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生大約坐過60次飛機，然而，其中一次將劉亞樓嚇得三魂去了七魄。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航空領域更是處于起步階段。1949 年 10 月組建的人民空軍，其飛機性能在當時較為落后，飛行員飛行經驗不足，飛行安全缺乏可靠保障。

中央雖未發布明文規定，卻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共識 —— 禁止毛澤東乘坐飛機。然而，毛主席曾多次表達乘坐飛機的意愿，卻因現實條件限制，始終未能實現。

1956 年，毛澤東計劃南下廣州考察，并堅定地提出要乘坐飛機前往。他明確表示：“我們有自己的飛行員，為何要搭乘外國人的飛機？外國人的飛機我不坐，我一定要坐中國人自己駕駛的飛機。”

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在接到毛澤東要乘坐飛機的指示后，深感責任重大。當時國內航空條件有限，飛行安全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出于對毛澤東安全的高度負責，劉亞樓起初堅決反對毛澤東乘坐飛機。但他不敢擅自做主，隨即向周恩來總理詳細匯報了情況。經過一系列商討與權衡，加之毛澤東態度堅決，最終決定尊重毛澤東的意見。

經過空軍內部的慎重考量與評估，為確保毛澤東的飛行安全萬無一失，劉亞樓最終決定選用 “里 —2” 型飛機承擔此次飛行任務。

在飛行員的選拔上，劉亞樓經過深思熟慮，將目光鎖定在了胡萍身上。胡萍是山東乳山人，1937 年，14 歲的他投身革命。17 歲時，胡萍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擔任區委書記。此后，他投身解放軍，成長為一名團級干部。

1952 年 5 月，他被分配到北京西郊機場，擔任空軍專機團（獨三團）第一任團長，隨后又擔任專機師第一任師長。從 1954 年起，胡萍多次為周恩來總理執飛專機任務，此后還作為機長開辟了非洲航線，護送周恩來總理出國訪問。

5 月 3 日7 點 30 分，毛澤東抵達機場。機長胡萍代表機組向毛澤東敬禮并報告：“飛機已經準備就緒，請毛主席登機。” 毛澤東面帶微笑，與機組成員一一親切握手，并仔細詢問了每個人的名字和年齡，感慨道：“你們都如此年輕啊！”

當飛機接近廣州白云機場時，氣象條件愈發復雜。白云機場的云層高度極低，僅有海拔 120 米，水平能見度也僅為 5 公里，飛行員幾乎無法直接看見機場跑道。但副機機長時念堂憑借高超精湛的飛行技術，成功地將副機安全降落到地面。

歷經近 8 個小時的飛行，毛澤東精神飽滿地走下飛機，與前來迎接的廣東省委書記兼省長陶鑄、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親切握手。

毛澤東心情愉悅，高興地說道：“還是坐飛機快捷，當天就能抵達廣州。”

6 月 4 日，毛澤東結束廣州考察，踏上返回北京的旅程。但當飛機快抵達北京，在河北衡水上空時，意外情況突然降臨。前面的副機順利飛過，而后面的主機卻遭遇了大片積雨云。飛機在強對流天氣中劇烈顛簸，情況十分危急。

與此同時，先期回到北京的劉亞樓一直守候在機場塔臺，密切關注著飛機的飛行情況。由于主機受到雷電干擾，無線電通信中斷了半小時之久，這讓劉亞樓心急如焚。塔臺值班員蔡演威負責與飛機聯絡，他對著無線電話筒聲嘶力竭地呼喊，嗓子都喊啞了，卻始終未得到飛機的回應，劉亞樓在一旁看著，心急如焚，情急之下沖著蔡演威吼道：“你一定要聯絡上！”

經過一番艱難的飛行，終于，毛澤東乘坐的專機出現在人們的視線中。飛機平安降落后，劉亞樓懸著的心終于落了地，他迅速沖上前去打開機艙門，激動地說道：“主席啊，嚇死我了！我的腦袋可都掖在褲腰帶上了！”

毛澤東走下飛機，連聲對機組人員說：“同志們辛苦了！” 接著，他還幽默地說：“祝你們騰云駕霧，在暴風雨中成長。”

毛主席最后一次乘坐飛機是在1967 年 7 月，“七二〇事件” 爆發，周恩來得知情況后，心急如焚，心里頭一直懸著毛主席的安危。他趕忙跟中央商議，認為當務之急是把毛主席轉移到安全的地方。

那時毛主席正住在東湖賓館，面對這棘手的局面，經過反復商討，毛主席最終點頭同意先離開武漢，前往上海暫避風頭。經過一番慎重考慮，選定了由空軍潘景寅機組駕駛的 232 號專機。

7 月 21 日清晨 6 點多，232 號專機從武漢起飛。起飛剛過十幾分鐘，毛主席便獨自走進了駕駛艙。他親切地和機組人員打了招呼，隨后就急切地問機長王進忠：“咱們到上海得飛多長時間呀？”

王進忠趕忙回答：“大概 70 分鐘。” 毛主席又接著追問：“那現在飛機的時速是多少呢？” 得知時速為每小時 720 公里后，毛主席微微點頭，沒再多說什么，便轉身回到了自己的隔間。

7 點 32 分，專機穩穩地降落在上海虹橋機場。艙門一打開，毛主席的臉上便露出了久違的笑容。他一邊走下舷梯，一邊對接機的工作人員感慨道：“坐飛機確實又快又方便，以后可別老是攔著我坐啦。” 然而，此后毛主席再也沒能坐上飛機。

參考資料：

文匯客戶端：《1967年，武漢。主席破例坐飛機赴上海，這成為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航行》

人民網：《毛澤東:外國人的飛機我不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