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四川省通江縣城東80余里處，有一個名為王坪的小山村，這里依山傍水，古樹參天，四季鳥語花香，風景秀麗。

在這群山環繞之中，深處山坡密林里有一座規模宏大的紅軍烈士陵園，里面葬有25048位紅軍先烈，其中有17225位無名英雄，是全國最大的紅軍烈士陵園之一。

走進陵園，一座巨大的墓碑特別引人注目。墓碑身長兩米，矗立在兩米高的墓臺之上，碑后是一座大型的紅軍烈士集體墓。

然而，這座墓碑上的中國共產黨黨徽卻倒立懸掛，與我們平常所見的黨徽有著很大的不同，令人好奇。

早在1951年，當地百姓在一塊冬水田里挖出這塊墓碑時，就對上面的黨徽標志產生了疑問。在當地政府的介入下，這塊墓碑沒有任何修改，原封不動地安置在了這座烈士陵園中。

盡管經歷了七十多年的風雨侵蝕，這塊墓碑仍然屹立不倒，向世人講述著它的不同尋常的歷史。在這個莊嚴肅穆的紅軍烈士陵園里，這塊有歷史意義的墓碑上的倒立黨徽，讓人好奇它背后隱藏著什么傳奇故事，是誰所建造的呢？

時間回到70多年前的那場偉大而壯烈的土地革命戰爭，我們都知道，紅四方面軍的成立是在1931年11月，由鄂豫皖蘇區的第四軍和第二十五軍在湖北黃安縣七里坪鎮組建。徐向前擔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委，劉士奇則是政治部主任。

在徐向前的指揮下，紅四方面軍初期攻占了黃安、潢川、商城等重要城鎮。在蔣介石新的“圍剿”尚未準備完畢之際，紅四方面軍迅速發展壯大，成為兩個軍、六個師又四個獨立師共4.5萬人的主力部隊和近20萬的地方武裝力量。

在紅四方面軍掌控的鄂豫皖蘇區內，范圍橫跨舒城到平漢鐵路，南達黃梅、廣濟，北至潢川、固始，面積達到4萬平方公里，人口達到350萬。

然而，蔣介石看到紅四方面軍如此迅速的發展，坐不住了。1932年7月，蔣介石自任總司令，集結30萬大軍對“鄂豫皖”蘇區進行大規模圍剿，成為第四次圍剿戰爭的一部分。

由于張國燾的錯誤指揮，紅四方面軍本來就兵力懸殊，變得更加雪上加霜，雖然紅軍戰士頑強抵抗，但是寡不敵眾，相繼失去了大片土地。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徐向前率領紅四方面軍保存實力，主動撤出鄂豫皖蘇區，退入關中地區。在跨過秦嶺、越過大巴山、攻占川東北的通江、巴中等地后，紅四方面軍建立了川陜革命根據地。

經過十個月的浴血奮戰，紅四方面軍在四川、陜西交界處成功站穩腳跟。作戰部隊曾一度發展到10萬余人，蘇區人口也達到了五百萬，川陜蘇區發展達到了鼎盛時期。就連毛主席都稱贊其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大區域”。

然而，強盛的背后卻是對敵人覬覦的擔憂。

紅四方面軍所處的地區恰好是四川軍閥劉湘的勢力范圍。紅軍的快速發展極大地觸動了軍閥的利益，劉湘視其為眼中釘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

1933年9月，劉湘擊敗劉文輝，結束了四川長期戰亂的局面并統一全川，成為“四川王”。

次月，他就在蔣介石的指使下，擔任了四川“剿匪”總司令，并糾集了多達110個反動武裝團體和20余萬人的部隊，對紅四方面軍所在的川陜根據地發動了“六路圍攻”。劉湘采取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戰法，企圖在三個月內消滅紅軍。

面對川軍的大規模圍攻形勢，紅四方面軍總部根據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通江會議精神，采取了“收縮陣地，誘敵深入”的方針，分東、西兩線與敵作戰。

