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紀南北戰爭以來，“美國反對美國”的割裂局面始終如幽靈般纏繞著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態。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期內，這一歷史命題以更劇烈的形式重現：聯邦與地方的對立、政策與民生的背離、政治認同與民主價值的崩塌，共同勾勒出一幅“國家自我對抗”的荒誕圖景。這種分裂不僅是經濟利益的沖突，更是美式民主制度在全球化與本土主義夾擊下的系統性潰敗。

一、歷史鏡像：從南北戰爭到“關稅內戰”

美國歷史上的“自我對抗”往往以關稅爭議為導火索。19世紀中葉，北方工業州主張高關稅保護本土產業，而南方農業州依賴低關稅出口棉花，最終經濟矛盾疊加奴隸制爭端，引爆南北戰爭。彼時，聯邦與州的權力博弈、經濟利益的分野，成為撕裂國家的核心力量。

2025年的“新關稅戰爭”與歷史形成驚人呼應。特朗普政府以“重振制造業”為名，對進口商品加征10%-145%的關稅，直接導致加州等依賴全球供應鏈的州與聯邦政府激烈對抗。加州州長紐森公開起訴聯邦，指責其關稅政策“非法且摧毀地方經濟”——作為占美國經濟總量七分之一的全球第五大經濟體，加州制造業因關稅損失超1700億美元，被迫以法律武器挑戰聯邦權威。這種聯邦與州的“經濟內戰”，恰如南北戰爭前南方州對聯邦關稅政策的反抗，暴露出美國政治體系在協調多元利益時的結構性缺陷。

二、制度崩解：三權分立失效與民主信任危機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狂飆，徹底暴露了美國憲政體系的脆弱性。總統通過《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繞過國會單方面加稅，司法系統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形同虛設。盡管7名共和黨參議員推動立法要求關稅須經國會批準，但特朗普仍以“國家緊急狀態”為由強化行政霸權，甚至公開批評聯邦法官“阻礙美國復興”。三權分立的制衡機制在民粹政治面前淪為擺設，正如政治學者所言：“當總統將白宮視為私人公司時，憲法便成了財務報表的腳注。”

民主制度的信任危機在選舉爭議中達到頂點。特朗普持續為2021年國會山騷亂參與者辯護，稱其為“愛國者”，而拜登則將其塑造為“民主破壞者”進行政治攻訐。民調顯示，88%的民主黨人認為特朗普有罪，而共和黨支持者中僅18%認同此觀點。這種認知鴻溝不僅撕裂社會共識，更使民主價值淪為黨爭工具——當兩黨將“捍衛民主”簡化為攻擊對手的競選口號時，美式民主已陷入自我消解的悖論。

三、經濟撕裂：保護主義下的“全民代價”

特朗普的關稅大棒并未實現“制造業回流”的承諾，反而制造了全民性的經濟創傷。耶魯大學研究顯示，2025年美國家庭因關稅平均損失3800美元，食品價格上漲23%，汽車價格飆升40%，民眾被迫囤積生活物資。小企業主馬修·哈塞特的遭遇成為典型縮影：其燈具制造公司因供應鏈斷裂瀕臨破產，試圖轉型線上服務卻因1.5%外資股權被拒貸款，最終控訴“政府摧毀了我的美國夢”。

農業領域則上演著更殘酷的“政策悖論”。農民在春季播種后突遭關稅沖擊，無法調整種植結構，導致出口導向型作物滯銷。美國全國非洲裔農民聯合會主席直言，這不僅是經濟災難，更是“國家性悲劇”——當特朗普高喊“美國優先”時，最先被犧牲的恰是美國基礎產業的生存權。

四、社會極化：從紅藍對立到“兩個美國”

關稅爭議催化了美國社會的深度撕裂。支持者將關稅視為“經濟獨立”的象征，反對者則斥之為“經濟自殺”。這種對立延伸至身份政治領域：特朗普政府驅逐移民、限制跨性別權利等政策，與加州等進步州的文化價值觀激烈碰撞。50個州爆發超千場抗議，示威者高舉“關稅=戰爭”標語，與警方沖突頻發，社會暴力風險逼近臨界點。

政治極化的數據觸目驚心：80%的特朗普支持者認為應“淡忘國會山騷亂”，而88%的民主黨人堅持追責；75%的民眾認為關稅推高物價，但仍有43%的保守派堅信其“長遠利好”。這種認知分裂不僅源于經濟利益，更根植于教育、地域、族裔的差異——美國正加速演變為“兩個平行國度”。

五、全球震蕩：霸權衰落與制度性反思

美國的“自我對抗”產生劇烈外溢效應。中國對等反制使美大豆出口歸零，歐盟加征鋼鋁關稅，多國加速“去美元化”——美元儲備份額跌破58%，創20年新低。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特朗普強推的“制造業回流”反而促使20%產能轉移至越南、墨西哥，但這些國家同樣面臨美國二次加稅風險，全球供應鏈陷入“無解困局”。

這場危機迫使美國學界反思制度根源。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研究指出，美國在西方民主國家中“情感極化”排名第四，經濟不平等與文化沖突的交織使妥協幾乎不可能。部分學者呼吁建立聯合政府、增加女性參政以緩和矛盾，但這些方案在黨爭至上的政治現實中顯得蒼白無力。

結語：制度失靈時代的“美國悖論”

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反對美國”，本質上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本土民粹主義碰撞的制度性后果。當資本自由流動與工人利益、聯邦權威與地方自治、民主理想與權力私欲無法調和時，美式民主既無力遏制行政權膨脹，也無法彌合社會裂痕。歷史證明，南北戰爭后美國通過憲法修正案重塑國家認同；而今天，當“分裂”不再需要真槍實彈，而是滲透進每個政策字節與社交媒體標簽時，這個國家需要的或許不僅是政策回調，更是一場深刻的制度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