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圍觀群眾

去年最亮眼的是杭州，最“虧”的是杭州銀行。

其他銀行虧錢虧客戶，杭州銀行虧的，是一個脫穎而出的機會。

只看數據，杭州銀行賺了不少。2024年實現營收383.82億元，歸母凈利潤169.83億元，同比分別增長9.61%和18.07%，已經遠超預期。

人均薪酬在連降兩年之后，也迎來了上漲，怎么看都是“優等生”。

但深究報表，增長其實與經營關系不大，更像是財技的結果。

在深度周期里，給出逆勢增長的數據固然令人興奮，但沉溺在數字游戲中的杭州銀行，似乎忘了眼前的當務之急。

那就是自己以基建客戶為主的貸款結構已經不再適應時代需要了，大基建時代結束之后，杭州銀行必須找到更通順的增長邏輯。

答案其實已經擺在了案頭——杭州六小龍橫空出世，沒有哪家銀行，比杭州銀行更接近本輪AI和高端制造產業浪潮的中心。對一家深耕區域經濟的城商行來說，這樣的機會千載難逢。

問題是杭州銀行似乎對此并不上心，不管是因為貸款結構僵化難動，還是保守的戰略路線，杭州銀行都沒能趕上這陣彎道超車的東風。

而這樣的機會，也許不會再有了。

杭州銀行的業績增長是怎么來的？

一言以蔽之，有財技也有偶然性，就是和經營關系不大。

在過去四年里，杭州銀行撥備覆蓋率均維持在500%以上的高水平。

根據財政部2019年9月發布的《金融企業財務規則（征求意見稿）》，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撥備覆蓋率基本標準為150%，對于超過監管要求2倍以上的，應視為存在隱藏利潤的傾向，要對超額計提部分還原成未分配利潤進行分配。

換言之，杭州銀行隨時都有充分的空間釋放利潤，以此“營造”凈利潤雙位數增長的局面。

事實上它大概率也是這么做的，過去四年里，杭州銀行的撥備率一直走低，2024年更是相對大幅降低，如此一來，凈利潤的高速增長，很有可能只是數字游戲。

另一方面，這種增長來自金融投資。

杭州銀行的資產構成主要是貸款和金融投資，占總資產的比重分別為42.62%和45.98%。

發放貸款賺的是利息收入，2024年為628.68億元，同比增長4.24%。

相比之下，金融投資的獲利增長更為顯著，其中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同比增長74.82%，匯兌損益更是同比增長近500%。

但這兩者與經營關系不大。公允價值增長主要來自基金和債券投資等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價值變動，而匯兌收益則與匯率波動有關，都存在一定偶然性。

但在偶然之外，杭州銀行也的確有其過人之處，甚至在不少行業人士眼中，它有著不遜于全國性股份制銀行的基本面，曾是最有潛力的城商行。

體現在數據上，就是在13家城商行群雄割據的浙江，2024年上半年只有兩家城商行營收突破百億，一家是寧波銀行（344.37億元），另一家是杭州銀行（193.4億元）。

但與寧波銀行的“白手起家”不同，杭州銀行開局屬于摸了滿手王炸。

過去數十年里，隨著G20、亞運會等重大活動的開展，杭州的固定資產投資一度沖高至20.8%的高點。

極高的資金需求創造了無數業務機會，大股東為杭州財政的杭州銀行因此得以借勢騰飛的同時，也形成了如今的資產結構。

公司貸款占杭州銀行貸款總額的比重始終維持在60%以上，其中與基建相關的三大行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合計占比也維持在40%以上。

興業證券研究顯示，杭州銀行2013年基建相關貸款占對公貸款占比僅為23%，到了2023年上半年，該比例增加至63%，明顯高于可比同業。

基建相關貸款，往往意味著較好的資產質量和較為長期的貸款期限，它們構成了杭州銀行的穩固基本盤。

但這樣的貸款結構，其實是把雙刃劍。

一方面，杭州銀行似乎養成了“基建依賴”。

2017年，杭州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滑至1.7%，杭州銀行營收也隨之下滑至近十年的最低點2.83%。近年杭州固定資產增速又從2019年的11.6%下滑至2024年上半年的0.8%，連帶著杭州銀行的營收增速也從2019年的25.53%走低至今年上半年的5.36%。

而站在銀行經營層面，基建項目占比過多，會造成兩個問題。

其一，基建項目往往利息較低，這意味著凈息差壓力。

同區域城商行中，杭州銀行凈息差水平僅高于上海銀行，后者是因為金融投資占比過高，最能生息的貸款及墊款較少，加上資金成本不占優勢，導致凈息差墊底。

其二，會對銀行風險資本造成大量占用。

2024年，杭州銀行資本充足率為13.80%，同比上升1.29%，看似家底豐厚，實際上每隔三年就得來一次增發配股再融資。

且由于銀行資產業務需要消耗風險資本，因而較重的發展模式，意味著杭州銀行在開拓新業務時多少會受到資本充足率的限制，這也是杭州銀行過去數十年一直保持上述資產結構的重要原因。