慘烈的戰斗一觸即發，雙方投入兵力多達三十余萬，這注定是一場曠日持久的長期戰，后勤和醫療救援便成為重中之重。

紅四方面軍總醫院是紅四方面軍在戰爭中最重要的救援力量。

1934年春季，紅四方面軍總部采取“誘敵深入”策略，將總醫院從鸚哥咀遷往通江沙溪的王坪村，在“偽國大代表”王篤之的莊園中設立了醫院。

王坪村地勢險要，環境幽靜，總醫院隨之成為了紅軍后方的重要救援機構。

然而，戰斗的慘烈超出所有人的想象，許多英勇士兵負傷，需要救治。尤其在“反六路圍攻戰”期間，總醫院內的傷病員數量急劇上升，達到了五千人以上。

敵人對川陜蘇區的圍剿和封鎖，使總醫院難以建立完整的醫護體系和穩定的醫療機構，醫療物資匱乏，環境惡劣，這對醫護人員的救治工作帶來了很大的挑戰。

但是，這一切都沒有阻擋醫護人員為紅軍戰士提供堅強的后盾。在總醫院的努力下，許多傷病員得以及時得到救治，為紅軍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但由于沒有病房，紅軍戰士只得被安置在周圍十里范圍內的民房中。盡管設備簡陋、缺醫少藥，但他們仍然懷著對革命事業的赤膽忠心，刻苦攻關，自制了大量醫療器械。面對沒有麻醉劑的局面，他們含淚用木錘將傷員敲暈，再進行手術，以減輕傷員的痛苦……

戰爭是殘酷的，成千上萬名英勇的紅軍戰士負傷流血，他們的鮮血染遍了這個小山村中的每一處茂林、每一個山岡，所到之處，血跡斑斑，殷紅一片。

在長達十個月的戰斗中，盡管外面炮聲隆隆、硝煙彌漫，這個坐落在群山之中的總醫院依然穩如泰山，各項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毫不受到打擾。

然而，戰事的激烈和頻繁前所未有，讓所有人都感到措手不及，即使自制醫療器械、自采草藥也供不應求。

敵人的封鎖下，各種醫療物資難以進入蘇區，藥品的嚴重匱乏、搶救傷員必須的醫療器械缺失，再加上川地的高溫天氣和山區疾病的肆虐，使得成百上千名受傷的戰士因病情惡化或救治不及時而不幸犧牲。

英勇的紅軍戰士沒有犧牲在戰場上，卻因藥物缺乏而犧牲在了總醫院，這讓許多人十分痛心疾首，尤其是總醫院的政治部主任張琴秋！

張琴秋是紅軍歷史上少有的女英雄，后來更被《中國軍事大百科全書》認定為紅軍唯一的女將領。

作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中的一員，早年張琴秋曾留學于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與博古、楊尚昆等人是同學，她在黨內的資歷非常深厚。

1931年，張琴秋受組織派遣跟隨丈夫沈澤民來到鄂豫皖根據地工作。紅四方面軍成立后，27歲的張琴秋就擔任73師的政治部主任，展現了她不凡的文武全才。

后來，在蔣介石的圍剿下，紅四方面軍不得不放棄蘇區，向西進行戰略轉移。在小河口會議上，表現出色的張琴秋被任命為紅四方面軍的總政治部主任，成為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從鄂豫皖蘇區到川陜蘇區，從紅四方面軍建立到此次“六路圍攻”，張琴秋見證著紅軍的成長和發展。她對這支英雄的部隊有著十分深厚的感情。

然而，如今的慘烈戰斗使得大多數戰士身負重傷，自己作為總醫院的領導卻無能為力，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數以千計的戰士們因救治不及時而相繼犧牲。

張琴秋看到這樣的悲痛場景，心如刀割，痛不欲生。

為了恰當安葬為革命事業獻出生命的紅軍烈士，總醫院開始按照一人一副棺材的標準進行收殮和安葬，每座墓前都樹立著一塊牌子，上書烈士的姓名、年齡、籍貫及職務等信息。

然而，隨著戰爭時間的延長，犧牲的紅軍戰士數量不斷增加，原有的標準難以維持，便轉而采用兩個人一副棺材的方式。

為了制造棺槨，王坪村附近的居民們紛紛捐獻門板、床板、樓板等木材。但當木材耗盡時，他們只得使用竹席代替，一張竹席最多可包裹四五具紅軍烈士的遺體。

到了后來，竹席也難以取得，為革命犧牲的紅軍只能被軟埋，許多人被葬在同一塊墓地里。

這些烈士為革命事業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卻在死后無法受到妥當的安置，明明是英雄卻變成了無名之輩，這讓張琴秋感到非常心痛。

