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進一步緩和同臺灣省的關系，中共中央從1959年起開始特赦國民黨戰犯，到1975年，先后分7批，總計特赦國民黨戰犯554名，其中國民黨高級將領200余名。

正是在毛主席的寬大政策下，曾經的“軍統三劍客”才可以迎來新生，然而，有些人在出獄后依舊對蔣家王朝報以幻想。

國民黨軍統“三劍客”的沈醉、徐遠舉、周養浩三人是在云南起義中被抓捕的，他們本來打算隨運輸機飛往臺灣，沒想到被盧漢給扣留下來。

得知沈醉、徐遠舉、周養浩被抓捕后，西南軍政委員會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兵團司令員陳賡將軍親自對三人進行了審訊，隨后，他們三人被押送到重慶正式宣判，并分別關押在北京功德林監獄。

沈醉、徐遠舉、周養浩雖然都是功德林監獄中的戰犯，但是他們之間還是存在很大差異。其中沈醉就跟其他兩個人有很大不同，他是起義投誠過來的。

包括后來可以順利抓捕徐遠舉和周養浩，也是因為有沈醉的幫忙，這或許就是當他們一同被關押在重慶時，周養浩要痛打沈醉的原因吧。

沈醉是三人里能力最強的一個，也是蔣介石最為器重的國民黨高官之一。盧漢宣布云南起義后，時任國民黨保密局云南站站長的沈醉第一個被扣押。

沈醉是個聰明人，多年的軍統生涯，也讓他早就看清了國民黨的真實面目，而他也意識到在這樣的局勢下，蔣家王朝衰落也成了鐵板釘釘的事實。

所以沈醉被抓捕后，直接向我黨提供了重要情報，盧漢因此一舉抓獲了當日途經昆明，準備飛往臺灣的軍統特務徐遠舉和周養浩。

除此之外，沈醉還主動檢舉了他所知道的軍統局潛伏在云南、貴州等地的特務人員。昆明軍管會根據沈醉提供的線索，一舉捕獲了軍統貴州行動站站長汪劍英。

沈醉棄暗投明的關鍵抉擇，不僅斬斷了潛伏在云貴地區的特務指揮鏈，更以詳實情報為盾牌，構筑起堅固防線，成功遏制了國民黨軍統特務妄圖在昆明、貴陽兩座省會城市實施大規模破壞的罪惡圖謀。

而對徐遠舉和周養浩的審訊，沈醉也提供了幫助。一次，審訊人員問沈醉：“徐遠舉多次表示愿意好好交代問題，但最終他還是沒能兌現自己的承諾；周養浩思想消沉，一句話都不愿意說，這到底是為什么？”

沈醉一直審時度勢，所以被俘后也一直坦言相待，對于徐遠舉和周養浩這兩個同盟，他還是有一定了解的。

經過一番思考后，沈醉說：“徐遠舉這個人對上級是很圓滑的，對下級的態度非常不好。他想交代問題，但又怕罪惡大，還怕別人往他身上推，自己說不清楚。周養浩的問題比他多，犯下的罪行也比他重，他覺得共產黨政府是不會放過他的……”

沈醉對其他兩個人的了解還是非常到位的。徐遠舉1914年出生在湖北大冶一個商人家庭，1928年考取了中央軍校武漢分校，當時還不到15歲，完全可以叫做“少年黨員”。

完成在軍校的學業后，徐遠舉開始做些像助理員之類的基層軍務工作。1932年，徐遠舉參加了復興社，從此，開始了他職業特務生涯，一干就是十八年。

這十八年里，徐遠舉用殘忍手段殺害了無數共產黨戰士，而他自己也十分清楚，他欠人民的實在太多太多。所以，在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時，他依舊全力頑抗，他認為，即使不這樣干下去，如果落到共產黨手里，以前欠人民的債也足以槍斃。

