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的一天，在美國得克薩斯州一個名叫瑪法的小鎮，一位55歲的中年婦女打開了公寓廚房中煤氣的閥門，選擇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久，人們發現了她的尸體，并在房間的桌子上發現了她留給這個世界最后的話語。這些話語雖然只有簡短的幾百字，但能讓人深刻地感受到她的尊嚴與倔強。

這位走上絕路的女性叫明妮·魏特琳，或許她的離世對美國來說只是滄海一粟，但在中國，卻引起了很大關注。

就在魏特琳去世后，她的在密歇根州的弟弟把她的遺體運回了一個叫雪柏的小鎮，葬禮十分簡單。但在同一天的中國，南京金陵女大師生在分校校長吳貽芳的主持下，為這位偉大的女士舉行了隆重的悼念儀式。

儀式上，一向堅強的吳貽芳不禁聲淚俱下，各大報紙爭相報道這一場景。之后，全國人民知道了魏特琳，知道了她光輝且充滿遺憾的人生經歷。

1886年，魏特琳出生在美國伊利諾伊州西科爾小鎮，父親是一名鐵匠，母親是家庭婦女。由于貧窮，母親在她6歲那年不治而亡，從此她開啟了凄苦的童年。

作為家里唯一的女性，年幼的魏特琳放學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做家務、照顧年幼的弟弟，順帶幫父親照看鐵匠鋪的生意。在這種環境下，魏特琳從小養成了吃苦耐勞的性格。

同時，魏特琳非常熱愛學習，無論如何繁忙，她也沒有放棄學業。上大學時，因家里支付不起學費，她就半工半讀，最后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當地有名的大學，并獲取了碩士學位。

在美國資本主義至上的環境中，信仰成為了窮人們的生活希望，因此，魏特琳也加入了基督教，并以傳教士兼教師的身份于1912年來到了中國南京。

靠著自己的高學歷，魏特琳被南京金陵女子大學錄用，她就是在這里留下了一段傳奇人生。

入金陵女子大學后，魏特琳先任教授，后任教育系主任，有時也擔任代理院長，她真誠、有愛、認真、負責，深受學校學生們的喜愛。

同時她堅強、勇敢，在面對即將被日軍攻占的南京，她毫不猶豫地選擇留下來，保護她的學生，保護南京廣大婦女。

那是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之際，魏特琳正在青島度假。得知消息后的她立刻結束假期返回南京，號召全體師生在校園內挖掘防空壕，進行防空演習，以備戰爭來臨。

此外，魏特琳還與其他教會人士組織了南京基督戰時救濟委員會，協助將救護車或其他車輛派往空襲轟炸的現場，救護傷員。

隨著日軍的腳步逐漸逼近，南京市人民十分恐慌，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提出成立南京安全區，以便為難民提供保護。

于是，南京各大學校、政府機構以及其他公共建筑都被選為難民營地址，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也在安全區的范圍之內。

魏特琳立即行動起來，將校園清理安排成難民中心，為婦女、兒童提供庇佑場所，并通知附近街道無法撤離的婦幼，隨時可以進入大學內避難。

按照魏特琳的設想，文理學院八棟樓可以容納2700多人，足夠附近居民避難。可她沒有想到的是，日軍進入南京后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導致大批難民涌入安全區，住所極其緊張。

這種情況下，魏特琳決定，敞開學校大門，接收更多難民。

就這樣，在高峰期，校園里收留了一萬多名婦女、姑娘，房屋里擠滿了難民后，門廳、樓梯上，甚至走廊上、屋頂的回廊里都睡滿了人。

魏特琳注意到，一開始涌入學校的難民們情況還算不錯，但漸漸地，越來越多受到殘暴對待的婦女們出現在學校門口。

魏特琳意識到，外面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了，喪心病狂的日軍很有可能會對學校里面的難民下手，而她要做的，是必須保證所有婦女、兒童的安全。此后，魏特琳開始從校園一處奔到另一處，驅趕試圖闖入學校的日本人。

