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新注冊的企業名單上，多了些“另類”創意，一批以“假裝上班”為關鍵詞的虛擬職場服務類公司異軍突起。

這類曾僅存在于影視作品中的概念，如今已悄然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落地，并迅速向杭州、西安、南京、成都等新一線城市擴張。

在這里，參與者每天只要支付30~50元的費用，就能獲得一個真實的辦公場景：

標準化的工位、高速Wi-Fi、茶水間閑聊的同事，甚至還能體驗“職場cosplay”——你可以拒絕“上司”布置的任務對老板進行反向PUA，也可以明目張膽地聊天、打游戲、渾水摸魚。

本質上，這類公司是對共享辦公概念的再創造，通過精心設計的“職場劇本”，讓使用者能夠維系“正常上班”的社會形象，避免家人或社會的質疑，同時也能保持一定的生活規律。

有人說“假裝上班公司”是失業者的體面避難所、精神烏托邦，也有人戲稱它們是“成人托管所”。

究竟是誰在消費這種服務？又為何甘愿為一場精心設計的職場表演付費？

文 | 楚樵

編輯 | 卓然

早晨八點，北京東五環某小區，曉航起床洗漱，坐下來吃母親準備好的早餐。

“最近工作忙嗎？”面對父親的例行詢問，他含糊地應了一聲，快步走出家門。

九點一刻，他到達國貿某寫字樓，推開辦公室的玻璃門，和“同事們”說早安。“老板”笑瞇瞇地看著他，對于他的遲到并不在意。

坐到自己的工位上，曉航從雙肩包里拿出電腦開始上網，上招聘網站發簡歷。

十一點半，有“同事”過來叫他吃飯，他沒去，拿出母親為他準備好的愛心便當到茶水間的微波爐加熱。

中午吃完飯，他靠在椅子上一覺睡到兩點多。醒了之后打開電腦繼續“工作”——發簡歷、打游戲，和朋友在微信上閑聊。

這期間，“老板”過來巡視過幾回，給“摸魚”的曉航送來一個蘋果和一杯酸奶。

差一刻五點，曉航把電腦塞進書包，搶先走進還沒有迎來下班高峰的電梯。

經過“老板”的辦公室，老板依然笑瞇瞇地看著他，不但沒有責怪他早退，還溫柔地跟他說“明天見”。

地鐵上，曉航收到母親的微信：“晚上吃火鍋，今天加班嗎？”手指懸在屏幕上方良久，他回復：“不加?！?/p>

這是曉航在國貿“上班”的第六個月，朝九晚五，周末雙休，工資為0。不僅沒有工資，他每個月還要給老板“倒貼”1000多元。

圖 | 曉航“上班”的北京國貿CBD

社交媒體上，有人把曉航這樣的行為稱作“假裝上班”，而他“假裝上班”的地方則被叫做“假裝上班公司”。

去年年底以來，“假裝上班公司”在社交平臺大火。企查查顯示，2025年，全國已有多家以“假裝上班”為名注冊的新公司。

Queenie是北京望京地區一家傳媒公司的創始人。

2025年4月初的某一天，她突發奇想，在小紅書上發表了一篇“望京假裝上班事業部”成立的筆記，沒想到很快就爆了，當天就有三四十人私信咨詢，就連遠在新西蘭的朋友也看到了。

“我很少發筆記的，這篇筆記能爆其實很意外?！?/strong>

在招募帖里Queenie寫道：“你是否怕失業的自己被親友看穿？是否覺得自由職業在家效率低下，工作需要督促？或者搞副業又擔心沒空間？又或者被家務帶娃逼得想‘靜一靜’？都可以，這里就是你的新‘office’!”

