虱子，在人們印象中是令人厭惡的寄生蟲，是卑劣丑陋的象征。現代作家張愛玲便在《天才夢》中寫道：“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然而，在古代，虱子卻有著別樣的含義。

在中古時代，虱子不僅登堂入室，成了魏晉風度的象征；也如花鳥魚蟲一般，是古代文人吟詠的常見對象。

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指出：“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捫虱而談’，當時竟傳為美事。”

捫（mén），解釋為按、摸。所謂“捫虱而談”，即指魏晉名士一邊高談闊論，一邊又旁若無人地捉虱子。

這種在現代人看來不講衛生甚至邋遢的表現，在當時可謂是十足的名士風范。如曹魏末年的大名士嵇康，性情疏懶，以致身上長滿虱子。與他同為“竹林七賢”的山濤曾勸他入仕，結果嵇康寫了一封《與山巨源絕交書》，列出“七不堪”與“二不可”，向這位昔日摯友表達出了自己不欲屈節司馬氏的決心。而其中的“三不堪”，正是“性復多虱，把搔無已”。

嵇康以虱為由，拒絕與司馬氏合作，或是向東漢名士趙仲讓致敬。《太平御覽》卷951引《風俗通》曰：“河南趙仲讓為梁冀從事郎中。冬月，坐庭中，向日解壞裘捕虱。襄成君使推問之，冀笑曰：‘桿我從事，絕清高士也。’”彼時，梁冀大權在握，生殺予奪，素有“跋扈將軍”之稱；但身為其屬官的趙仲讓卻公然在庭中解衣捉虱，這種不畏強權的表現，令嵇康感到無比欽佩。

只可惜，嵇康效仿趙仲讓，終究惹來了殺身之禍；好在，這種持節有度的真名士風范，讓嵇康得到了時人乃至后世的一致肯定。宋代梅堯臣《次韻永叔試諸葛高筆戲書》曾作“懶性真嵇康，閑坐喜捫虱”，文字之中既有對“嵇康故事”的追憶，又借“捫虱”贊美了不拘小節、一應自然的魏晉風度。

這種魏晉氣象，與時代背景密切相關。漢末喪亂以來，社會動蕩不安，即便是出身高門世族、衣食無憂的名士，也隨時面臨著生命危險。在這種朝不保夕的環境下，名士清流試圖掙脫禮教束縛，尋求精神自由與人格獨立。他們“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晉書·應詹傳》）；向往“今朝有酒今朝醉”般的及時行樂與“乘興而來，興盡而去”般的隨心所欲。

此外，魏晉名士流行服食“五石散”，可丹藥吃多了，難免會全身發熱、皮膚干燥且易破。因此，名士多著寬衣大袖，以盡量避免皮膚被衣服摩擦潰爛；同理，他們也不能洗澡，這就導致許多名士身上都長滿虱子。虱子在身上爬，奇癢無比，人們總不自覺地去捫，所以“捫虱”便逐漸成為名士標榜風流的雅事，進而演變為魏晉風度的一部分。

捫虱常與清談同時出現。若論“捫虱而談”，須提及前秦丞相王猛。據《晉書·苻堅載記》附《王猛傳》記載：“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王猛見桓大司馬，“捫虱而談”，這種從容不迫、灑脫出塵的名士風度，受到了后世文人的推崇。

如宋代秦觀《春日寓直有懷參寥》云：“捫虱幽花欹露葉，岸巾高柳轉風條。”王安石曾有句曰：“青山捫虱坐，黃鳥俠書眠。”皆是借“捫虱而談”之典，表現生活中的高雅脫俗與閑適放曠。

當然，并非是所有人都像王安石這般，真的在身上養了虱子。好友司馬光曾在《和王介甫烘虱》給予勸誡：“但思努力自潔清，群虱皆當遠邇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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