至今，許多受過庇護的婦女們仍能清晰地記得魏特琳面對日本人的神勇英姿：“她是瘦長個、高鼻梁、長長的臉上有對湖藍色的善良的眼睛，上穿西裝、下著毛裙，50歲左右的年紀，手里總是拿著一面美國星條旗守在大門口……”

魏特琳用自己瘦小的身軀擋住了一次次試圖闖入的日本人，成為了難民們眼中的“守護神”，可人們不知道的是，每一次的阻擋背后，魏特琳都承受了極大的屈辱。

1937年12月17日，幾個日本兵以搜查中國士兵的名義闖進了大學里面，并強制要求魏特琳打開其中一棟住滿女難民的大樓。

魏特琳知道，日本人狼子野心，其目的一定是尋找年輕女子供他們強奸。魏特琳堅決不肯，稱：“這里沒有你們要找的中國軍人。”幾名同行的教師說辭也一致，但這惹惱了日本兵，他們給了魏特琳一記耳光，拿槍抵著她，要求開門。

無奈之下，魏特琳只好開門，日本兵在轉了一圈兒后將3個工人綁了起來，稱他們就是中國軍人。魏特琳堅稱：“他們只是花匠，不是軍人！”

看到日本人并沒有抓婦女，魏特琳心中的忐忑消失了一半，她以為只要自己提供充足的證據，就能將花匠救下來。可她不知道的是，這只是日軍的聲東擊西，就在她與日本人在前面糾纏的時候，一伙兒日本兵闖入了一棟樓內，擄走了12位年輕姑娘。

此后，魏特琳更加小心，面對日本人的威逼，她依舊不放棄接納更多的難民。

這樣的生活一直持續到1938年春，隨著南京城內的情況慢慢好轉，安全區內大多數難民營相繼關閉，許多婦女終于敢回家居住。

但也有許多姑娘仍不敢回家，魏特琳也不驅趕她們，而是開設了一個實驗中學班，為學齡女孩子們授課，這一項目一直持續到1940年春天。

在南京處在黑暗中的時候，魏特琳就像一束光潑灑在了南京幸存婦女們的心上，她受到了全體婦女們的愛戴。

可就在1940年4月，汪偽政府致使記者在《紫金山晚報》上刊登了一篇污蔑魏特琳的文章。文章稱魏特琳是一個出賣中國人的叛徒，她曾獻出21名婦女給日軍。

一時間，魏特琳被推上了風口浪尖，一些不知情的人對魏特琳惡語相向。但實際上，文章中所稱“魏特琳獻出婦女給日軍”的事情，實在是她的無奈之舉。

那時，日軍不顧國際安全區的規定，多次沖進學校欺辱女性，甚至要求魏特琳從難民中挑選100名妓女送給日軍，不然就要對安全區下手。

魏特琳非常自責，但也無奈答應，可前提是這些妓女必須自愿。最終，有21名妓女被日軍帶走。這也是《金陵十三釵》的創作原型。

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魏特琳無力辯駁，她深受污蔑之詞的侵擾，再加上多次親眼看見婦女們被殘忍殺害的場景，長期處于精神緊繃狀態，不久就病倒了。

同年5月，在同事們的勸說下，魏特琳決定回國治療，可在南京經歷的事情成了她的心理陰影，使其始終無法釋懷，最終患上了嚴重的精神憂郁癥。

在極度痛苦的病魔折磨下，魏特琳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她在留給世界最后的話語中說道：“我寧愿死去，也不要做個精神錯亂的人。”即便死，她也要保持自己的尊嚴。

她還說：“我深深地熱愛、崇敬傳教事業，可惜我失敗了……如果能再生一次，還要為中國人服務，中國是我的家。”直到臨終前，魏特琳仍心心念念著中國。為此，家人在她墓碑上刻下了“金陵永生”四個大字。

如今，曾經對魏特琳的誤解也已解開，她受到了全中國人民的愛戴，這是她應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