圖 | Queenie的辦公室

Queenie的辦公室位于望京核心區域，總面積130平方米，平時主要接一些商業廣告項目。這幾年業務量下滑，員工減少，辦公室越來越空。有一些從大廠出來準備創業的小伙伴主動找到她，要求租用多余的場所，用于開會或者討論創業項目。

圖 | Queenie的辦公室

Queenie在這里工作了近十年，一百多平米的辦公室承載著她多年的創業記憶，她不想換地方。朋友的想法給了她啟發，她索性借助“假裝上班”這個網絡熱梗對外營業。

按市場價，她把普通工位定為日租50元，因為剛開始“試水”，體驗價為每天29.9元。除了出租工位，還有一些增值服務，比如簡歷優化、周末社群、線下沙龍等等。

圖 | Queenie的辦公室

“我自己也經歷過需要找地方辦公的階段，那個時候主要是去星巴克，但是星巴克人多嘈雜，并不適合辦公。提出‘假裝上班’這個說法，并不是我有意在炒概念，主要還是基于市場現狀，一些失業的人或者自由職業者，他們需要這樣一個空間?！?/p>

上海虹口，小盛也開了一間“假裝上班公司”，日租30元，整租600元包月，工位隨便使用，水電網及公共空間全部免費。

不僅如此，公司還提供情緒價值的輸出，“老板”會假裝分配工作給“員工”，而“員工”可以用任何理由拒絕，并把方案甩到辦公桌上直接懟老板。

消息一出，有幾千人響應，小盛在社交平臺的評論區也炸了鍋。

與Queenie單純出租個人辦公室的模式不同，小盛經營的“假裝上班公司”實際上是一個經過概念包裝的共享辦公空間。

圖 | 小盛的共享辦公空間

這種情況在業內相當普遍——許多運營商通過"假裝上班"這個時髦噱頭吸引客戶，但其商業本質仍是共享經濟模式下的辦公空間租賃業務。

“傳統共享辦公空間主要服務于企業客戶，以初創公司和團隊為主。現在為拓展市場，運營商開始向個人用戶開放租賃服務?！?/strong>

陳曉記得，以前她在共享辦公室上班時，一個兩三百平方米的區域被壓縮成了幾十個大小小的辦公場所，狹小的格子間里坐滿了各種各樣熱血沸騰的創業者。

“隨便在走廊或者會議室轉一圈，聽到的都是融資的話題，會議室的黑板上沒來得及擦掉的內容也是和融資有關的。當然，創業公司也大都很短命，走了一茬又一茬?！?/p>

陳曉所在的共享辦公室是一個可容納四五個人辦公的獨立空間，月租不到3000元，而就在他們對面的一幢樓里，租一間同樣的辦公室則需要幾萬元。

“CBD這樣的地方寸土寸金，如果沒有資方，初創企業真是負擔不起。”

圖 | 曉航“上班”的北京國貿CBD

2010年，陳曉大學畢業，第一份工作是在創業公司做策劃。這一年，共享辦公模式首次被引入中國，最初僅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的創業園區零星出現。

2015-2016年，共享辦公迎來爆發式增長，優客工場、WeWork中國等品牌迅速擴張。巔峰時期，優客工場估值突破30億美元，WeWork中國估值更達到470億美元。

然而好景不長，2018年后行業開始下行。2020年市場規模從2019年的103億元驟降至不足200億元。

2021年，納什空間、FUNWORK等知名品牌相繼關停，15家主要運營商中超過三分之一退出市場。到2025年，曾經輝煌的優客工場市值僅剩166萬美元，WeWork全球市值更是從峰值暴跌至4500萬美元。

目前行業整體規模較巔峰期萎縮超60%，運營項目數量從最高時的上千個縮減至不足300個。

經歷過從狂熱到理性的轉變，如今，幸存企業多轉向輕資產運營，試圖通過服務創新尋找出路。

雨后春筍般出現的“假裝上班公司”，可以說是共享辦公的另一種生存之道。

前年，陳曉自己也成了一家創業公司的老板，雖然她沒有租用共享辦公室，但在她看來，共享辦公空間為創業公司提供了理想的運營選擇。

這種模式不僅大幅降低了企業的運營成本，更重要的是創造了一個多元化的商業生態，讓創業者能夠在跨行業的交流中獲得成長機會。

“年輕人對新事物的接受度很高，‘假裝上班’本質上是為困境中的人提供一種過渡方案。對失業者來說，它延續了工作狀態；對需要集體辦公的創業者，它提供了工作空間和心理支持；對高壓職場人，它創造了一個可以短暫逃離的喘息空間。”Queenie解釋說。

