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碩，歷史學者，1977年生，河北保定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文科實驗班）學士，清華大學歷史系碩士、博士，從事過新聞記者、編輯工作，曾供職于新疆大學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著有《翦商：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南北戰爭三百年：中國4-6世紀的軍事與政權》等。

在三千年前的古人類文明中，只有華夏獨自走出了神權的掌控，成為一個“異類”。

文/李碩

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以來，黃河中下游靜態的部落生活漸被戰亂、征服和群體殺戮打破，華夏舊（早期）文明與國家由此產生。

從孕育到成熟，華夏舊文明跨越兩千年。和同期的其他古代人類文明一樣，它們都屬于神權與王權合一、宗教主導的社會。如果一直延續下去，歷史將充斥族群壁壘、殺戮與獻祭。

但周滅商后，以殺戮和人祭為特色的華夏舊文明戛然而止，取代它的，是周公營造的新華夏文明。周公消滅了舊華夏文明及其相關記憶，打破了族群血緣壁壘，讓塵世生活遠離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類族群的差異看作神創的貴賤之別。這是華夏文明最徹底的一次自我否定與重生。

在三千年前的古人類文明中，只有華夏獨自走出了神權的掌控，成為一個“異類”。

這是一種過于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續到今日。

01

儒家起源與人祭文明

使華夏文明突然轉向的根源，是周公一代人無法言說的恐懼，就像武王周發的驚夢。他們可能都在殷都生活過，不僅目睹了商人的血腥獻祭，甚至兄長伯邑考的慘死。恐懼使武王更加依賴人祭宗教，而周公則極端憎恨人祭宗教，勢必將其徹底滅絕。這是兄弟二人截然不同的解脫路徑。

后世人對周公的認識，有事功和制度文化兩方面：事功，主要是周公輔佐成王、平定三監之亂，為西周王朝奠定開局；制度文化，主要是周公“制禮作樂”，確立西周的政體，包括諸侯列國分封格局和貴族等級制度。在考古發現商朝的遺址與人祭文化之前，人們對周公的理解只能達到這種程度。

但事實上，周公最重要的工作是消滅商人的人祭宗教，以及與之配套的弱肉強食的宗教價值體系。他不僅阻止了周人模仿和繼承這種宗教文化，也在殷商遺民和東夷族群中根除了它。尤其關鍵的是，周公還抹除了與商朝人祭有關的記憶，甚至也隱藏了自己禁絕人祭行為的種種舉措。這是為防止人祭宗教的死灰復燃和卷土重來，也是為掩蓋周人曾為商朝捕俘人牲的那段不光彩的歷史。

為了填補人祭宗教退場造成的真空，周公發展出了一套新的歷史敘事、道德體系和宗教理念。這主要體現在《尚書》的幾篇誥命中：

一，淡化商人對“帝”的崇拜。在商朝末期，“帝”已經和商王身份重疊，商王具有“帝”的神性。但周滅商后，王已經不能身兼“帝”之名號，對周人來說，帝在高高的天庭之上，不會化身為世間凡人。

雖然我們還不能完全確定這個原則就是由周公確立的，但從《尚書》的幾篇誥命可以發現：在對殷商遺民講話（如《多士》）時，周公會頻頻引用上帝的命令來威嚇和誘導商人，這是因為商人格外信奉上帝，只能因勢利導；但在對周族自己人講話時，如冊命弟弟周封為衛侯的三篇誥命，周公卻極少談到上帝，尤其是對族人談論現實和規劃未來時，他從不動用上帝進行論證，更不涉及其他的神靈。這顯然是一種有意識地“敬而遠之”，讓現實和神界保持距離。從這些跡象看，周朝人“疏遠”上帝或其他諸神的傳統的確是由周公奠定的。

