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8年，剛剛登基不久的崇禎皇帝就面臨著陜西農民起義這一棘手的問題。崇禎皇帝派了總督武之望去解決這個問題，這個武之望到了陜西卻無所作為，最終選擇自殺了事。

此時的起義隊伍還算不上軍隊，他們占山為王，聚嘯山林，打劫富戶，也有攻打縣城之舉，雖然實力在逐步增強，但整體的實力并不強。參加起義的人員比較復雜，但大致主要由逃亡的邊兵、流民、驛卒、強盜等構成。

面對起義軍，朝廷中也有兩排意見：一些主張武力剿滅，一些主張招撫。

主張招撫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楊鶴，他打了一個比喻，現在我們的國家就好比一個人，若想把國家治理好，最重要的是培植元氣。現在國家因為年年用兵，不斷地對下邊加派稅賦，老百姓的元氣受到了傷害。自從遼東、貴州、四川等地發生叛亂后，尸橫遍野，國家邊疆的元氣受到了傷害。自從朝廷里的大臣結黨，彼此相互傾軋后，宦官胡作非為，士大夫的元氣受到了傷害。現在我們的國家就如大病初愈，身上的經脈還沒調養好，很容易重新染病，要想解決這些問題，最好的辦法在于培植元氣，讓國家休養生息。說白了就是主張不動用武力，以招撫的方式來解決農民起義的問題。

但這中間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招撫需要錢啊，朝廷一貧如洗，就連邊軍的軍餉都欠下了不少，又哪有錢來辦招撫一事呢？楊鶴的回答是，若是剿滅同樣是要花錢的，只怕比招撫更花錢。

崇禎皇帝被他說動了，因為即便是這些賊寇，原本也是大明的子民，他們現在只不過是活不下去而不得已為之。就拿那些邊兵來講，兵科給事中劉懋就曾上奏說他們有的甚至被欠高達30個月的餉銀。這種情況下他們加入起義純屬身不由己。

而且更深次的原因在遼東局勢不穩，皇太極在崇禎二年打到了北京城下，很顯然，大明真正的敵人是皇太極。

崇禎帝在楊鶴的奏章之上批注了“培養元氣，今日要務”幾個大字。封楊鶴為陜西三邊總督，讓他匆匆趕往陜西任職。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招撫，比如大將杜文煥。當時較大的義軍有兩支，一支是神一元，一支是王嘉胤。神一元在攻占新安、寧塞、柳樹澗等城堡時，將杜文煥的多數族人殺了，杜文煥又豈會同意招撫。御史吳甡則激烈反對招撫王嘉胤，因為這支隊伍洗掠了延安、慶陽等重鎮，是為罪魁禍首，對首惡者當然不能招撫。招撫還沒有開始，陜西的高層就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分歧。

但楊鶴還是堅持他的招撫，這是他在崇禎皇帝面前夸下的海口，此時已經是騎虎難下，不得不繼續推行。

但楊鶴還面臨著一個巨大的問題，招撫需要錢，但他根本沒有，朝廷直到崇禎四年才撥下了10萬兩白銀，加上藩王和一些富戶湊了一些銀子，總共也不足20萬兩。這點錢，面對百萬流民和數十萬起義軍，杯水車薪。我們可以算一下，想讓一個流民回歸耕地，至少要提供種子、牛，還要至少數月的糧食，這樣才可以維持到播種的糧食成熟。楊鶴手上的錢根本不足以辦這個事，于是他轉而去招撫起義軍首領。

楊鶴的首要目標是時招撫神一元（已經戰死）的弟弟神一魁，事情進行起來也比較順利，神一魁以5千騎兵投降。杜文煥得知此事，極為憤怒，帶著族人離開了。

而洪承疇也命令賀人龍進行殺降，神一魁的部下有320人被殺。而神一魁的手下茹成名特別桀驁不馴，楊鶴令一魁誘殺了茹成名，神一魁的部下本就不愿意投降，見茹成名被殺，兔死狐悲之下遂脅迫神一魁復叛。與楊鶴本就不對付的巡按御史吳甡立即向朝廷報告了此事，崇禎帝大怒，立即將楊鶴丟入監獄。

楊鶴的招撫失敗。

當回頭來看楊鶴的招撫和賑災的失敗，一些人會認為原因是朝廷的賑災款不夠，其實并非如此。民變的產生和發展，實際上是晚明各項矛盾的集中爆發。剿滅當然會加深矛盾，但招撫和賑災實際上也不能解決問題。且不說朝廷沒有如此強大的經濟力量來賑災，即便賑災完成，吏治腐敗的土壤沒有去除，沉重的賦稅依舊還在，農民依舊沒有活路。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說：“民田一畝值七八兩者，納餉至十兩。”也就是一畝田的產出才七八兩，而稅收就高達十兩。當農業產出小于或等于賦稅的時候，回歸土地的農民依舊無法生存下去，民變只會再次發生。那如此高的稅賦是如何產生的呢？實際上，由于遼東的沉重的軍費開支，朝廷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加餉。

所以呈現出這樣的一個死循環：后金在遼東進攻，明朝調集軍隊迎戰，軍費激增，然后在國內一次又一次的加稅賦，農民無法生存逃離自己的土地淪為流民，起義開始爆發，明朝陷入兩線作戰的境地，明朝滅亡只是時間問題。

如此看來，明末的困局，無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