這種占用也影響到了杭州銀行的分紅。在凈利潤多年保持高增長的情況下，2021年開始，杭州銀行的分紅比例已經連續三年低于25%。

在形成如此僵化的業務結構之前，杭州銀行其實是最具創新基因的城商行。

這得益于一個人。

1996年，杭州銀行成立。同年，有個在浙江銀行學校當老師的年輕人加入了進來，從計財部干起，一路官至行長、副董事長。

他叫俞勝法，這個名字不如馬云耀眼，但不管是螞蟻金服還是網商銀行，在中國最具創新精神的金融帝國背后，他是真正的奠基人之一。

俞勝法是技術派，他最為人知的觀點，是2018年接受采訪時那句：“技術和金融是完全融合的，相輔相成”。

他在杭州銀行時就開始落地這一觀念。2009年，杭州銀行率先成立了浙江省科技金融專營機構——杭州科技支行，2010年就推出了投貸聯動模式。杭州銀行對科創類貸款的嘗試，甚至比業內公認的科創貸專家建行更早。

直至今日，在杭州銀行身上仍能看到這一基因。在部分“杭州六小龍”和不少上市公司背后，都有杭州銀行的影子：

今年1月，思看科技作為浙江2025首單IPO在A股上市，曾是杭州銀行的客戶；

杭州銀行針對腦機接口企業推出“未來收益權質押貸款”，“六小龍”之一的強腦科技以此獲得5億元授信；

早在2020年，宇樹科技就與杭州銀行建立了合作。

但力度顯然不夠，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貸款占比在2023年出現了下降，2024年占比也不到1%。

風險資本難以騰挪只是一方面。杭州銀行的創新基因被沖淡，或與幾任董事長背景有關。

除了宋建斌是內部提拔的，杭州銀行董事長均來自政府任命，此前經歷多以從政為主，這對競爭本地基建項目頗有幫助，也塑造了杭州銀行的基本盤。

但國資背景的另一面，是他們的經營風格往往趨于保守，而嘗試新業務，通常也意味著要承擔風險。對杭州銀行的領導班子來說，身份決定腦袋，穩定經營勝過一切。

而轉型改革勢必伴隨著陣痛，若陣痛過于劇烈，“國有資產流失”的帽子太重，沒有哪個腦袋能承擔得起。

頗諷刺的是，杭州銀行經營戰略比較保守，人事任命上又比較“奔放”。

杭州銀行行長大多也是內部提拔，外部聘請算是特例，但少有的特例也“翻了車”。

4月2日下午，市場傳出杭州銀行行長虞利明疑似失聯，晚間，杭州銀行發布公告，稱虞利明辭去所有職務，即刻生效。彼時，虞利明任職剛滿2年零3個月。

杭州銀行表示“經營正常，辭職不會影響管理”，但對是否失聯避而不談。

此前杭州銀行董監高的辭職公告中，均會對任職期間做出的重要貢獻表示感謝，而虞利明的辭職公告中，并未提及“感謝”二字。

彼時杭州銀行內部人士對“券商中國”坦言：事發突然，很錯愕。

據財新報道，虞利明此番被帶走或主要牽扯早期認知經歷，特別是在杭州金投及旗下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杭州工商信托”）任職期間之事，或與地產風險暴露有關。

從2011年開始，虞利明在杭州工商信托任董事長長達11年，內部人士評價其“敬業務實，為人親和”。

但就在2020年至2022年，杭州工商信托業績下滑明顯，營收從11.1億元降至-2.32億元，凈利潤也從6.18億元轉為凈虧損2.19億元。

業績暴跌，或與對房地產信托的高度依賴有關。2020年其房地產信托占比高達62.14%，遠超行業平均水平，不良率更是從2020年的13.85%一路飆升至2023年的52.77%，相當于一半資產都已“淪陷”。

2022年底，杭州工商信托即將披露首次業績虧損之際，虞利明辭去公司一切職務，隨后被提名為杭州銀行行長，次年3月正式獲批上任。

杭州工商信托實控人為杭州財政局，算得上是杭州銀行的平級機構，在杭州工商信托經營不善的虞利明能在保留職級的情況下平移調動，實在匪夷所思。

更具戲劇性的是杭州工商信托的新任董事長余南軍，此人來自杭州銀行，曾任杭州銀行投資銀行部總經理等職務。

兩方“交叉”換人，參看職務和時間點，意味深長。

背后反映的問題是，一個追求穩健經營的銀行，在尋求行長人選時為何如此“草率”？

這究竟是決策受到外部因素影響的結果？還是杭州銀行的背調等內控機制形同虛設？抑或是隱秘的利益交換？

我們不得而知。

只是在公告發布當天，杭州銀行十分罕見地在沒有發布年報的情況下先發布一季報，以此對沖公告的負面影響。次日，杭州銀行股價小幅震蕩后，重回平靜。

我們很少用“平靜”來形容一家企業。

但杭州銀行頗有這種感覺，用遠超監管水平的撥備率緩慢釋放利潤，用一切可能的利好對沖負面，不求多有突破，但求在風浪里不至翻船。只求歲月靜好，不求大富大貴。

這種平靜并非毫無意義。經理人雜志統計顯示，杭州銀行的員工總數歷年均為正增長，也即從未進行過總體裁員。

即便是在招行也宣布要過“緊日子”的當下，杭州銀行反倒提高了人均薪酬，短期來看杭州銀行的保守戰略的確卓有成效。

但個體的保守無法永遠抵御周期的壓力，沒有誰能永遠回避轉型的試煉。當存量競爭愈發激烈，大基建時代走得越來越遠之后，盈利能力、業務結構都不占優的杭州銀行，又該去哪里尋找增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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