二，為減少神界對現實的干預，周公會盡量用“天”的概念來代替“帝”，因此，上帝發布的命令（“帝命”）變成了含糊的“天命”。

天命的觀念在后來的中國一直存在，但人們已經忘記了它的緣起。“天”無形無像，無言無行，不容易被賦予擬人化的個性。在《詩經》里，上帝曾頻頻給文王下達命令，如命令文王攻打崇國，武王滅商據說也是來自上帝的意旨，但后世周王已經無法接收神界的具體指示，所以改稱為“天命”后，它變成了一種更為抽象的、近乎隱喻的道德規訓。

當然，周公時代還不可能有科學主義的無神論認知，神界即使被放置得比較遠，也不會和王朝政治完全絕緣。比如，西周的王就被稱為“天子”，也就是天的兒子，而這是連商代甲骨文也沒有的詞，但無論怎樣，“天”還是過于含糊，周人及其以后的歷代王朝從未給“天子”增加更具體的神性定義與功能。即便秦始皇使用“皇帝”尊號，其直觀用意也是強調自己和六國之王的不同，雖有強調王者尊貴的這一層神性之意，但也使“帝”落入凡塵，并不比“天子”概念更神秘。

三，周公宣稱，王者應當愛民、德治和勤勉，這樣才會受到“天命”青睞，長壽享國；如果王者殘暴對待庶民和小人，天命就會轉移到更有德的候選君王身上，從而改朝換代。

本質上，周公的這樣一種政治—道德體系是一種“性善論”的社會模型，回避了統治者對民眾的征斂和暴力統治，認為王者的使命是護佑和教化萬民，進而把道德倫理推進到一切人群中。商朝人對此則是直言不諱，承認暴力的必要性。

按照周公的理論，夏商周都是根據“天命”建立和更迭的，夏朝和商朝的多數君王，特別是開國君王，勤政愛民，得到天佑，只是因為末代的夏桀和商紂道德淪喪，這才天命轉移，改朝換代。經過周公改造，商朝殘酷的人祭行為被隱去，由此，周人之前的暴力時代也成了和周朝同質的德治王朝。

和周公的理論相配套，周人還重新創造了一套上古圣王的歷史，堯舜禹的溫情禪讓從此成為華夏世界的標準版歷史敘事，更早版本的商人的“創世記”和上古史則被取代和湮沒，未能流傳下來。當然，也可能有某些與周公原則不太沖突的內容被納入了周人的歷史敘事，但這些已經不易分辨。

孔子和儒家最推崇周公，而周公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源頭。周公思想的產生和形成，主要源于對人祭宗教的恐懼，以及消滅人祭宗教的需要。這是后人從未堪破的秘密。

02

周公構建世俗道德體系

對于宗教之于商周兩朝的作用，以及之于人的影響，孔子曾有過一番頗不尋常的總結：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先罰而后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
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大意是說，殷商統治者尊崇神，要求民眾必須敬神，對鬼神的重視程度超過正常禮俗，對民眾的刑罰多于獎賞，多威嚴而缺少親和力。這造成了民眾性情躁動不安、爭強好勝、缺少羞恥感的缺點。

周朝統治者則推崇世俗的禮儀，對民眾比較寬容，雖然敬拜鬼神，但不讓它們干預人間事務，更重視人間的世俗秩序和信用，人間的身份等級則依據爵位高低有所區別，有親和力，但缺少威嚴。這造成了民眾趨利且心計巧詐，善于掩飾欲望和自我包裝，心中少有真誠，奸滑而有欺騙性的缺點。

孔子描繪的殷周之區別，在古代文獻里可謂獨家，不僅如此，現代考古學展示的商代文化和孔子的總結也非常一致。

因為周公掐斷了神對人間的直接干預，這意味著華夏世界不會再有主導性宗教，以神的名義頒布的道德律條（如摩西十誡、佛家五戒）也無從產生，所以周人必須另行尋找一套用于世俗生活的道德原則。這種世俗道德的原理，是“推己及人”，也就是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考慮，從而決定自己對待他人的方式。

