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老城隍廟的舊物市場，偶爾能翻到幾張泛著霉斑的黑白照片：穿對襟衫的男人蹲在三輪車上，車斗里碼著半人高的松木盒，盒角系著褪色的紅繩。

這些被時光定格的身影，正是民國時期游走于生死邊緣的收尸人 —— 他們用粗糙的手掌托起被世界遺棄的幼小生命，在封建禁忌與戰火饑荒的夾縫中，踏出一條充滿血淚的生存之路。

收尸人的出現，本質上是封建倫理與現實困境的畸形結晶。在《津門雜記》等地方志中，清晰記載著 "童尸不入祖墳，曝于野則招陰煞" 的民間禁忌：未滿12歲夭折的孩童被視為 "討債鬼"，不能享受棺木安葬，甚至連親屬都不得為其舉哀。

這種陋習在民國初年的北平、南京等地依然頑固，富裕人家會將夭折子女裝入陶罐埋在義地，貧寒家庭則直接棄尸街頭。據1946年《申報》統計，僅上海法租界每月就有 300 余具孩童尸體無人認領，嬰兒死亡率高達62%。

生存的殘酷催生了職業的萌芽。這些收尸人多為逃荒的難民或殘疾的乞丐，他們發現了其中的 "營生"：用撿來的木板釘成三尺長的木盒，內壁鋪著稻草，車把上掛著寫有 "善收嬰尸" 的白布幡。每天天未亮就穿梭于巷弄，看到蜷縮在墻角的孩童尸體，便用草繩捆住手腳，再用舊報紙遮住面部 —— 這并非冷漠，而是對 "死者睜眼勾魂" 的民間禁忌的妥協。每具尸體能換5個銅板，若遇到大戶人家施舍，紅繩便會系在盒角，成為同行眼中 "有主" 的標記。

收尸人的日常，是一場與死亡的貼身舞蹈。他們的三輪車永遠散發著福爾馬林與霉味的混合氣息，車斗底部釘著防滑的竹席，最多時能裝下7具孩童尸體。照片是收尸人叼著煙，騎著三輪車。發現路邊死去的孩子，他單手拎起，熟練剝下其破舊衣服，隨后把孩子放上三輪車，帶著尸體緩緩離開。那時，街頭每天都能看到無人認領的尸體 。

這份營生伴隨著極高的風險。1947年武漢鼠疫爆發，收尸人因觸碰感染尸體，全身潰爛而死，臨終前還抓著床頭未送完的木盒。更致命的是社會的歧視，收尸人，因長期接觸尸體被家人逐出，死后鄰居用硫磺熏了三天屋子。

他們也有自己的 "行業規矩"：絕不收留有明顯外傷的尸體（避免卷入命案），遇到臍帶未斷的嬰尸必須繞道（民間認為會沾染血光），黃昏后絕不接單（怕沖撞 "小鬼頭"）。這些看似迷信的規則，實則是在醫療匱乏年代形成的自我保護機制，比如用艾草熏盒消毒，用黃酒擦拭雙手，無意中暗合了現代防疫原理。

隨著公共衛生危機的加劇，收尸人的生存狀態在1940年代發生了微妙變化。上海普善山莊的慈善士紳率先介入，他們購置了帶鐵制箱體的三輪車，配備專職收尸工，每具尸體在入盒前都要登記姓名（若有的話）、死因和特征。上圖是收尸人裝夭折幼兒所使用的木盒，門外站著一群家屬。

1946年，南京政府頒布《城市尸體處理條例》，要求收尸人必須到警察局備案，領取蓋有 "驗訖" 紅章的收尸證，北平甚至出現了由8人組成的 "官方收尸隊"，統一穿著印有 "衛生局" 字樣的背心。鏡頭下收尸人正在將夭折的幼兒準備放在推車上，有的夭折的幼兒家屬在沒有等來收尸人，會將夭折的幼兒丟棄在荒地中，此后在收尸人到來后，才會將這些不幸的幼兒帶走。

這種轉變帶來了雙重影響：一方面，收尸流程變得規范，比如普善山莊會給每個木盒系上寫有往生咒的黃紙條，在義地安葬時集體誦經超度，緩解了生者的愧疚；另一方面，職業的神秘面紗被揭開，收尸人開始被視為 "衛生防疫員"，雖然仍遭嫌棄，但至少獲得了微薄的政府補貼 ——1948 年，沈陽的收尸人每月能領到 2 斤雜糧，這在饑荒年代已是難得的保障。

幾乎所有孩童尸體都呈現 "水腫型營養不良" 特征，腹部鼓脹如球，四肢細如蘆柴，1943年，湖南災荒期間，收尸人在衡陽街頭發現的尸體，腸胃里滿是樹皮碎屑和觀音土顆粒。

北方收尸人的木盒多為松木質地，刻著簡單的壽字紋；南方因潮濕多雨，改用竹篾編織的敞口簍，底部墊著防潮的樟樹葉。上海租界的收尸車偶爾能見到鐵皮盒，那是用報廢的餅干罐改制的，見證著殖民地底層的悲苦。

受限于防腐技術，夏季收尸必須在6小時內完成，1945年，重慶大轟炸后，因尸體腐爛速度過快，收尸人不得不將未裝盒的幼尸直接投入長江，渾濁的江水中漂浮著無數小小的身軀，成為戰時首都最悲壯的注腳。

當歷史的塵埃落定，收尸人連同他們的木盒早已消失在時光深處。但那些照片里凝固的身影，依然在訴說著一個時代的傷痛：他們是封建禮教的祭品，是戰爭機器的齒輪，更是用麻木外表包裹著柔軟心腸的普通人。當我們凝視這些影像時，看到的不僅是收尸人手中的木盒，更是一個民族在苦難中掙扎的脊梁 —— 那些被裝入盒中的幼小生命，終將在歷史的記憶里，獲得遲到的尊嚴與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