1934年7月，張琴秋倡導修建一處紅軍烈士陵園以緬懷和悼念為創建和保衛川陜根據地而犧牲的烈士們。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在總醫院所在的王坪村修建陵園，并在此樹立碑文紀念。這項任務被交給了醫院政治部主任張琴秋。

在初期的規劃中，紅軍烈士墓位于總醫院旁邊，占地6畝，葬有3800多名烈士和38名師團級領導。周圍種滿了松柏，并在烈士墓前豎立了一座紀念碑。

張琴秋是醫院中少有的留過學的人才，她親自承擔了設計、繪制紀念碑和書寫碑文的任務。

張琴秋懷著對紅軍戰士犧牲的悲痛之情和對革命的熱情，夜以繼日地工作，最終設計出了如今的樣子。

這座墓碑是由當地的青綿石建造的，墓碑總高度約為4.2米，為長方形，由碑帽、碑身和碑座三部分組成。

碑身高約2.02米，正面刻有“紅四方面軍英勇烈士之墓”十一個大字，左右兩側刻有“為工農而犧牲”、“是革命的先驅”兩幅聯句和一個“萬世光榮”四字橫批。

在碑身正面，共刻有27個大字，全由張琴秋親筆書寫，筆力粗壯有力，給人以撫慰之感。

碑身兩側雕刻著兩支長槍和一支短槍的圖案。在雕刻這座墓碑時，張琴秋直接將自己的配槍拆下來，放在墓碑側面，讓工匠摹刻上去，象征著她永遠與烈士們一起戰斗。

墓碑底座由向日葵、谷穗、五角星、鐮刀等圖案構成。

在這座墓碑的兩側，各架設了一座用石頭雕刻而成的迫擊炮，底座刻有“廣泛紀念”四個字，象征著烈士永遠前進，永不停歇的堅定意志。

該墓碑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其正面上部雕刻的一枚黨徽圖案，由鐮刀與斧頭（現為錘子，象征工人階級）相交組成。

不同于我們通常所見，這枚黨徽倒立懸掛，農民階級的鐮刀和工人階級的斧頭均呈水平方向翻轉。

數十年后，川陜蘇區紀念館館長薛元勛解釋說：“它有著特殊的含義，黨徽低垂，全黨同悲！”

這塊墓碑從文言陳述到圖案設計再到整體布局，都透露出強烈的戰斗色彩和鮮明的革命特征，是一座融合了革命性、歷史性、藝術性與時代性于一體的完美杰作。

這也代表著張琴秋對紅四方面軍的深厚感情，以及對逝去的烈士的不舍與悲痛。

在張琴秋的領導下，紅四方面軍總醫院的各級干部、醫護人員、輕傷戰士以及周圍的百姓積極參與，僅用數月時間就完成了紅軍烈士陵園的建設。

這座陵園不僅成為了全國最大的紅軍烈士陵園，而且是全國唯一由紅軍自己建造的烈士陵園。

1934年冬天，就在廣州暴動七周年前夕，紅四方面軍總醫院在新建成的烈士陵園門口舉行了落成典禮。

那一天，張琴秋穿著一身灰布軍裝，腰系皮帶，斜跨短槍，五角星帽下露出干練的齊耳短發，站在人群前，嫻熟地指揮紅軍戰士高唱《國際歌》，展現了她指揮部隊作戰時的英姿颯爽。

不過，就在紅四方面軍烈士陵園落成不久，張琴秋調離總醫院政治部主任的職務，前往婦女獨立團擔任團長兼政委。

當時國內的革命形勢非常緊張，1934年的10月，蔣介石發動了“第五次圍剿”，由于李德、博古等人的指揮失誤，導致中央紅軍被迫撤退。在敵人的追擊堵截下，中央紅軍在毛主席的指揮下進行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等一系列驚險的戰略行動，終于成功擺脫了敵人的追擊。