在《詩經·小雅》中有一首《巧言》：“秩秩大猷，圣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翻譯為白話就是，世間的偉大秩序啊，是古代圣人規劃的；別人心里怎么考慮的，我設身處地想一下也就知道了。

再到春秋晚期，孔子則用了一個字來定義人和人之間的道德標準，這便是“仁”。他的學生樊遲問他仁的含義，孔子曰：“愛人。”（《論語·顏淵》）而實現仁愛的方法，則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人類的一切道德原則和行為規范，都可以從這八個字推導出來。所以，孔子從不教育學生們不許殺人，不許偷搶……因為這都已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則里了。

把他人等同于自己來對待，其實是人類固有的（但不是唯一的）一種思維和基本道德律，在宗教文化中，它可能會被教義遮蔽，卻一直存在。

03

如何掩蓋《易經》的本意

從周公到孔子，包含了西周和春秋，時間跨度五百年。我們很難斷言，這五百年是否足以讓華夏徹底忘卻殷商時代的真相。

從今天往前倒推五百年，是16世紀初葉，明代中國的嘉靖年間；1521年，西班牙殖民軍攻占阿茲特克帝國，中美洲曾經繁榮的人祭文明開始蕭條，并迅速被歐洲的天主教取代。天主教會曾經系統性地摧毀中美洲人關于人祭宗教的抄本、神廟與記憶，但當時的殖民親歷者還是記錄下了阿茲特克人祭的諸多細節，一直流傳至今。

當然，周朝和最近五百年的世界有很多不可比之處。在沒有經典文本敘事的前提下，零碎的、口耳相傳的民間記憶很容易走樣失真，以至消亡。上古能進行書寫記錄和傳承的人很少，基本集中在“朝廷”生態圈內。周文王時代的一些真實片段之所以能夠流傳下來，是因為有文本記錄，哪怕是在小范圍人群中的，甚或長期無人問津的，也會有被再次發現的機會。

如前文所述，周公銷毀了商朝諸多甲骨文記錄，也禁止殷周貴族書寫真實的歷史。但周公唯一不敢銷毀的，是文王留下的《易經》。這不僅是出于對父親的尊重，也因為《易經》是周人對翦商事業（起步）的記錄，里面很可能包含著父親獲得的天機，銷毀它也就是對父親和諸神的不敬。

周公的辦法是對《易經》進行再解釋，具體方法則是在文王創作的卦爻辭后面加上一段象傳進行說明。象傳不再鼓勵任何投機和以下犯上的非分之想，全是君子應當如何朝乾夕惕，履行社會責任的勵志說教，和文王卦爻辭的本意完全不同。比如，乾卦的象傳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卦的象傳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遠比文王卦爻辭清晰易懂，而且富于積極和勵志的色調。

春秋時，有位晉國貴族韓宣子訪問魯國，參觀太史官收藏的典籍，發現其中就有《易象》（應當是《易經》和《象傳》的合稱）。韓宣子因此感嘆：“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這是周公寫作《象傳》的間接證據。但另一方面，這一記載也說明，盡管《易象》保存在魯國朝廷，但并不太普及，哪怕是晉國執政的高級貴族也只是首次見到。

到春秋中后期，已經開始有使用《易經》占算的史料記錄，而且還有了其他的卦爻辭版本。比如，有的爻辭里就出現了“千乘”一詞，意思是一千輛戰車，但在文王的時代，即便商王朝也是很難集中起一千輛戰車的，這只能是春秋時期創造的詞。

文王《易經》的內容本就很晦澀，所以春秋時期的貴族用它占算時，大都已經不知道或者說不再關注它的本意。其中比較明顯的例子就是《易經》中的“貞”字，它的本意是甲骨卜辭中的“占”，但春秋時人卻已經將其誤解為“貞正”“貞操”之意了：“隨，元亨，利貞……棄位而姣，不可謂貞。”（《左傳·襄公九年》）

