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一位中共特工自香港來到北平，穿上了心心念念的人民解放軍軍裝，并懷著激動的心情寫下了一首詩：

“革命勝利歸來日，換上軍裝笑顏開。”

這位中共特工就是我黨安插在汪偽政權內部的“竊聽器”，秘密戰線上的英勇戰士，臥底敵營整整15年的李時雨。

李時雨是黑龍江人，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上大學時就被派往東北軍中臥底，主要任務是秘密開展抗日救國運動。

令人意外的是，李時雨擁有出色的從政天賦，竟然在全面抗戰爆發時當上了天津租界地區的最高法院檢察官。

1939年，地下黨組織交給了李時雨兩項重要任務，一是將電臺機件轉移出天津租界，二是營救被關進監獄的馮驥同志。

彼時的天津租界已經被日軍封鎖，普通人進出租界都十分困難，要轉運目標極大的電臺機件，其中的難度可想而知。

李時雨接受任務以后，將電臺機件分成三部分，用不同的方式分批轉運出了租界，順利完成了組織交代的任務。

至于營救馮驥同志的問題，李時雨利用職權之便找到馮驥的卷宗并將之銷毀，然后宣稱是被日軍炮彈炸毀，法院院長害怕被追責，只能大事化小，以無罪的名義偷偷釋放了馮驥。

原本李時雨一心想要上戰場殺敵，但是經過這兩件事后，李時雨認為潛伏在敵人內部更有意義，于是專心開展潛伏工作。

汪精衛叛國投敵以后，為了建立偽政府，在全國各地搜羅人才，李時雨趁機打入汪偽政權內部，成為陳公博的親信。

陳公博是汪偽政權的二號人物，也是汪偽政權立法院院長，李時雨能夠獲得陳公博的青睞，與一次立法院會議有關。

在那次立法院會議上，李時雨積極發言，所談內容充滿了專業法律知識，陳公博當場對李時雨刮目相看，之后便開始拉攏李時雨。

有了陳公博的幫助，李時雨在汪偽政權內部官運亨通，先后出任司法處處長和軍法處處長等職，可以頻繁接觸核心人物。

在與汪偽政權各類人物接觸的過程中，李時雨秘密搜集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如1941年日偽軍“清剿”新四軍作戰計劃。

李時雨竊取該計劃以后，立即將情報傳遞到新軍軍部，新四軍按照情報提前轉移，最終讓來勢洶洶的日偽軍撲了個空。

汪精衛病死時，李時雨又取得周佛海的信任，成為上海偽警察局司法處處長，由此掌握了蔣介石與周佛海勾結的證據。

國民黨接收上海前夕，上海偽保安團為了表明誠意，準備秘密打擊中共黨組織，李時雨在將消息傳遞出去的同時，又利用上海警備松懈的契機，偷偷解救了抗聯游擊隊政委楊樹田。

全面抗戰勝利以后，余祥琴拉攏李時雨去投奔國民黨軍統的戴笠，李時雨不敢擅自答應，于是上報黨組織征求意見。

李時雨沒有在國民黨內部工作的經驗，擔心登高易跌重，就向黨組織作了說明，沒想到組織上給出的回復是：

“放心大膽的去做，組織上會派人配合你行動。”

就這樣，李時雨又在國民黨軍統內部臥底了三年，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才輾轉回歸組織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