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一個夏夜，我蜷縮在小愛音箱旁，沉醉于刀郎沙啞且極具穿透力的嗓音：“那馬戶不知道他是一頭驢。”

就在這沉醉的時刻，夫人突然掐斷了Wi-Fi，那激昂樂聲戛然而止的瞬間，奇妙的事發生了——書架上那本久被塵封的《聊齋志異》，竟似被神秘力量觸碰，無風自動，紙頁間“畫皮”“聶小倩”等字樣如靈動的幽光，于清冷月光里凝成青面獠牙的奇幻幻影。

彼時的我尚未察覺，這首突然爆紅的歌曲，竟與三百年前蒲松齡埋藏在淄川古道里的鬼狐精魂遙相呼應，跨越漫長時光，產生奇妙的共鳴。

而在我更遙遠的童年記憶深處，《金瓶梅》宛如被母親藏在五斗柜深處的禁忌珍寶，書脊上“四大奇書”的金色篆字，對年少好奇的我而言，其吸引力遠勝甜蜜誘人的糖果。

明末的市井街頭，熱鬧非凡卻暗藏欲望的漩渦。一個暴發戶摟著新納的小妾，搖搖晃晃地穿行在人群中，腰間銀錢碰撞發出的叮當聲，刺耳又扎眼；同一輪皎潔明月之下，荒郊古寺的青燈之下，一位落魄書生正沉浸在孤寂中，忽聞窗外傳來女子俏皮的輕笑，清冷與喧囂，絕望與希望，交織成那個時代獨特的社會畫卷。

三百年前的兩支筆，一支毫不留情地剖開了人間的欲望深淵，一支細膩入微地描摹著鬼狐世界的浪漫情愛——《金瓶梅》與《聊齋志異》，恰似中國文學的兩面精妙銅鏡，一面將現實的殘酷與虛偽照得纖毫畢現，一面把幻夢的美好與溫暖映照得如夢如幻。

時隔多年，歷經生活的種種洗禮，我才漸漸懂得：原來市井紅塵里翻涌的貪嗔癡念，與荒山野冢中繚繞的鬼狐笑談，本都是同一個月亮之下，人間百態的真實映照。

京杭大運河，這條奔騰不息的歷史長河，其漕船如一條條蜿蜒的長龍，滿載著江南的綾羅綢緞與北方的粗鹽特產，在臨清鈔關前排起綿延的長隊。

這座因運河而蓬勃興起的“富庶甲齊郡”之城，在明朝中期，商稅收入竟占據全國十分之一，鈔關年征銀高達八萬兩。空氣中，脂粉的甜香與銅錢的銹味肆意彌漫，仿佛在訴說著城市的繁華與喧囂。

翻開《金瓶梅》，濃郁的市井煙火氣撲面而來，卻尋不見一絲神話志怪的奇幻蹤跡。西門慶的宅院里，沒有騰云駕霧的狐仙，只有一群被欲望緊緊驅使的男女，在金錢與肉體的骯臟交易中相互撕咬、彼此算計。

蘭陵笑笑生以商人般的精明目光，在“清河縣”這一牌坊的陰影之下，精心鋪開了一張錯綜復雜、欲望交織的市井之網。

西門慶的崛起歷程，堪稱一部明代商業社會的黑色寓言。他憑借著金錢開道，大肆賄賂官員，毫無底線地霸占寡婦財產，肆意玩弄女性，在權力與欲望的泥沼中一路高歌猛進，最終卻因縱欲無度，落得個死時“陽物腫脹如鐵”的荒誕結局。

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等一眾女性角色，或因狠毒算計而令人不齒，或因癡情執著引人嘆息，但無一例外，都成為男權社會無情碾壓下的犧牲品。

令人驚嘆的是，在《金瓶梅》這部看似虛構的運河商埠故事中，竟然沒有一個真正干凈的靈魂。就連那本應六根清凈的佛教尼姑，都淪為了幫閑斂財的幫兇。

誠如一篇評論所言：

西門慶的藥鋪后院，赫然藏著急劇涌動的官場密檔；

潘金蓮的繡花鞋底，還沾染著官鹽販運的余溫；

吳月娘的佛珠串里，纏繞著白銀兌換的世俗念想。

這座看似充滿虛構色彩的運河都市，實則是縮微的晚明社會標本。當那一艘艘漕運船，悠然將江南的精美絲綢運往北方時，如附骨之疽的享樂主義，也悄然吸附在了官商勾結的血管之中。

