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講，每天八個小時工作制，試問國內有幾家公司能做到？

雷軍在大眾面前的“克制貪婪”濾鏡，被11.5小時工時擊碎。

就在剛剛，小米公司因一條員工爆料沖上熱搜：“日均工時不低于11.5小時，工時不足8小時需寫說明，排名靠后或被約談清退”。

消息一出，輿論嘩然，人們震驚的不僅是數字本身，更是雷軍“工程師文化”“以人為本”的承諾與現實的割裂。

雷軍曾高調宣稱“程序員是老大”，在小米食堂懸掛標語，用百萬美金獎勵技術創新團隊。

然而，當員工的實際工時被曝光為“早9點到晚8點半”的日均11.5小時，且長期存在“隱形強制加班”時，公眾的質疑被瞬間點燃。

這種反差，如同“科技烏托邦”的崩塌，一邊是創始人用情懷編織的“參與感”神話，一邊是基層員工在工時排名中掙扎的疲憊身影。

一、全網熱議的深層邏輯

雷軍的“親民企業家”形象深入人心，而高強度加班制度卻暴露了資本逐利的本質，觸發了公眾對“偽情懷”的抵觸。

科技大廠的一舉一動本就備受關注，疊加小米作為國產硬件巨頭的流量屬性，事件迅速發酵為對“996文化”的又一次聲討。

“工時排名”“末位淘汰”等管理手段被具象化，無數職場人聯想到自身遭遇，形成情感共鳴。

二、加班爭議背后是行業普遍困境

面對質疑，部分聲音認為“加班在互聯網行業并不罕見”“小米福利已屬優渥”。

但爭議的核心并非加班本身，而是其制度化的壓迫性。

據爆料，小米員工請假一天即導致日均工時不足8小時，需額外加班彌補；外包員工若單日工時不滿11小時，次日便會被約談。

這種將工時與績效、去留直接綁定的機制，本質上是以“效率”之名行“壓榨”之實。

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企業通過“口頭要求”“不留痕跡”的方式規避法律風險。

例如，小米員工透露“領導僅口頭傳達工時標準”，而《勞動法》明確規定，每日加班不得超過3小時、每月不超過36小時，且需支付1.5-3倍工資。

若企業以隱形手段強迫員工“自愿加班”，則是對勞動者權益的赤裸踐踏。

當然，有觀點認為，輿論對小米的批評是“選擇性放大”，畢竟加班現象在各行業普遍存在。

然而，公眾的憤怒恰恰源于對“標桿企業”的更高期待，連一家標榜“人比制度重要”的公司也陷入加班泥潭，普通人還能對職場公平抱有多少希望？

三、被忽視的“銀行人”

如果說小米員工的困境尚能引發討論，那么另一群人的遭遇則長期淹沒在沉默中，他們就是銀行員工。

據勞動報調查，71.3%的銀行柜員超時工作，日均工時普遍超過10小時，且早晚接送庫、盤賬等“隱形加班”不計入工時，無加班費或補休。

一名柜員描述：“開門前1小時到崗，關門后干等運鈔車，日均義務勞動2小時以上”。

而他們的平均月薪僅為6640元，遠低于互聯網行業。

更殘酷的是薪資不均，2024年，零售之王招行人均薪酬58.1萬元，但一線柜員收入與高管天差地別。

長短款罰錢、客戶投訴、強迫癥式點鈔，柜員自稱“金融民工”，身心俱疲。

然而，銀行人的苦難鮮少成為熱搜，公眾對“金飯碗”的刻板印象，掩蓋了基層員工的真實生存狀態。

小米員工因工時爭議登上頭條時，銀行柜員仍在默默承受“12小時工時、6640元月薪”的日常。

小米加班爭議的爆發，撕開了職場文化的遮羞布。

但若輿論止步于對單一企業的批判，則是對更廣泛勞工權益問題的逃避。

我們需要追問，為何法律明文規定的8小時工作制，在現實中淪為“紙上福利”？

職場公平不應因行業、薪資或企業光環而區別對待。

無論是小米員工的11.5小時，還是銀行柜員的12小時，都是對勞動者尊嚴地剝奪。

雷軍的“克制貪婪”若止于口號，終將淪為資本游戲的注腳；銀行的“金飯碗”若盛滿血汗，也不過是鍍金的枷鎖。

打工人為小米員工鳴不平時，請別忘了那些銀行員工的沉默身影，他們的困境，同樣需要被看見、被改變。

職場文明的進步，從不該有“選擇性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