介石死在一起也只能認了。

12月23日，蔣介石被關后11天，戴笠召集手下訓話，聲淚俱下地表示：“此去兇多吉少，我到西安與校長共生死。”

來到西安后，戴笠見到了張學良，當時東北軍內也有很多人知道戴笠的厲害，力主除掉他、張學良卻知道戴笠對蔣的重要性，于是把他關在了地牢。期間，戴笠寫下遺書：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愿也，惟未見領袖，死不甘心。

以戴笠當時的資格，還不夠參與到西安事變的談判中，但他能來，心意就得到了證明，這也是戴笠想要的效果。不久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獲釋，戴笠也脫險，見到蔣介石后，戴笠立刻跪在蔣介石面前，抱住蔣的腳失聲痛哭，臭罵自己失職、無能。

其實，在西安事變前，戴笠早就知道了張學良和紅軍有聯系，并把相關的情報送到了蔣介石那里，只不過蔣介石確實沒有想到張學良會發動“兵諫”——如果不是事后諸葛亮，誰又能想得到呢？

戴笠的表現贏得了蔣介石的信任，正如蔣介石在1922年登上永豐艦，營救陷于陳炯明之手的孫中山，進而獲得孫中山的信任那樣。不久后，蔣介石寫了一本《西安半月記》，其中專門提到，自己蒙難之際，和宋美齡一起趕到西安的是“蔣鼎文、戴笠、端納、（宋）子文”。

作家魏斐德曾為戴笠寫過一本著名的傳記《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他在書中指出，戴笠一生最關鍵的時刻，就是他在1936年的西安事變，通過在此事中的表現，他成功地強化了他和蔣委員長之間的關系。

西安事變后不久，全面抗戰爆發，蔣介石組建“軍統”，由軍委會辦公廳主任賀耀祖擔任掛名局長，戴笠擔任副局長并負責實際工作。至此，戴笠真正來到了自己的仕途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