而蘭陵笑笑生的如椽之筆，恰如一把銳利的解剖刀，在酒肆茶樓的熱鬧喧囂聲中，無情地剖開了商業文明孕育出的欲望腫瘤。

陳敬濟的浪蕩放縱，是商品經濟發展催生的畸形怪胎；春梅的跋扈囂張，是奴婢制度異化出的惡之花。

然而，即便身處這道德全面潰敗的泥沼之中，李瓶兒臨終前顫抖的手，依然緊緊握著對人性溫度的最后一線眷戀。

《金瓶梅》的恐怖之處，恰恰在于它摒棄了所有超自然元素，卻比任何驚心動魄的鬼故事都更讓人不寒而栗。

當西門慶在酒桌上談笑風生、觥籌交錯時，讀者仿佛能親眼目睹權力與欲望如何如慢性毒藥般，一點一點地腐蝕著人性。全書沒有絲毫因果報應的道德說教，唯有冷酷無情的現實邏輯在無情上演——

惡人未必即刻遭受速死，但深陷欲望漩渦者，終究會在自我毀滅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被貪婪的深淵徹底吞噬。

淄川蒲家莊的夏夜，靜謐安詳。月光如水，輕柔地灑落在槐樹枝椏間，仿佛織就了一張銀色的夢幻之網。蒲松齡搖著蒲扇，靜靜地聽著農夫講述著民間促織傳奇。

或許，就在這時，他還能隱約聽見梁山好漢的英魂在殘垣瓦礫堆里輕聲低語。

這位出身沒落書香門第的落第舉子，親歷了清初“科場案”給士人階層帶來的沉重摧殘。他的《聊齋志異》手稿，多次被官府以“妖書”的荒謬名義查禁，命運多舛。

當刀郎那句“那馬戶不知道他是一頭驢”唱出世間荒誕，我們恍然驚覺，《羅剎海市》里那個顛倒錯亂的鬼魅世界，正是蒲松齡留給當代人的一面醒世照妖鏡。

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表面上盡是寫鬼狐仙怪的奇幻故事，但內核卻是對現實最為尖銳的批判。那些在月夜悄然叩門的女鬼、于深山刻苦修行的狐仙，反倒比活生生的人更懂得人間情義。

聶小倩被迫害致死后化作厲鬼，然而，她因寧采臣的剛正不阿而內心有所觸動，最終甘愿助他脫離困境；

《嬰寧》中的狐女天真爛漫，笑容如陽光般照亮世俗禮教的陰霾；

《席方平》里孝子為父申冤，不惜大鬧陰曹地府，其勇氣與執著令人動容。

反觀人類角色，書生常常背信棄義，官吏多貪贓枉法，就連那些自稱捉妖降魔的道士，也可能是欺世騙財的騙子。

蒲松齡巧妙地借鬼狐之口，憤怒地痛斥科舉制度的黑暗腐敗（如《司文郎》）、官僚體系的腐朽貪婪（如《夢狼》）、對女性的殘酷壓迫（如《顏氏》）。當現實世界對百姓的冤屈充耳不聞時，他只能借助鬼魂在奇幻的世界中討回公道——正如《促織》中那只被逼迫獻祭的蟋蟀，實則是百姓被無情壓榨的悲憤呼鳴。

這些披著靈異外衣的精彩故事，實則是農耕文明在面對商業異化沖擊時的一種本能抵抗——當運河商船滿載著揚州瘦馬而來，淄川的書生卻在鬼狐故事里，堅守著最后的精神家園，守護著人性的善良與道德的火種。

大明湖的碧波之上，倒映著兩幅風格迥異卻又相互輝映的文學圖景：

《金瓶梅》的市井長卷，用細膩的工筆手法，將市井生活的種種細節精心勾勒，在胭脂色的暈染中，鮮明地展現出社會的肌理與脈絡；

《聊齋志異》的志怪傳奇，恰似靈動的水墨寫意，以狐蹤鬼跡為筆觸，瀟灑地勾勒出人性的復雜輪廓。

這兩種看似對立的敘事策略，實則共享著齊魯文化的雙重基因——既孕育了孔子“食不厭精”的現世實用智慧，又傳承著莊子“曳尾涂中”的超然哲學思索。

明清之際的山東，正經歷著一場深刻的文化嬗變。運河漕運如洶涌浪潮，催生出繁華的商業經濟；而曲阜孔廟所代表的儒學正統，依舊在歷史長河中熠熠生輝，堅守著傳統文化的陣地。