那么，春秋時期的貴族會忘記《易經》中的文王事跡嗎？這是個令人疑惑的問題，畢竟，這些貴族多是文王和周公的后裔。后世可以拿來比較的是，明初洪洞大槐樹和南京珠璣巷移民的后人也可能已經不記得先祖當年的具體生活經歷，保留至今的多是族譜文本中有記載的內容。

如前所述，春秋時期有少許恢復人祭行為的個案，這說明五百年前的風俗記憶仍可以潛流傳承。是不是《易經》也造成了某種暗黑記憶的保存？這背后藏著太多我們無法破解的謎團。

04

孔子破解周公

魯國執政者季平子用莒人俘虜獻祭的那一年，孔子二十歲，正在季平子的采邑里從事基層小吏工作，所以，這次人祭在曲阜造成的恐怖傳聞，肯定會對孔子有所影響。

孔子雖是魯國人，但他的先祖出自宋國國君家族，所以他是商人后裔。而當孔子從事文獻整理與學術工作后，他的身份自然會讓他對商周之際的歷史產生很大興趣。

在《論語》和《禮記》里，孔子經常比較殷、周乃至夏三代的文化制度異同，類似什么“殷之大白，周之大赤”等。（《禮記·明堂位》）當然，這些比較的結果自然是，商周制度大同小異。

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

孔子還說：“周監（鑒）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這都和周公奠定的官方歷史論調完全相同。

但是，前述孔子關于“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先罰而后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的描述，卻又是西周和春秋時期絕無僅有的，不僅不符合周朝官方的政治正確，而且孔子的信息來源也是個謎。

我們至少知道的是，在孔子的春秋時代，上述“殷人”的特征早已經消失。宋國是商王族的繼承者，但宋國上層已被周人完全同化，有時固然爭強好勝，但主要還是為面子，或者說是周人文化里的“貴族精神”，絕對不是為了利益的“勝而無恥”。

以比孔子早一百多年的宋襄公為例，他最著名的事跡是和楚國的“泓之戰”。宋襄公風格甚高，不肯攻擊正在渡河及未成列的楚國軍隊，結果慘敗，受傷而死，而且死前還振振有詞地自我辯護，闡述道義是戰爭的首要原則：“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馀，不鼓不成列。”（《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可見，宋襄公絕對不是“無恥”，而是恥感過分發達。至于崇拜鬼神的程度，宋國人也不比春秋列國更嚴重。

但前述孔子關于商周文化之別的評價顯示，即便是在周公五百年之后，應該也還存在著碎片化的關于商朝的真實歷史記憶。考慮到孔子是專職搜集歷史文獻的學者，待他收集起足夠多的關于商朝的碎片化知識后，是有可能逐漸拼合出一些“非官方”版本的真實歷史的。

其實，這在《論語》里有些跡象。

在周公版的歷史中，商人從沒有過殘忍的人祭宗教，商朝的滅亡只是因為紂王——帝辛個人的道德墮落，但孔子的學生子貢卻試圖為紂王“翻案”：

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

大意是說，紂王的惡行并不像人們傳說的那樣過分，這就像是一個地方被當成了垃圾場，人們就專門往那里丟垃圾，紂王的形象也是被這樣堆積出來的。

在《論語》中，這段話是和子貢為晚年孔子辯護的幾段話放在一起的。子貢是孔子晚年最信賴的學生，孔門十哲之一，復姓端木，殷商舊地衛國人，所以很可能也是商人后裔。這么說來，他和孔子可能有遙遠的同族親緣。據此，這師徒二人顯然交流過一些官方版之外的商代秘史。子貢這段話被載入《論語》，說明編輯《論語》的孔門弟子認可其權威性。

而孔子很可能就是從《易經》開始探索真實的商代的。從可靠的文獻史料看，孔子平生從不關注“算命”問題，也從未給自己或別人占算過命運，不管是用甲骨還是易卦。孔子最常談論的是詩、書、禮、樂，但他幾乎從未對《易經》發表過評論。