“假裝上班”這一概念，最早出現于去年的熱播綜藝《非常敢想隊》。當Queenie考慮將空置的望京辦公室對外出租時，節目里李川等人演繹的喜劇情節立即浮現在她的腦海中。

“付費上班”的行為看似荒誕，卻折射出當代職場人面臨的多重困境：被動失業的生存焦慮、傳統家庭對“穩定工作”的執念，以及職場文化中“以工定值”的隱性規則等。

曉航成為其中一員絕非偶然。從小到大，他都是親朋口中“別人家的孩子”——小鎮做題家、985碩士畢業、外企年薪30多萬的小白領。

變化源于半年前的一封裁員郵件，因業務調整，曉航所在部門全員被“優化”。

連續投了很多簡歷石沉大海后，他開始在國貿的共享辦公空間“上班”，用每月1000多元的支出維系著“在職”的假象。

“主要是不想讓父母失望。”曉航說，他一直記得拿到外企offer那天母親開心的表情。在老家親戚的眼里，這個考上名校、留京工作，并且把父母接過來的孩子，是全村人教育子女的榜樣。

"兒子出息了，媽媽為你驕傲！"母親的這條微信，成了曉航每天堅持“上班”的精神支柱，推動著他繼續這場維持體面的“職場表演”。

除了曉航這樣的年輕人，一些已婚、上有老下有小，被動失業卻不愿家人知道的中年人，也是“假裝上班公司”的“客戶”。

對他們而言，這個虛擬職場不僅是對外維持體面的“社會面具”，更是對抗生活失序感的精神堡壘。

“假裝上班”反映了當代職場人面臨的身份焦慮與社會壓力。當“你在哪里工作”成為社交開場白，“事業有成”仍是主流價值標桿，“假裝上班”就成了一種無奈的生存智慧。

而“假裝上班公司”則恰如其分地填補了傳統職場與社會期待之間的裂縫，為都市人提供了應對現實壓力的緩沖地帶。

除了失業群體，自由職業者也是“假裝上班公司”的主力用戶。調查顯示，超60%的參與者表示，就想聽人問一句：“你想喝奶茶嗎？”

針對這一部分群體，上海某共享辦公空間推出“虛擬團隊”服務，用戶可付費加入“市場部”、“技術組”，參與模擬會議、茶水間閑聊，甚至組團點外賣。

心理學家分析，人類天生具有群體歸屬需求，而遠程工作者長期獨處容易產生孤獨感，“租同事”其實是花錢購買社交慰藉。

沒有真同事，但需要真社交，對于這部分人而言，“假裝上班”是他們的“社交剛需”。

楊洋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她表示：“雖然寫稿時不需要交流，但有人陪著一起工作，一起吃午飯，工作會更有勁頭?！?/strong>

“假裝上班不只是為了應付家人。有的年輕人沒有工作環境就會失去狀態，他們需要特定的空間來營造上班氛圍，這樣才能保持工作效率?！?/p>

楊洋舉例說，她的一位朋友一旦失去工作環境就會陷入焦慮，但只要回到辦公室，就能立即恢復工作狀態。

對他而言，“上班”這個動作已經成為啟動工作模式的必要開關。

在這個快節奏且充滿壓力的時代，“假裝上班公司” 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人們在職場和生活中遭遇的種種困境與掙扎。

它不僅僅是一個提供辦公場景的場所，更像是一處心靈的避風港，讓那些在現實浪潮中漂泊的靈魂能找到短暫的慰藉。

然而，這看似新奇的 “假裝上班” 模式，終究只是一種過渡性的應對策略。

我們不能永遠躲在這個精心構建的 “虛擬職場” 里，用表演來逃避真實的生活。

當人們從這里重新獲得力量，勇敢地邁出步伐，去直面失業、孤獨和身份認同等問題時，或許才是真正理解了 “假裝上班” 背后的意義。

希望有一天，社會能給予每個人更包容的環境，讓工作不再是衡量價值的唯一標準，讓人們無需通過 “假裝” 來獲得內心的平靜。

到那時，“假裝上班公司” 也許會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但它所承載的特殊記憶，以及曾給予無數人的溫暖，將永遠被銘記，成為時代發展進程中一段獨特的注腳。

（應受訪者要求，本文均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