據《清史稿·儒林傳》權威記載，蒲松齡家族六代皆以教書為業，這種“耕讀傳家”的深厚傳統，使得他既能敏銳地洞察科舉制度對文人精神的異化，又能始終保持儒家士大夫的批判自覺。

而蘭陵笑笑生作為嘉靖年間山東巡撫李開先的后裔，其作品中“以淫說法”的獨特創作觀念，實則延續了陽明心學“破心中賊”的深刻思想脈絡。

當梁山好漢的豪邁樸刀與商賈的精明算盤在文學的長廊中相遇，我們看到的絕非簡單的地域文化拼湊，而是中華文明在歷史進程中自我調適的生動隱喻。

據《續修四庫全書》詳細統計，明代山東籍作家的作品中，高達73%都涉及市井生活書寫，這與同期江南才子佳人小說風格迥異，形成了鮮明的藝術對比。

運河城鎮的極度奢靡，催生了《金瓶梅》犀利而深刻的批判鋒芒；鄉野茶肆里口口相傳的民間傳說，孕育了《聊齋志異》超越現實的奇妙想象力。這種矛盾中的共生共融，恰似泰山南麓的書香杏壇與北麓的繁華鹽碼頭，在齊魯大地的文化經緯中，緊密交織成獨特的文化景觀。

站在臨清舍利塔的飛檐之下極目遠眺，運河波光粼粼，其中似乎浮動著《金瓶梅》的喧囂市聲，而蒲松齡故居的老槐樹，正將一個個神奇的故事撒向浩瀚星空。這兩部跨越時空對話的經典之作，時刻提醒著我們：真正的文學經典永遠不會在塵封的故紙堆里發霉。

當刀郎充滿韻味的旋律喚醒了沉睡已久的鬼狐記憶，當短視頻平臺生動再現了潘金蓮的翡翠屏風，那些飽含運河文化氣息的文字，依然在有力地拍擊著每個時代的精神困境。

在欲望與道德、現實與幻想的永恒辯證中，《金瓶梅》與《聊齋志異》宛如一對文學雙生子，始終為在人生道路上迷失方向的迷途者，點亮著渡向彼岸的希望燈盞。

《金瓶梅》恰似一幅精細入微的明代社會風俗長卷，以細膩筆觸勾勒市井百態。它聚焦市井生活，將家庭瑣事、商業往來、官場黑暗等真實場景一一鋪陳，猶如推開一扇通往明代的時空之門，讓讀者得以領略那個時代的風貌。

西門慶是《金瓶梅》中的核心人物，憑借雄厚財勢在清河縣橫行霸道。他與官場勢力狼狽為奸，不擇手段謀取利益，對普通百姓肆意欺凌，毫無憐憫。

在情感領域，他毫無道德底線，把女性當作滿足私欲的工具。他與潘金蓮扭曲的不正當關系，不僅破壞了潘金蓮原本的家庭，更讓她陷入無盡痛苦深淵。

潘金蓮本是封建婚姻的犧牲品，卻在追求情感與生活的過程中，逐漸異化為對西門慶財富與地位的病態依附，美貌與才情在欲望中消磨殆盡，淪為令人嘆息的悲劇人物。

李瓶兒對西門慶的迷戀，源于對母憑子貴傳統觀念的深信不疑，她將全部情感寄托于權勢男性，連自己的財產也主動奉上，就為了一個男權保護的外衣。春梅的命運，從倔強反抗到反過來有了權勢地位之后，像西門慶一樣縱欲，最終也難逃悲慘命運。

《金瓶梅》對書中女性在情感糾葛中的細膩刻畫，深刻揭示了欲望對人性的侵蝕與情感的扭曲，展現出欲望的無盡深淵和巨大危險。

《聊齋志異》宛如一場奇幻瑰麗的精神盛宴，蒲松齡以豐富想象構建了諸多奇幻世界，狐仙鬼怪與人類的故事在此悄然展開。

《聊齋志異》中的故事多發生在幽深山林、神秘古寺或荒僻鄉村，獨特場景營造出超凡脫俗的氛圍。其中，愛情常以超越世俗的姿態呈現。如《蓮香》中，李氏、蓮香與桑生之間的三角戀，跨越生死與物種，譜就一段絕美愛情傳奇。