徐遠舉的顧慮很多，這也是為何他一開始愿意交代問題，事后又沒有兌現承諾的原因，他怕自己一個不小心，直接被判了死刑。

但是經過改造后，徐遠舉的思想發生了變化，他從事事懷疑，對自己的問題上推下卸，變成了主動承擔責任，是誰的問題就是誰的，而且從思想上認清了方向。

徐遠舉知道政府對戰犯的政策，是“一個不殺，分批釋放”后，冷靜地思考了自己的問題，想出了怎么辦的計劃。

他認為要洗清自己的罪惡，就得付出努力，要有實際表現。可是，自己的罪惡太大了，特務本來就難赦，自己比一般特務更難赦免，別人做一分努力可能達到“改善從惡”的標準，而自己則需要做出百倍于他人的努力。

1956年到1960年，杜聿明、宋希濂、沈醉等戰犯被釋放，但都沒有輪到徐遠舉，這也讓他變得焦慮起來。但徐遠舉也明白，這跟他罪孽深重有關，怨不得別人。

徐遠舉雖然可以安分改造，但是他的暴躁脾氣卻沒有徹底改變。1973年冬天，徐遠舉突然犯了高血壓，當時監獄的醫生立即搶救，但一直不見效。

沒辦法，監獄里的醫生只好把他送到北京復興醫院搶救，診斷是腦溢血，經搶救無效，22日死亡。

徐遠舉的意外死亡讓周總理感到非常生氣，深怕他是被人陷害喪命的，但是經過調查，發現根本原因在徐遠舉自己。

因跟監獄里的人發生了爭執，爭吵完他仍放不下，非常激動，接著他洗了個冷水澡，用冷水澆頭，結果發高燒，血壓猛升，最終去世了。

沈醉被提前釋放，徐遠舉因意外死亡，那周養浩的結局如何呢？

徐遠舉雖然罪惡深重，但他起碼可以意識到自己的問題所在，能夠積極改造，而同樣罪惡深重的周養浩，自從被關押后，一直表現不好。

周養浩不同于其他國民黨官員，他不是軍校出身，而是畢業于上海法學院法律系。1932年畢業后，他進入軍法會當官，1939年加入軍統后也是當法官，長期從事審訊工作。后來跟著戴笠、毛人鳳就變成了一個職業特務。

被抓捕后，周養浩經常用自己的法律知識來為自己辯護，將自己由血債累累的罪人辯護為受冤枉的無辜受害者。

而事實并非如此，他的罪惡是相當大的，監獄里的法官自然也不允許他狡辯。

這就導致讓周養浩一直背負著沉重包袱（殺害楊虎城將軍一事），他沒有辦法跳出自己給自己劃定的圈圈，這也是他為何長期寡言的原因。

衡量戰犯改造表現的好壞，主要是從兩個方面考慮，一個是可以坦誠地交代自己的罪行；一個是認識到自己的罪行。至于學習、勞動等，都是與此相關的。然而，周養浩沒有一項可以達到標準。

但是隨著我黨對戰犯的特赦，讓周養浩看到了重獲自由的希望，他也幻想著自己可以像老戰友沈醉一樣，提早被釋放出去。為了能達到早釋的目的，周養浩開始“積極”表現，原先不愛勞動，現在也變得勤快起來，原先我行我素的他，也開始按照監獄里的規章辦事，甚至后來他主動闡述了自己殺害楊虎城將軍的過程。

雖然這時候的周養浩“改過自新”，深刻“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但是由于他曾經犯下的錯太多，導致始終沒有達到特赦的要求。

后來是在毛主席的寬大政策下，周養浩作為最后一批戰犯，于1975年被釋放出獄。

既然出獄了，中央也徹底還給他們自由，這些戰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選擇回老家，或者留在北京，也可以去臺灣等地。

當周養浩得知可以回臺灣后，他就一整天獨自坐在臥室，反復推敲“愿意回臺灣的，可以回臺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這句話。

他還是想去臺灣投靠老上級蔣介石，投靠蔣家。但沒想到的是，蔣介石并沒有如他所愿，直接回絕了周養浩回臺灣的申請，被阻擾后，周養浩之后暫時滯留香港。

在香港期間，他聯系了定居在美國的女兒，女兒得知他的情況后，給他辦好了赴美手續，就這樣，周養浩來到女兒家中養老。

他在美國生活了十幾年，于1990年逝世，享年8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