與此同時，原本活動在川陜邊界的紅四方面軍為策應中央紅軍長征，在1935年3月主動撤出川陜根據地，西渡嘉陵江，開始了漫長的長征之路。

在紅軍離開之際，紅四方面軍總醫院的干部、戰士們向長眠于此的戰友們揮淚告別，離開了生活三年患難與共的當地百姓，開始了新的戰斗征程。

然而，國民黨反動派趁機卷土重來，之前被紅軍消滅的地主也開始死灰復燃，如王篤之為首的地主還鄉團便對紅軍之前的駐地王坪村進行了瘋狂的反撲。王篤之是“偽國大的代表”，王坪村是他的老家，紅軍曾經將他家的土豪打了并征用了他的莊園作為總醫院的總部，因此他對紅軍十分憎恨。

當王篤之得知紅軍已經離開王坪后，他立即帶領還鄉團回到老家，對紅軍之前建造的房屋和設施進行了毀壞，甚至推倒了烈士陵園的墓碑，挖墳掘尸，焚骨毀壞陵園，表現出無比的殘忍和野蠻。這些惡行激怒了當地百姓，但由于王篤之的勢力強大，他們也不敢反抗。

王坪村的村民們在王篤之離開后，偷偷將烈士們的遺骨重新收殮安葬。然而，王篤之卻將目標轉向了那塊烈士墓碑。就在他決定砸毀墓碑的頭一天晚上，王篤之家中的長工得到消息后，聯合當地十余名百姓冒著生命危險，悄悄將墓碑偷走，并埋在村內的冬水田里。

作為陵園中的重要建筑，墓碑的失蹤引起了王篤之的注意，他認為一定是有人偷偷藏走了墓碑。于是，他和他的還鄉團開始嚴刑拷打他懷疑的人，但是堅貞的王坪村民始終守口如瓶，沒有透露任何信息。

就這樣，這塊墓碑被埋在地下深處長達16年之久！直到1951年的一天，一位曾在川陜根據地工作過的老紅軍回到王坪村，前往烈士陵園吊唁戰友時提及此事。離開川陜蘇區16年的時間，這個地方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老紅軍看著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久久不語。16年前，他和戰友們在這片土地上與國民黨反動派浴血奮戰，慘烈的戰斗奪走了一個又一個戰友的生命。

時至今日，曾經的理想已經成為現實，國民黨反動派被趕出了大陸，人民掌握了國家大權，然而那些為革命獻身的戰友們卻長眠于此。

老紅軍心中不由得感慨萬分，眼角開始濕潤，他緩慢地走到已經修葺一新的烈士陵園，卻驚訝地發現原本矗立在陵園中央的“紅四方面軍英勇烈士墓碑”不見了蹤影。

這塊墓碑由萬千紅軍烈士的鮮血凝結而成，見證了他們在這片土地上為革命事業付出的生命代價。

經過當地村民的指引，這塊墓碑終于從冬水田里被挖了出來，16年的埋藏之后，終于再次見到天日！

在當地政府的幫助下，這塊墓碑被恢復到了原狀，碑身上的倒懸黨徽也沒有做任何修改，它按照歷史原貌矗立在烈士陵園中，向后人講述著那個戰火連天的特殊年代。

1951年，中央老根據地慰問團川陜分團在王維舟的帶領下再次回到王坪村，為那些為了革命事業和保衛川陜蘇區而犧牲的烈士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

1982年，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徐向前元帥親筆為烈士陵園題寫了：“學習革命先烈的不怕艱苦困難獻身革命的精神，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奮斗”的字句。

進入烈士陵園，可以看到蒼松翠柏已成為參天大樹，綠水青山映襯著忠魂，讓人不由得懷念起那些為革命事業獻出生命的烈士。

王坪已經恢復了平靜，戰火煙霧早已消散，但那座“黨徽倒懸”的烈士墓碑依舊挺立在紅軍烈士墓前，用它所承載的歷史記憶向世人述說著不平凡的過往，同時也提醒著人們萬萬不可忘卻成千上萬的紅軍烈士為國家和民族付出的生命和血汗。

無數革命先輩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為代價，書寫了這個盛世，他們雖已離開，但他們的精神和事跡永載史冊，激勵著后人不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