蒲松齡筆下人物在情感表達上大膽熾烈，蓮香主動追求李氏，毫不掩飾深情，打破封建社會女性在愛情中的含蓄被動模式，體現出對自由戀愛的向往。在《聊齋志異》的世界里，人物追求情感時不受現實禮教與道德的束縛。

在人物塑造方面，《金瓶梅》與《聊齋志異》風格鮮明，各具魅力。西門慶是《金瓶梅》中封建社會權勢與財富的典型代表，也是欲望與貪婪的具象化身。

但作者并未將其簡單臉譜化為純粹的惡人，他也有對結拜兄弟的慷慨和對李瓶兒難能可貴的真情，使這一人物形象豐滿立體、真實可信。

《聊齋志異》中的人物則充滿奇幻色彩與理想化特質。寧采臣善良正直，不為財勢所動，對愛情忠貞不渝。

在《聶小倩》中，他與聶小倩跨越生死與世俗的愛情故事，展現了人性的美好。面對超自然力量，他堅守原則信念，盡顯人性光輝。

《金瓶梅》與《聊齋志異》，初看之下，二者風格天差地別，似是分處文學光譜兩端，實則蘊含著相通的精神內核。這兩部作品宛如一面鏡子，皆映照出人性的復雜與社會的多面，只是呈現角度有所不同。

《金瓶梅》恰似一座“無鬼之地獄”，以冷峻且犀利的筆觸，毫不留情地撕開世俗社會華麗的外包裝。它像一位無情的外科醫生，將人性深處潛藏的“病癥”——欲望的膨脹、貪婪的肆虐、丑惡的橫行，一一袒露在讀者眼前。

在這個世界里，沒有溫情脈脈的表象，只有赤裸裸的人性陰暗面等待我們去直面、去審視。

《聊齋志異》則仿若“有鬼之人間”，以浪漫奇幻的筆墨，為現實中人們經歷的苦難，披上一層五彩斑斕的外衣。狐女的堅貞癡情、冤鬼的執著復仇，這些超現實的故事，在讀者心間投下一抹溫柔的光暈，帶來些許心靈的慰藉，讓我們在現實的陰霾中，得以尋得一處精神的避風港。

追溯二者的精神根源，終極差異集中體現在對待希望的態度上。《金瓶梅》恰似一首深沉的絕望悲歌，它的旋律中回蕩著人性墮落與社會黑暗的沉重嘆息。

《金瓶梅》中的人物在欲望的洪流中沉淪，社會的肌體被黑暗的瘡疤侵蝕，給讀者留下無盡的悲涼與無奈。

而《聊齋志異》則是在漫漫長夜中毅然燃起的一盞青燈。這盞青燈雖在現實重重迷霧的籠罩下，光芒或許如若有若無的磷火般微弱，但它依然倔強地堅守，為迷失方向的人們指引著心靈之路，傳遞出對美好與正義矢志不渝的信念，在黑暗中點燃了希望的火種。

時光流轉至今，當我們將目光再次投向這兩部作品，會驚覺“太陽底下并無新事”。

《金瓶梅》中描繪的權力尋租現象、物化女性問題，以及《聊齋志異》中呈現的官僚腐敗亂象、道德虛偽本質，這些曾經困擾古人的社會癥結，在當代社會的某些隱秘角落，依舊悄然滋生、蔓延。

當短視頻里“西門慶式”的炫富網紅，以奢華卻空虛的生活吸引著無數目光，讓我們在眼花繚亂中險些迷失；當熱搜上不斷涌現“畫皮般”的騙局，使眾多人深陷虛假外表的陷阱無法自拔。

此時，我們應當銘記，幾百年前的蘭陵笑笑生和蒲松齡，早已以如椽巨筆，為我們精準地寫下了一部部“診斷書”，揭示了社會病癥的種種特征。

然而，殘酷的現實是，面對這部“診斷書”，如今唯一嚴峻且亟待解決的問題是：

我們究竟還要在虛假的表象中“裝睡”多久？何時才能真正清醒過來，以實際行動去探尋人生之光？這是擺在我們每個人面前的時代命題，等待著我們去回答、去踐行。

No.6322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知止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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