然而，到了晚年，孔子卻突然對《易經》產生了興趣，他說：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論語·述而》里的這則記載很可靠，但具體含義有爭議。有人將其解讀為：“我如果能多活幾年，比如五年或十年，用來學習《易經》，就不會有大錯誤了！”或者：“如果這幾年我能重新再來一次，我會從五十歲開始學習《易經》，也就不會有大錯誤了！”

不管是哪種解釋，這都是孔子晚年才會有的感慨。《史記》與此相關的記載是，孔子晚年頻繁地研讀《易經》，結果編竹簡的皮條磨損嚴重，經常斷裂，所謂“韋編三絕”。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史記·孔子世家》）

《禮記·禮運》還記載，孔子曾對弟子言偃（子游）說：

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為之做“正義”的唐代學者孔穎達認為，這部《坤乾》是殷商（宋）人版本的易卦占算書，“謂得殷家陰陽之書也”，它的坤卦排在乾卦前面，和《易經》相反，所以稱為《坤乾》。

這個說法已經難以驗證，但在此之前，孔子肯定有機會讀到文王的《易經》。如前所述，韓宣子訪問魯國，“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而孔子離開魯國去宋國，發生在他五十七歲這年，也就是說，從五十歲到五十六歲期間，他一直身處魯國高層，完全有條件讀到官方收藏的周公注解版《易經》。

作為周公后人，魯國人對《易經》的理解可能非常陽光，完全沿用周公《象辭》的曲解，從而使孔子沒有意識到它的史料價值。但當在宋國得到《坤乾》時，孔子卻可能會獲悉某些保存于《易經》中的真實的商周之際歷史，畢竟，作為商人后裔的宋國最有可能保存這種暗黑記憶。

司馬遷認為，《易傳》里的《系辭》是孔子所作。其實，這應當是孔門弟子記錄的孔子觀點。《系辭》對《易經》（文王卦爻辭）的來歷有個推測，認為它是殷商末期周族興起時的產物，內容主要是周文王和商紂王交往的事件，所以充滿了危機之辭，所謂：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

此外，《系辭》還認為《易經》的作者充滿了憂患之情：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這種理解已經很接近真實的文王時期，而和周公的《象辭》很不一致，說明五十七歲之后的孔子已發掘出越來越多當年被周公隱藏的真相（商朝的血祭文化）。但是，孔子沒有繼續點破真相，而是頻繁地翻檢《易經》，以至“韋編三絕”。或許，孔子正是想從隱晦而雜亂的文王卦爻辭中復原出盡可能多的內容。

今天的我們對商代的有效知識主要來自出土的遺址和甲骨文，而這只是商代極為有限的局部片段，猶如管中窺豹；而孔子通過收集當時的口述史與文獻（孔子能見到的文獻要比今天多得多）也同樣可以建立起一部分有效知識。因此，孔子對商代的認知和現代人的認知應當存在一些交集，但也會有互不重合的部分。

可以合理推測，孔子應該就是在逐漸認知真實商朝文化的過程中，更加理解了周公當年為何一定要埋葬商朝的真歷史而重構一套夏商史。

孔子是商王族后裔，他應該會感念周公給了商人生存的機會，還替他們抹去了血腥人祭的記憶，讓子孫后代不必活在羞辱中。周公的這些寬容而偉大的事跡，被他自己掩埋五百年，又終被孔子再次破譯。這或許才是他衷心服膺周公的根本原因。

孔子甚至常常夢到周公，而周公本以為武王解夢著稱。只有到臨終前，孔子才感慨很難夢到周公了：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

在傳統的歷史敘事框架中，孔子夢周公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讓人理解，甚至有些人還會覺得這是不是有點虛假，但將其放在真實的商周之際的歷史背景中就好理解了：越是接近商文化的殘酷真相，孔子就越是對周公有真正的理解和感激。換句話說，從民族間的征服與殺戮走向和解與融合，孔子是受益者，也是這段隱秘史的破譯者。他有太多想說又不能明說的，只能在夢中傾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